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 國家安全法

79歲被捕,關尚義:我已活過不少事,有國安法也要繼續工作

孜孜不倦人權工作超過半世紀,關尚義說他不是一個抗爭型、戰鬥格的人。「你示威反戰的時候,其實是為了和平鼓呼。」


關尚義的辦公桌背後的墻上掛了一副對聯:人因忠信千金托,客為公義萬里來。 攝:林振東/端傳媒
關尚義的辦公桌背後的墻上掛了一副對聯:人因忠信千金托,客為公義萬里來。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按】剛邁入2021年,香港經歷了又一次大搜捕。1月6日至7日,55名參與去年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的人士被捕,被指顛覆國家政權,其中有戴耀廷等著名政治人物,也有不少普通素人,更有一頭白髮的美國公民關尚義。拘捕一幕的背後,是長達半世紀的故事。年輕時,關尚義被美國天主教會派來香港事工,從此一留53年。教會與香港的發展,關係從來密切。1949年後,不少教會從大陸撤退來港,在貧弱香港提供福利救濟,建學校,促醫療,許多外國神父也陸續被教會派來香港,關尚義正是其中一人。在港超過半輩子,他經歷困苦的殖民生活,今天見證動盪的高壓時刻,他說自己還算平靜,而數十年前和香港學生一起耕田的體驗,給了他啟示。

John Clancey,中文名關尚義,79 歲,美國公民,自 1968 年起在香港工作和生活。2021年1月6日,他是 53 名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的人士之一,成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第一位被捕的外國公民。

1月7日凌晨3點左右,關尚義獲准保釋,條件包括美國護照被沒收。

2019 年香港民運狂飆,2020 年北京覆桌清算,2021 年的開始是無盡禁制和抓捕的未完待續。疫症、移民潮、四面八方而來的「司法改革」、「選舉改革」、「國安教育」、「公職人員宣誓」,東方之珠的街巷,夜晚六點已無堂食,八點車流稀疏,再夜就寂如幻夢破碎。

風雲色變中,關尚義看起來很平靜,既無驚惶傷痛,亦無義憤填膺。「我這一把年紀已活過不少事情,就好比文化大革命,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們有看法,事後人們也有看法,我認為歷史會告訴我們最終發生了什麼事。」

可他不是一個束手等待歷史發落的人。「就算有國安法,我們也要繼續為香港的自由和人權工作,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立場。」他平靜地以英語作答,若要閒聊,也可說起流利的廣東話。

獲釋後大約 10 小時, 1月7日中午,他已經重返自己在中環的律師樓工作。那個約莫四五平方米格子間,各種文件從地面堆到天花板,辦公桌背後的墻上掛了一副對聯:人因忠信千金托,客為公義萬里來。

2021年1月6日,關尚義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

2021年1月6日,關尚義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我非常驚訝,但沒有被嚇着

現在或許的確不是關尚義經歷過的最差的香港。

1968 年,27歲的關尚義被美國的瑪利諾教會(Maryknoll)派到香港做神父,「那時的香港也不准示威」。

1967 年,在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和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下,香港工潮演變成左派暴動。7個月的運動中,51人死亡,包括7名市民被土製炸彈炸死,800多人受傷,超過 1900人被檢控。

暴動末期,港英政府修訂1948年訂立的《公安條例》,整合和修訂有關法例,賦予警察批准公眾遊行集會舉行及命令其解散的權力,並訂立極低的暴動門檻——一旦在非法集結中有人破壞安寧,就可視為「暴動」。1970年,港英政府第二次修訂《公安條例》時,「暴動罪」被正式寫入,最高刑罰也從監禁 2 年提高到監禁 10 年。

關尚義來港之前,是美國反越戰示威的一員,「從林肯紀念堂遊行到國防部五角大樓」。1968 年到越戰結束的 1975 年,他在香港繼續參加反越戰的集會,「但我們必須站在美國領事館的地界內,現在那個地方豎起高墻攔起來了,但那時候有片綠地,我們就經常在那裡示威。」

1968 到 2021,香港的領導者從舉辦「香港節」的港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到補貼香港人到大灣區工作的特首林鄭月娥,美國總統從提出建設 “Great Society” 計劃的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變了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變了從療癒出發的拜登(Joe Biden),中國的領導核心則從毛澤東,到了習近平。

50 年不變的是殖民地時期製造的法律武器,「非法集結」、「暴動」的罪與罰今日生機勃勃。在2019 年開始的社會運動,過萬人中被捕,近 700 人被控暴動罪。

同樣相似的,是北京也選擇用法例來回應社會運動。2020年6月30日深夜,北京制定的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該法訂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勾結外國勢力、恐怖主義活動」四大罪名,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特殊案件可以送中審理。

公民參與半世紀的關尚義,耄耋之年,警察上門,第一次被捕、被搜、被羈押、被沒收護照。

「我非常驚訝,非常驚訝,」他連連說,「但沒被嚇着,也不害怕。」

「恐懼和擔心對事情沒有任何幫助,我們就看證據吧,依法辦事。」

2012年5月4日,關尚義參與在中聯辦的一個爭取釋放維權律師的抗議。

2012年5月4日,關尚義參與在中聯辦的一個爭取釋放維權律師的抗議。攝: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訪基層,建幼兒園,香港社工的師傅

這麼說,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比現在好一些?關尚義搖頭,「殖民地系統下的生活並不好」。

初到香港的瑪利諾神父關尚義,學了兩年廣東話之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到位於老虎岩、橫頭磡的徙置區探訪最草根的勞工家庭。

「他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全年只有在中國農曆新年的時候有三到七天的休假,而他們平時每天要工作8到9小時,甚至12、18小時,有時為了趕工,24小時都在工作,」關尚義回憶道。徙置區的生活條件並不好,生育甚多的華人家庭,一家七八到十幾口只能擠在一個十平米左右的空間中,在陽台煮飯,用公共廁所。

神父關尚義平均每週四天到訪這樣的家庭。「我是要聆聽他們的問題,了解他們個人和家庭的需要,也更全面地體察他們的生活」。週末回到教會,他與教友分享自己的見聞。此外,關尚義還為營養不良的窮家孩子建立了一所托兒所和幼兒園,為看不起病的窮人提供義診。

徙置區

香港早起的出租式公共房屋。起源於1953年,香港爆發石硤尾大火,大量基層居住的山邊木屋起火,造成3死51傷,五萬多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先為他們建立了徙置區,其後進一步發展公共房屋,簡稱公屋。石硤尾大火被認為觸發了香港公共住房的誕生。至今,只有石硤尾的美荷樓在內的三座徙置大廈仍未拆卸,美荷樓因有歷史價值予以保留,保育後成為青年旅社。

如是三年,天主教香港教區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找到了關尚義,邀約他成為天主教郊區專上學生的神師。當時,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成立已有十年左右,由香港14所大專院校的天主教同學會組成,宗旨是推動學生運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愛貧為先。

三十出頭的的神師關尚義,大部分時間都與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一起,組織各種體驗和訓練活動,又帶着學生到製衣廠與工人同工同食同住,體驗之後再進行反思和對話,讓學生思考自己可以為解決貧苦大眾的問題提供什麼解決方法。

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

香港英國殖民地高級警官和貪污犯,曾任皇家香港警隊外籍總警司。他在1973年6月成功潛逃英國,逃避警方對他涉嫌貪污受賄而展開的內部調查,引起輿論譁然,事件促成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成立。

1970年代的關尚義。
1970年代的關尚義。圖:受訪者提供
1972年,關尚義當上幼稚園的校監,與學生一起在草地上。
1972年,關尚義當上幼稚園的校監,與學生一起在草地上。
1969年的關尚義在日本。
1969年的關尚義在日本。
70年代,關尚義在印尼與天主教大專生開會。
70年代,關尚義在印尼與天主教大專生開會。圖:受訪者提供

香港的七十年代,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關尚義數着大學生參與的社會活動和變革:反電話加價、保衛釣魚台、「反貪污 捉葛柏」集會…… 後來,他的不少學生成為專業人士,有律師、醫生、老師、校長。

「有次,一個曾經是我學生的社工教授跟他的學生介紹我,說『呢個係我師傅』,我好開心,」關尚義道。

七十年代中期,神父關尚義的「體驗—對話—反思」工作從香港出發,走向全亞洲。他成為了亞洲主教團協會的神師,走向泰國的貧民窟、斯里蘭卡的茶山、菲律賓的農村,同行者除了學生,還多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一齊探討社會中的結構性問題。

我認為人們會像過去一樣找到一條出路,會走到一起,反思過往,並找到自己在現實中可以做的事。人心尚在。

關尚義

1980 年左右,關尚義在香港設立「民族發展亞洲中心」(Asian Centre For the Progress of Peoples), 以香港為基地,希望推動亞洲各國的人權發展。全亞洲,關尚義說,就差尼泊爾還沒去過。

「我們那時是有做些實事的,」他說。轉眼2021年,香港貧富差距依然懸殊,劏房戶的生活與舊式的惡劣住房不相伯仲,而同時間,公民社會、政治制度也面臨衝擊。

今日的香港可有點像回到七十年代?關尚義沒有斷言。他始終認為,香港的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息息相關,沒有真正的民選政府,基層和弱勢的利益無法得到根本保障。

但他還是樂觀。「我認為人們會像過去一樣找到一條出路,會走到一起,反思過往,並找到自己在現實中可以做的事。人心尚在。」

今日的香港還可以繼續擔當亞洲人權倡議和 NGO 的避風港、聚腳點?關尚義說,五年後再來問他。

關尚義在律師樓中工作,他的辦公室事一個小小的格子間,約四十多平方呎,各種文件從地面堆到天花板。

關尚義在律師樓中工作,他的辦公室事一個小小的格子間,約四十多平方呎,各種文件從地面堆到天花板。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來努力提醒政府,香港是有這些權利」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是日大雨滂沱, 56 歲的關尚義也在那一天完成實習,在9月正式成為一名在香港執業的事務律師。

為了與妻子屠凌珠結婚,那時關信義已經還俗十幾年,兩人育有三名子女。人到中年,神師變律師,全因自 80 年代末流亡在港、與關尚義在民族發展中心共事的斯里蘭卡人權律師 Basil Fernando 的一句話:「我們正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去做律師。」

展開全新的事業不算當時得令。回歸前夕,三十萬港人移民,用腳給新政權投下不信任票。不過,新紮律師關尚義毫無去意,反而感到樂觀。

「《基本法》寫得很清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些在國際公約中的權利都會在香港獲得認可、尊重和落實。對於我來講,這是希望的標誌,說明這裡的狀況會慢慢變好,說明香港不會跟從中國的法律和價值,而是會跟從這些國際認可的價值……《基本法》還保證香港人最終可以直接選舉立法會的全體成員,直接選舉香港的行政長官。所以我是那些感到樂觀的人之一,我心想,好呀,那我們就來試試看,我們來努力提醒政府,香港是有這些權利,有這些承諾的。」

現在北京說這些是『西方的民主』,但我會說,那是『國際的民主』。

關尚義

關尚義說,他一直抱持着這份樂觀,直到最近。早於2002年,一批學者、專業人士和政治人物成立組織「民主動力」,希望為泛民主派在選舉中進行協調,亦推動公民教育和政制改革,關尚義也是發起人之一。他如何看待 2014 年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的慘淡收場?

「這是個好問題,」關尚義說。「即便 2014 年發生了那樣的事,即便特首選舉被施加了那樣的限制,即便全國人大擺出了那麼多條件,我還是樂觀的,我覺得,或者他們還是有可能會改變心意,北京有可能被說服,同意落實國際認可的那種民主,而不將那些限制加諸香港。」

「的確,那(2014 年)是對承諾落空的失望的開端,但當時還有有些希望的,希望我們可以朝着民主前進,全面的民主。現在北京說這些是『西方的民主』,但我會說,那是『國際的民主』。」

執業二十餘年,關尚義主打醫療糾紛、司法覆核等公法案件,嘗試結合自己對人權的信仰、倡議於法律工作。時至今日,他仍然對香港的法庭抱有信心。

不過,「我認為香港的法庭,尤其是終審法院,在香港的法治上面對艱難的抉擇」,他說。

「現在,香港同時有了國安法,而這條法律似乎將自己說得比那些權利都要重要。那麼香港的法庭就不得不決定,究竟這些國際認可的權利、這些我們生而為人就應該享有的權利、這些不應該輕易受到限制的權利,是不是都已經被國安法拂到一邊了?」

關尚義執業二十餘年,主打醫療糾紛、司法覆核等公法案件,嘗試結合自己對人權的信仰、倡議於法律工作。時至今日,關尚義仍然對香港的法庭抱有信心。

關尚義執業二十餘年,主打醫療糾紛、司法覆核等公法案件,嘗試結合自己對人權的信仰、倡議於法律工作。時至今日,關尚義仍然對香港的法庭抱有信心。攝:林振東/端傳媒

期待一個開花結果的社會

孜孜不倦人權工作超過半世紀,關尚義說他完全不是一個抗爭型、戰鬥格的人。

「你示威反戰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和平鼓呼。你示威反對侵害人權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人權的落實鼓呼。你示威反對專制國家和政權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民主鼓呼。這永遠是一體兩面的事情,」他解釋道。

這種為社會結構性問題發聲的思想,奠定在關尚義還是神學生的 60 年代。

關尚義回憶道,1962到 1965 年舉行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鼓勵信徒和教會「入世」,在現實生活中實踐愛、公義、真理、和平等價值。1967 年,教宗保祿六世發布「民族發展」通諭:「應勇敢地去面對現在的時局,所有不合正義的措施,都應與以克服、制勝。要發展,必須大膽改革、徹底更新。迫切的改善,應迅速地進行,每人都該慷慨地負起一部份責任,尤其是那些由於他們的教育程度、地位、和權力,有更大工作能力者。」

以「民主動力」司庫的角色參與組織民主派初選,並因此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關尚義說,自己無懼,也不認為有錯。

「我所做的事,是發乎我對於人作為個體和群體的愛,出於我對影響人們的社會結構,包括政治、文化結構的關心。我認為如果是出於愛、出於對人的關懷而去做事,那就不必害怕。」

他們希望這個社會在地下發展,但其實這個社會是要在頂上開花結果的。

關尚義

這樣的心願,一定會實現嗎?關尚義說,他想講一個故事。

舊時在香港火炭,有一位牧師把自己的房子留給了關尚義的一個朋友住,關尚義不時帶自己輔導的大學生去那兒。房子旁邊有塊空地,關尚義於是建議大家一齊開荒,種了紅蘿蔔、番茄、白菜、菜心等六七種蔬菜。

幾個星期之後,紅蘿蔔最先有成果,大家從地裡拔出來,洗乾淨泥土就新鮮吃了。又過了幾個星期,關尚義去地裡一看,發現有剛剛開花的番茄被連根拔起,拋在一邊。「是不是住在附近的小孩貪玩拔掉了?」關尚義問朋友——他們的小菜園有籬笆,但從不上鎖。「是我拔的,」朋友直認,解釋道,「因為紅蘿蔔一個月就能吃了,我以為番茄也是這樣,」

關尚義覺得,紅蘿蔔和番茄,也有點像中國大陸面對著香港。

「我想有些在中國人的人並不完全理解香港和香港的價值,他們也的確不理解國際上的價值。這可能跟他們有限的接觸,跟他們的教育和工作有關,我認為和缺乏耐心也有關,甚至有點太沒耐心了。」關尚義緩緩說道,「就像那個學生,他問也沒問我,就把番茄拔了,太沒耐心了...... 你說是一個類比也好,寓言也好,我覺得問題跟那個故事是相似的,他們希望這個社會在地下發展,但其實這個社會是要在頂上開花結果的。」

關尚義是 53 名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的人士之一,成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第一位被捕的外國公民。

關尚義是 53 名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的人士之一,成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第一位被捕的外國公民。攝:林振東/端傳媒

後記

關尚義獲准保釋之後接受了多家本地和外國傳媒的訪問,也被左派《大公報》以大半版報導指他是「攬炒派神秘導師」

《大公報》指,他有多個名字,既叫 Jack,又叫 John,渲染他身份神秘;指他與民主派的郭家麒、李卓人等創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關係匪淺;又到民族發展亞洲中心門外拍照,指中心辦公地點大門上了密碼鎖、拉上窗簾,似乎不可告人。

關尚義得悉報導之後表示「預料之中」,因為報導出版前一天,該報曾向他查詢有關資訊,關尚義表示自己已經一一解釋:在美國,本名叫 John 的人很多時候也會被叫做 Jack,「我認識李柱銘很多年了,他就會叫我 Jack」;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這個組織建立的時候,親北京的工聯會也表示支持;至於民族發展中心,現在不少員工都在家工作,「但他們去了是不是沒敲門?通常是有人在裡面的。」

「看來他們沒有用上這些資訊,因為跟他們想說的事情不吻合吧,」關尚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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