李文亮逝世週年：願哨聲依舊響亮

李文亮醫生去世一年了。

去年今天，當人們得知消息時，武漢仍在封鎖中，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來到他生前工作的武漢市中心醫院醫院門口，為他獻上花圈。晚上，人們自發在家中紀念，有人在吹響哨聲，有人在為他吹奏《思念曲》，更多的人默默哭泣，在網絡上向他致哀。如今，病毒依然在全球肆虐，而他留下的最後一條微博依然每天有懷念他的留言，無數人對他傾訴心事。

如今回望李醫生生前的「吹哨」，依然有很多爭議，有很多疑問沒能獲得答案。誰是第一個發出照片和截圖的人？是同為被訓誡者的艾芬醫生嗎？她獲得的那份圈着「SARS冠狀病毒」檢測報告的圖片是真正意義上的「哨子」；而2020年1月1日的官方新聞中因「散布病毒性肺炎謠言」被逮捕的8個人的真正身份和確切經歷，就更是無法知曉了。

儘管官方派出的調查組定調稱，對李文亮的訓誡並不合程序，但其他的被訓誡者呢？恐怕調查組及其調查結果，還有李醫生去世當晚的「反覆生死」、無端消失的熱搜，都是安撫他去世後全國洶湧輿情的公關手段。當時下令封鎖消息的發令者是誰？疫情剛剛冒頭時因湖北兩會而被人為清零，人們自顧準備春節缺乏警惕，最終釀成公衞災難。這一切，沒有任何主官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也從未對逝者公開面對責任。

一年後，全球感染者人數已經突破一億，超過兩百萬條生命因之逝去，疫情最早爆發的中國已經控制住了疫情蔓延，轉而聚焦於防止由跨國流動而導致的疫情復發。與此同時，美國是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歐洲病人的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相比之下，2020年初，我們對中國大陸抗疫的前景的確是過於悲觀了。然而如今，防疫的成果讓人們信心倍增，李醫生的死，彷彿已經可以從對體制失靈的痛惜，轉變為體制成功的代價的惋惜。除了提醒我們那些武漢人民煎熬的日夜真切發生過，我們今天還可以怎麼紀念他？

至少，我們不能忘記李醫生去世時，武漢有多麼像人間煉獄：去世的病人在醫院走廊裏來不及抬走、女兒在車後哭喊着媽媽、有人幾近全家病逝、醫生用垃圾袋當作防護服……那些生離死別與撕心裂肺，無法僅僅當作成就某一刻大局的代價，而一筆勾銷。

事實證明，停止全國性流動，並將資源集中投入疫區的做法，發揮了作用。一度，很多人認為疫情將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認為習近平打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僅僅是加強了輿論控制。這些判斷都錯了。共產黨做到了擁有強力社會管控手段的政權能夠做到的事情。「集中力量辦大事」和技術官僚主導的威權體制儘管不能有效預防健康危機，但可以亡羊補牢。而精確到戶的社區網格員、駐紮各社區的黨群中心等不斷強化的地方基層治理末梢，確實提高了流行病學調查溯源和封閉隔離的效率。尤其不能忽視的是大數據和健康碼，這一切誕生在擁有與阿里巴巴合作管理的「城市大腦」的杭州。而快速投入生產的試劑盒、疫苗等尖端技術，某種程度上也是近些年「工業4.0」等口號下對高技術產業扶持的結果。也正是這些機制，使起初只想在自己小群裏發消息的李醫生和艾芬醫生可以被快速定位到本人，被單位談話、被派出所要求籤下「明白」。

但在宣傳聚焦在抗疫中的國家隊，將成功歸結為政治體制優勢與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時，我們就更應該守護一年前的武漢記憶，這些記憶正在慢慢消失，被某種重塑的語言所取代。

比如，武漢抗疫緊急狀態的成功，真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之成功嗎？集中收治的火神山和集中隔離的方艙醫院，是SARS經驗的延續。武漢封城初期的很長時間裏，醫護人員的出行和物資的運輸都大量依靠當地志願者組織的車隊和服務隊。如果不是記者和民間聲音不斷「討伐」紅十字會的物資分配能力和官僚習性，甚至借用直升機直接「空降」物資到醫院，前線恐怕會長期陷入物資不足的困境。如果不是方艙醫院中病人和醫護人員一起組織志願管理，那麼這些集中收治設施很可能亂成一團，遑論助力控制疫情。然而，到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抗疫的成就越來越被形容成國家能力的證明，而我們越來越不記得在真正危機的時刻，普通人所表現出的合作、互助和連接——還有一點點的勇氣。

相較於普通人危難時刻的表現，權力越來越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在當時的確出現運轉問題。部隊增援並不及時，各種資源高度集中，封城後出現醫療擠兑、基層人手完全不足。而伴隨着城市基層治理密集化，地方上的資金、人才等等資源統一集中到省內「首位城市」，各省首府都開始吞併周邊縣市。城市體積增大，公共服務設施壓力暴增……這些問題在武漢封鎖後集中暴露着：大量在武漢就業的湖北各地人口回鄉後，成為各地「零號病人」，而集中在武漢的人因為大規模感染湧入大醫院後形成擠兑態勢，造成本就不富餘的公衞系統崩潰。直到各地醫護馳援武漢，危機才宣告緩解。

事實上，這些武漢發生過的問題，在一年後的中國社會中沒有好轉。發達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面對散發病例可以維持復工復產，甚至像上海只用封閉一兩個小區。而經濟停滯，人口外流的東北，又或是檢測資源不足，青壯年在城市打工只剩老年人留下的農村地區，在秋冬的疫情面前就格外脆弱。黑龍江望奎縣的病毒在村裏借婚宴等聚會悄然散開，直到成規模才被發現。各地醫保、社保並沒有完全打通，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也意味着繳費集中在大城市，對於人口流失的北方只能說是雪上加霜。而在吉林通化，冬季封城後基層管理人手稀缺，市民要在微博求助稱幾乎餓死，當地政府才開始調配更多人手配送蔬菜。巧合的是，李文亮醫生正是東北人，他自己就是東北人口流失的一個案例。

一年前，筆者猶豫：「治理現代化最先現代化的，是輿情監督和宣傳引導，現代化得最慢的，是政府的危機應變與應急管理。不知後者，對體制真的重要嗎？」今天回頭看，這話也許不太對，至少，在武漢付出了沉重代價之後，瘟疫得到了控制。但是，讓李文亮命陷垂危的諸多人禍和社會問題，並沒有伴隨着抗疫的成功而得到解決，我們會否在未來又一次問出類似的問題？

我們還要再問自己，在一年後的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李文亮醫生？

我們可以參照那些因死去而被人紀念的人。比如自焚而點燃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小販布瓦吉吉，或者是在警暴和種族不平等雙重加害下窒息的黑人弗洛伊德，又或者可以想起許多因政治而遇難的名字，但是比起他們，李醫生既沒有引發運動也不是直接地因政治而死，是否還要說他是「政治性死亡」？

如果我們回到死亡這件事本身，或許可以看得更清楚。2020年2月6日晚上，李醫生被傳出去世消息，而搶救的消息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天凌晨，官方最終定調他於2月7日病逝。有人說，是領導害怕他去世引發輿情，強行搶救；官方則定調，醫生們竭盡全力想要搶救同事，不肯放棄，所以時間長了一些。僅僅是他何時去世本身，就已經是一起公共事件。

一年之後回看，在李文亮醫生逝世時，疫情就已經不是單單的科學問題。之後就更是如此：對抗全球性大流行病需要總體的公共衞生決策。疫苗效力、口罩、封鎖、源頭、療法等環節都是政治議題，甚至染疫及康復本身也可以成為政治秀。回望李醫生被訓誡和意外感染，則是中國政治中長期發展的輿論控制、維穩邏輯的長鏈後果，受害者多於恆河沙數，而殊為特別的是他在這一長鏈的末端主動揭開了「謎底」，亮出了官方出具的訓誡書，讓「不能，不明白」成為表達不同聲音的標誌。甚至，他明確說出「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對自己的政治性有主動的表達，對公共性有非常清楚的認識，這些是他生前就表現出來的，而不幸去世是他最不該遇到卻偏偏遇到的巨大悲劇。

我們知道，李文亮醫生是一個愛吃炸雞、愛看劇的普通中國醫生，還是共產黨員，但是他也並不普通：他在罹患疫症的情況下率先承認自己的吹哨人身份，不但和其他保持沉默的人相比有勇氣得多，而且在現在這個社會環境中足稱可敬。也因此，他身後就成為各種政治態度角力的武器。一些體制的擁護者認為，儘管他的去世是個悲劇，但也只是一個病例而已，況且如果考慮到Covid-19並不是SARS，這樣的消息會引起社會恐慌，所以對他的訓誡並無不可，甚至更有一些人把他斥為炒作者和給別人遞刀的「恨國黨」；官方則温和而曖昧地採取了另一種態度，像賦予其他染疫去世的醫生一樣賦予他烈士榮譽，並且公開宣布「李文亮是共產黨員，不是所謂的『反體制人物』。」另外則通過博物館和各種官方場合宣傳張繼先「疫情上報第一人」的身份，取代李文亮所代表的吹哨人在疫情早期反應中的重要性。更有前往九峰山烈士陵園弔唁李醫生的人發現他的名字在陵園名錄上被貼紙遮蔽。

這些做法包含兩種意圖，一種是消解李醫生的政治意義，還原成簡單的病理性死亡；另一種意圖是要貶低他暗示出的政治傾向，使其所受懲罰合理化，將他的政治訴求變得次要且不合理。這些都說明，李文亮醫生生前的遭遇和所表達的政治觀點具有強大的公共性，並且傾向清楚地導向了不利於體制的一方，以至於體制不得不介入關於他的集體記憶。而其中弦外之聲再清楚不過：疫情從發現到控制，政府已經做到了最好，有且僅有體制的優越性得到體現，向民間傳去警示聲音的、自行其是的個體並不屬於這個故事。鍾南山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談到李文亮，淚水不能自已，並且說今後中國說真話的醫生不會再害怕受到懲罰，這樣的寄願恐怕難以實現。

李醫生去世前說，自己的平反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真相。一年過去了，我們似乎離真相一點也沒有更近。說真話的沉重代價仍然清楚，甚至越來越清楚。我們中間任何一個平常的、甚至膽小自保的人，依舊隨時可能重複他的命運——在某個歷史時刻選擇誠實，帶着恐懼，帶着猶豫。

一年過去了，願哨聲依舊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