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年度文化人物

盛世下的香港死亡直播:導演郭臻最想拍的

2019之後,電影上,香港人想要怎樣的娛樂?


郭臻的《夜更》奪得今屆的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
郭臻的《夜更》奪得今屆的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

編按:歲末寒流愈甚,但切膚之寒,顯然並非這個年尾以及可預期的未來最凜人的。趁2021謎底尚未揭盅,端的文化組製作了這輯「年度文化人物」,志從中國、香港、台灣各拾一鋒利切片,切入未來虎口,期冀可由此察看思想之累積與承接,未來若有謎底,我們亦置身其中。專題來到第二篇,香港。訪問上月甫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的《夜更》導演郭臻,他說,他最想拍的,是盛典之下一場死亡。

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街頭瀰漫催淚煙與火舌,從夏至冬,每一個星期都有令人心碎的事情發生,以一組組數字為代表。社會動盪,人們沒心思娛樂,電影院票房自然受影響。

一年後,香港電影的票房及產量沒有太大起色,然而話題不絕。隨6月30日國安法生效,反送中紀錄片《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購票熱潮不斷,但發行機構「影意志」一再表示,場地難覓,電影院拒上,難以滿足觀眾龐大需求。後來兩部電影,都被電檢署勒令加上有如「衰仔紙」(不供養父母證明書)般的聲明,指電影對犯罪行為有細緻描寫。同樣情形,也發生在梁銘佳、Kate Riley合導的短片集《夜香・鴛鴦・深水埗》。

創作自由寒冬將近之際,《十年》導演歐文傑高調宣佈移民,同時周冠威的《幻愛》收1500萬港元票房(儘管只是勉強收回成本),成為全年港產片票房亞軍,引起「黃色電影圈」熱潮。香港人撐香港電影,更有郭臻的短片《夜更》奪2020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然而由於其形式(短片)及刻劃反修例示威的主題,未來或難在戲院上映。《十年》所宣示的十年未到,香港社會已經翻天覆地,香港電影出現一種「獨立製作」諸多受限,卻比主流娛樂媒體更能引起本地觀眾支持的現象——郭臻的作品便是其中之一。

在短片《夜更》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後再見郭臻,他本人還是沒什麼變化——同樣的雷鬼頭、抽手捲煙,在他光顧開的「黃店」戶外咖啡店聊天,寒風中不經不覺談了兩小時,他還用儲下來的印花(便利店或超市的積分小貼紙)請我喝黑咖啡。我問他,都已經拍了十部短片,《流放地》入圍過,到《夜更》終於拿下金馬獎,你覺得自己是個怎樣的導演?

他沉吟半响,說:「懵撚(憨人)囉。」我失笑,但回想整個訪問下來,郭臻確實透露一份憨人的氣息,他鮮有拋書包,也不是有急才急智的那種導演。緩緩回答,細細回想,他有自己的節奏,令我逐字稿的碼字速度也緩了下來。似乎即使外界天崩地塌,也不會改變他的節奏。

《十年》所宣示的十年未到,香港社會已經翻天覆地,香港電影出現一種「獨立製作」諸多受限,卻比主流娛樂媒體更能引起本地觀眾支持的現象。

《夜更》電影劇照。
《夜更》電影劇照。

心甘命抵拍電影

1985年生,2004年入讀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系,2009年畢業,至今完成10部短片。每一組數字都是香港製造。「我不是那種影癡級的導演。一直以來,和創作拍檔討論劇本時,你知道總需要提一下不同作品的名字,通常我都沒看過,常常給朋友笑話。」

郭臻的中學年代只對歷史(香港本地中學課程分為中史及世界歷史)和中國文學感興趣。自言讀書表現一般,挺過中五會考,發現預科的課程編排和教學方法更加沒趣,一周逃學兩三天,預科只考了歷史文學。預科畢業,正正是2003年「沙士」疫情結束,香港市道一面消沉的時候。

當時他只能在家附近打兼職,可以回家吃午飯,省不少錢。某日他的同事說想報讀香港演藝學院,唸電影。他還以為演藝學院只訓練舞台劇之類的人,沒想到可以拍電影。入讀之前,他只有在中學拿著DV拍攝學生會宣傳短片的經驗。郭臻和同事一起報名,又申請到學費資助,在電影電視系唸一年文憑課程,再唸本科。

郭臻找到自己的世界。他說,以前在中學性格較自我,不願和人合作,但是拍電影往往要集體完成,要從編、導、演及各個項目相互協力;而他發現惟獨是電影,令他願意花費心力。「拍戲前一晚我會緊張到失眠,又不怕面皮薄,經常求人幫忙,為了拍電影你叫我跪我就會跪。我找不到其他可以讓我如此投入的東西。」

「那時學院對學生的分工不算明顯,首兩年沒有主修,和同學一起拍功課,什麼崗位都嘗試。歐文傑(《十年》導演)的短片《聖誕禮物》,我是場記。周冠威(《幻愛》導演)當時好像已經是兼職講師。許學文(《樹大招風》導演)更是我功課的tutor。到第三年大家都要競爭考入導演主修,又要筆試又要面試,我是當中的『黑馬』,大家都沒想到我成功考入導演主修。」

「為了拍電影你叫我跪我就會跪。我找不到其他可以讓我如此投入的東西。」

郭臻導演主修時的功課《一天》。
郭臻導演主修時的功課《一天》。

拍攝別人的家,看到自身的家

在郭臻首兩部作品《一天》和《媽媽離家上班去》裡,可以看到他對社會基層、小人物的關注。《一天》講述一個屋邨內的瘦婆每天清早就到魚市場做零工,天光後便挨家逐戶收集紙皮,收入微薄卻要養起被兒子遺棄的孫女。《媽媽離家上班去》則切入菲傭角度,菲傭為家人子女有美好生活離鄉別井,到頭來卻因為長年累月的隔閥,未能共敘天倫。

「我好奇菲傭題材,是因為她們存在卻有很多人不認識她們,每個人都知道她們重要,卻沒有人拍過。當時老師比較擔心執行問題,我和演員言語不同,菲傭大多數要上班,難以遷就拍攝時間。甚至他們覺得,我不熟悉她們的文化,是不是只想消費議題,搏拿獎(希圖拿獎)呢。」

郭臻覺得,當時對學院最大的想法是,一日未拍到成品,千萬不要期望有人明白你。「學系的老師當然會講創作,但是我本來有份幻想,以為學院的存在,是為了幫助有故事想說的人,把成品創作出來。但是當時我要就各種質疑,一一說服老師,如果老師覺得我想法未夠深入的話,會勸不要拍。」

確實,近年有不少香港電影關懷社會弱勢,延績人文關懷路線,可是郭臻的作品,並沒有刻意炮製議題大雜燴。他記得那時寫《媽媽離家上班去》的劇本遇到瓶頸,老師陳慧不斷質問他「為什麼要說這個故事?」。終於他把自己逼入牆角地思考,發現他想說的,是自己與媽媽的關係。

「我是家中幼子,有幾個姐姐一個哥哥,因為媽年紀大時生下我,我和她其實有好大代溝。我以前常常不體諒她,直到拍這部作品,才算是某程度感受為人父母要承受什麼,要想什麼。《媽媽離家上班去》拍最後一組戲前,我和主角閒聊,她很輕描淡寫提起某年回鄉,家中的幼子認不出媽媽,一直躲在爸爸身後。那晚是平安夜,會放煙花,煙花爆開的一瞬間,幼子受驚便抱住她的手臂,她就哇一聲大哭了。我再努力去拍,其實只能拍出那些真實當中的一小部份。」郭臻一邊聽一邊哭,拍完戲後打電話給媽媽,那天媽媽在醫院。

郭臻導演主修時的功課《一天》,戲裡瘦婆逐家逐戶收紙皮,有個郭太太和她聊天,知道瘦婆沒法到魚市場打工,說會幫她留意工作。他說,《一天》同樣是真人真事,瘦婆經常在他的屋邨出沒,起初以為只是一個獨居長者,後來發現她還要照顧孫女。郭臻的母親會在瘦婆上門時請她喝湯。經過觀察瘦婆這個人,他慢慢生起想要拍攝她的念頭。 迂迴地把母親放到自己的作品內,問郭臻想不想拍自己的家?他想了一會兒,說自己仍未準備好。「一想像到要在媽媽前擺鏡頭,經過鏡頭凝視她,想一想已經受不住。我不懂得形容這份感覺,可能是尷尬,可能怕不知怎面對。」

確實,近年有不少香港電影關懷社會弱勢,延績人文關懷路線,可是郭臻的作品,並沒有刻意炮製議題大雜燴。

《媽媽離家上班去》。
《媽媽離家上班去》。

小人物本土到底,便能普世

從此,郭臻的每一部短片皆自出於名為「香港」的機杼,南亞勞工、老人、的士司機、外傭,無一不是香港的一份子,卻又隱藏在繁忙的都市風景中。

「其實是那些人物先吸引了我,我便想拍出來,看看其他人有沒有一樣看法。」《一天》、《媽媽離家上班去》先後奪得中國、台灣以及歐洲獨立電影影展獎項,他說不少觀眾都在短片中想起自己的家人,即使外國人也一樣。郭臻以為電影拍得太本土,未必有人明白,但結果出乎所料,現在才明白電影只要本土到底,就可以走到世界不同角落。在德國參加學生影展期間,冬天平日晚上10時放映學生短片,照樣滿座。甚至之後有個婆婆在戲院認出了他,走過來說她看了《一天》。

郭臻說,他想拍的人物,都源自身邊的現實,因為來自現實,處理上也傾向平實,令觀眾相信那些事有在發生。他望向街上,早上穿越街道的上班族、推手推車運貨的工人、貨櫃車司機在車內吸煙,都是每日擦身而過的人物故事。

「我還是很希望能拍出人性當中的幽微的地方,就像文學一樣。大概觀眾看我作品裡的香港,都不會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某程度上人吃人,生存大不易。不過我覺得香港人都有種韌性,像《一天》的瘦婆不願承認兒子棄養,拒簽文件以申請綜援,那是她面對苦難的尊嚴。又像《流放地》的南亞青年,明明一天經歷許多壞事情,回到板間房,煮營多麵(Indomie)吃,站在別人房門前看電視,就好像遺忘了所有事情。無論什麼階級,大家心底裡都有份愁緒,有一種纏繞大家的不安感,生活朝不保夕,隨時幻滅,所以心靈一直都漂泊著,要以韌力維持或對抗。」

談著談著,郭臻偶遇一位同行阿鹿。兩人寒喧幾句,阿鹿提到,他們兩人以前常到牛頭角另一條街光顧食肆,老闆、員工都熟絡,然而他們都是「藍絲」(持不同政見)。「所以我今天來到這邊買午飯,沒想到見到你。」阿鹿說。郭臻也同意他們說的話有夠難聽,自自然然到其他地方消遣。

郭臻對我說:「經過反送中,有很多人平時你和他們關係其實不壞,但去到政見就一定說話難聽。他們不是惡人,卻又難以相安無事地相處。所以想用電影去表達。」

《夜更》也是一部相當本土的作品。郭臻以「不黃不藍」的的士司機角度切入反修例運動,不少情節、畫面都使香港觀眾為之心神激盪。今年香港電影有不少獨立作品,彷彿傳遞著不少電影人回應時代的逼切欲望。而郭臻出色之處,可能是拒絕定義,拒絕界線,像當中糾纏不清的劇情、紀實元素。

「個人覺得其實兩者真沒有明顯的界線,現實充滿戲劇張力,街上有很多故事,只差在我觀察得到與否。《夜更》一開始定位是劇情片,但我覺得劇情既然發生在2019年的時空,好自然就要拍攝正在發生的事件。主演蔡志強當時有問我,到底角色的政治立場是什麼?我會說他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罵歸罵,不是事實的就不用罵。蔡志強便想起一些同行,不同意反送中運動,卻同情青年人。我一聽,這個演繹倒不錯。」

想過拍清潔工被困在廁所一整晚,呼吸的盡是催淚氣體;想過拍南亞老伯因為警察封路而迷路,獲年青人幫助回家。反修例運動令郭臻產生很多故事。他認為起碼自己生涯中有至少一部作品和反修例有關,《夜更》是當中完成得最快的一個。

「無論什麼階級,大家(香港人)心底裡都有份愁緒,有一種纏繞大家的不安感,生活朝不保夕,隨時幻滅,所以心靈一直都漂泊著,要以韌力維持或對抗。」

郭臻導演的《浮瓜》。
郭臻導演的《浮瓜》。

拍電影快,時勢惡化得更快

「如果因為拍攝《夜更》而令我有事,其實今時今日真的不意外,但沒得擔心。」他舉《十年》的《浮瓜》作例子,指《浮瓜》比《夜更》更加直接表達政治意識。故事講述香港十年後,中聯辦官員趁建制派派發食米予街坊期間,策動一場恐襲,由此加速香港成立《國家安全法》。十年未到,今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如假包換,實實在在籠罩每一個香港人頭頂。影意志今年推出紀錄片《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送檢電檢署期間,破天荒被電檢署勒令加插聲明,指電影內容「對犯罪行為有細緻描寫」,影意志追問署方聲明的基礎是否出自《國安法》,對方一直不置可否。

一直以來,但凡牽涉到政治信息的電影,往往會被戲院以「商業決定」為由拒絕上映,即使《地厚天高》、《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迴響甚大,也無法上戲院。在2015年《十年》之後,在戲院看有香港政治意識的電影,已成絕響。惟一寬慰是,外國政治意識的電影仍未遭禁,觀眾仍然可以到戲院看堅盧治(Ken Loach)的電影。以《夜更》為例,電影院不會上映,反而台灣觀眾可以在戲院看到,香港人只可以在網上,以及在社區放映、私人放映等場合觀看。

「隱憂一定多,可是我感覺又未必是很大束縛,因為我們早就經過要說服大家一起走下來的階段,日後不能夠直接講,就用其他方式。再者我不是一個為議題信息拍電影的人,最重要是人物與故事吸引到我,才想拍出來看別人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郭臻目前仍未拍出個人首部劇情長片。在創作環境漸漸惡化的今日,拍攝長片牽涉更大資源,也因此投資者、演員對劇本題材相當敏感。拍過《十年》,又以《夜更》奪金馬獎,會否日後更難以開拍長片,成為遺憾?

「不擔心。對我來說短片也是一個獨立的存在,不是長片才叫電影,短片的力度和重要性,未見得比長片差。當然人一世物一世,起碼想試一回拍紀錄片和劇情長片,但是如果拍不到,那不是因為我不想拍,而是環境不容許,又有可能是我實力不足⋯⋯說實話,看看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總有辦法低成本拍到長片,應亮也做過,只是現在真的較麻煩的問題是,發放作品渠道受限。我想觀眾在戲院看我的作品,大銀幕始終比投映機不同。」

「日後不能夠直接講,就用其他方式。我不是一個為議題信息拍電影的人,最重要是人物與故事吸引到我⋯⋯」

《夜更》電影劇照。
《夜更》電影劇照。

盛世下的死亡

去年催淚彈特別多,街頭瀰漫火焰和毒霧,人人身心受創。在「悲情又有點鼓舞」下,郭臻想起了發生在2012的「南丫海難」,未來他想拍出一場盛世下的死亡。該年十月一日國慶煙花匯演當晚,一艘香港電燈載客船遭港九小輪「海泰號」撞擊,瞬即沉沒,事故共造成39人死亡、92人受傷。

然而8年後,17名遇難者家屬發公開信,批評警方至今未完成事故調查,令死因庭未能召開。他們指警方和多個政府部門冷待事件,林鄭月娥不聞不問。同年11月,律政司決定不再就海難起訴任何人。

「我覺得海難隱喻了很多東西,可以說這是香港本身的死亡直播:國慶日下的沉船,安靜的海面,8年後仍拿不到死亡證。如果召開死因研訊,可能會像周梓樂一樣,有好多可以翻案的資料。可是事實當年部份肇事官員還升官,明明白白是一場慶典下的死亡。」 從郭臻關心的人事可以看到,香港電影發展到今天,《國安法》通過,創作自由一再受壓,電影人卻變得更加關心自己城市的傷痛,族群的苦難。不論地位高低,電影人都渴望以創作表達內心的說話,而不再像以前般考慮市場,考慮賣座要素。

從《幻愛》高踞全年港產片票房亞軍(1500萬港元),及受戲院停業影響的話題作《夜香・鴛鴦・深水埗》,到在社交媒體上已乏人留意、被視為親共的傳統主流娛樂媒體,或一般因「商業原因」拒絕上映香港人關心的題材電影的電影院,不難看出,在2019年之後,說出自己的故事,才是當下香港人想要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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