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聲稱採訪到朱軍的記者，和他的「獵殺受害者」同盟

12月22日，一條「#朱軍首次回應#」的熱搜話題再次引發中國大陸網民對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的關注。距案件首次開庭20天後，拒絕出庭、在事件中一直保持沉默的央視主持人朱軍，於個人微博轉發其受訪長文《推開K127那扇門，朱軍「性騷擾」案真相調查》，並表示自己「承受了巨大恥辱」，「從未觸碰過那位女士一分一毫」，希望「毫無證據的就給人處以私刑」不會成為社會慣例。截至當日晚，這條微博被轉發6千餘次，收穫近4萬條評論，位於評論榜首的網民回覆質問朱軍：「清者自清，那你為啥不出庭」。

《推開K127那扇門，朱軍「性騷擾」案真相調查》一文由微博帳號「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下文簡稱「理記」）撰寫發布，截至發稿已有超過5千萬閱讀，2.1萬次轉發。作者自稱，經多方調查和實地走訪，發現弦子在微博對被騷擾時的描述，和與警方筆錄中是不一樣的，主要體現在未披露性騷擾細節、性騷擾場所非密閉、曾有十幾人進出等。在文章中，理記還將為弦子在微博發聲的網友麥燒同學稱為「某發達國家環保NGO組織工作人員」，文末又表示弦子、麥燒頻繁接受境外媒體訪問並參與相關活動，朱軍則在社交媒體中被「凌遲」，公眾活動也不再露面。

針對這些質疑，弦子、麥燒與代理律師王飛隨即發文回應。作為直接當事人，弦子重述了案發的經歷細節，表示這是一次對公眾的公開「筆錄」，指責理記「移花接木」，並再次聲明希望得到法院的公開審理。弦子在陳述中對理記披露的細節均一一回應及反駁，指其被侵害期間僅四人曾進出——兩人為朱軍身邊工作人員、兩人為觀眾，自己則因不信任和過於恐懼失去了求助機會。與此同時，麥燒也解釋了參與朱軍案的緣由，更表明其曾任職的環保組織從未涉及女權相關項目。弦子的代理律師王飛，則闡述了調取監控視頻、要求被告到庭等條件的正當性。

輿論分化和MeToo運動的互聯網發聲困境

在弦子微博評論區，支持她的網民佔多數，不少人提到自己的經歷： 「也許同類之間有一種特殊的磁場，讓我一開始就能感應到你的痛苦，相信你說的都是真的，不管發生什麼都有我們在呀，歷史和善良的人們永遠站在你這邊」。也有人贊許弦子公開經歷的做法十分「勇敢」：「公開的人是一束束微光，他們可以在社會、司法等層面對性暴力事件有所影響，在推動立法、在搭建心理救助通路上有所幫助。」

與此同時，不少網民指出，理記在歷次公共事件中已是「劣跡斑斑」。更有網民進一步表示，為理記的文章轉發聲援的人中，有大量都和理記一樣，擅長將矛頭指向維權者，製造事件的「反轉」，比如@燒傷超人阿寶 @上帝之鷹 @地瓜熊老六 等。一組微博被不少網民合併轉發，包括作家@潘海天 指出理記用「話術」重新編排了筆錄內容，誤導讀者往歧異去理解；以及作家@曾鵬宇 起底理記在歷次輿論事件中的對事實的扭曲、對維權者的攻擊。

另一邊，理記的長文下，眾多網民替朱軍忿忿不平：「朱軍根本沒有任何嫌疑。」同時也聚集了大量對弦子的質疑、包括攻擊其外貌的留言。不只一種聲音在評論區暗示，弦子事件或與境外勢力有關，因為弦子借由該案成為女權運動領袖。他們指訴訟案件成了「政治運動」、性騷擾發聲是文革等。長文的轉發欄中，更包括新浪微博CEO王高飛的帳號「@來去之間」。

目前，微博仍舊是中國輿論事件的主要聚集地，因其言論廣場性質，而主要承擔著時事新聞的輿論影響。但這也使微博在熱點事件中姿態曖昧，討論可為微博帶來流量，微博也設置了熱搜榜單等可以影響輿論議程的功能，雖然這些依舊受制於整體的言論環境，但平台也是輿論事件中，不可忽視的一角。

女性議題活動者肖美麗觀察，網絡中反對女權運動的聲音對於有誤會或有反轉的案件會特別關注，例如不久前的清華學姐性騷擾案，及劉強東、鮑毓明等未被現有法律支持的案件。肖美麗告訴端傳媒，這些網民多以「要相信法律」、「要理中客」等論述自居，他們也在MeToo運動中也建立了自己的反對和質疑話術，扣「境外勢力」的帽子正是其常用手段。

事實上，中國大陸法律層面對於性騷擾認定的舉證責任一向非常嚴苛，甚至難以完成。例如，弦子所主張的「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作為民事案件的獨立案由（註：案由是指案件涉及的具體法律關係）直到2019年1月1日起才正式施行。此前，性騷擾個案往往以「人格權糾紛」、「名譽權糾紛」等案由立案。澎湃曾對過去非獨立案由的性騷擾相關案件進行統計，在109份判決書中，法院曾對性騷擾事實是否存在進行討論的僅有16起，當中10起被認定性騷擾不成立——以口頭舉證為主，被認定「證據不足」。

端傳媒記者也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查閱到12 件以「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為案由的審理，其中7件以原告撤回告終，一件以調解結束。3件被支持的案件中，多有病例材料、行政處罰認定書、聊天記錄公正等多項難以辯駁的證據佐證。

在極少數能夠被法院嚴謹支持的性騷擾案件之外，是大量證據難以蒐集的隱形案例。新氧聯合《南方週末》發佈《2019中國女性自信報告》中提到，三成女性曾遭遇職場性騷擾。在2018年公益組織「074法律女性熱線」的調查中，表示曾遭遇性騷擾的女性更高達7成。

然而，中國互聯網及言論氛圍對於性騷擾的發聲卻並不友善。與性騷擾相關的「MeToo」、「米兔」、甚至「俺也是」等關鍵詞早在中國MeToo運動伊始便進入了審查詞彙列表。是次事件的當事人弦子也表示，自己的事件無論引起多大範圍的關注都未上過熱搜，開庭審理更無法獲得中國大陸境內媒體的報導。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對端傳媒表示，因為朱軍的著名央視主持人的身份和國民度，「與權力高度相連」，使得這一事件異常敏感。端傳媒通過傳媒業內人士獲悉，在弦子事件中，官方要求媒體不得報導，只能以公告為準。《財經》、《全現在》等內地媒體關於弦子案開庭的報導悉數被審查刪除。

但理記的報道「活」了下來。

理記和他的「獵殺受害者」聯盟

此次發布採訪朱軍（朱軍否認接受了採訪，但表示內容是他和朋友的談話）文章的理記，已經在輿論場活躍了多年。理記原名張洋，曾以遼寧廣播電視台廣播新聞採訪部主任的身分出現在公共事件中。一位中國大陸的資深媒體人告訴端傳媒，2017年的杭州縱火案是理記的影響力高點，也是他的方法論在公共視野成型的時間節點——「他在姿態上看並不是最張牙舞爪的，反而會一直強調要看證據，要客觀。但所有不同的事件，最後矛頭都落在了事件的受害者、弱勢方、訴求方那一面。」

2017年，杭州一個高檔小區的保姆縱火燒死女主人及其三位子女。隨後，死者丈夫連續發文質疑綠城物業的消防安全工作疏漏，要求追究物業責任。理記趕到杭州，物業集團高層接受了理記的直播採訪，向遇難者家屬表示道歉的視頻也由理記發出，但他並沒有直接採訪到死者丈夫。

其後，理記發佈了名為《杭州縱火案調查全記錄》的文章，表示死者丈夫要求一個子女賠償一個億（後被其他媒體事實核查證偽），將此事的輿論熱度推上高峰。不過理記並未直接透露這個消息，而是以「一直關心杭州保姆縱火案後續溝通事宜」、「向綠城核實」等名義，隱晦地透露出這個「聽來的」消息。

「他們慣常使用攪渾水、半真半假、影射、暗示的方式來發表言論。」方可成形容理記等人在輿論場中的角色為「搗蛋者」，即在輿論事件中攪渾水，不斷模糊討論焦點，帶領風向的角色。「從他們的語言風格、句子邏輯可以看出，他們其實不是來認真討論的。」

杭州縱火案是以理記為代表的「搗蛋者」的一次集體登場，他們也在輿論場展示了一套成熟的輿論戰模式——前述資深媒體人稱之為「獵殺受害者」。

在理記將杭州縱火案死者丈夫立為靶子不斷攻擊後，燒傷超人阿寶（北京積水潭醫院燒傷科副主任寧方剛）也加入陣營，暗示家屬「並非無辜」、「吃自己親人的人血饅頭」。同時，意見領袖@奧卡姆剃刀（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械工程學院信息工程系副教授，受官媒正面報道的「科技達人」） 也圍繞理記放出的「要求一個孩子一個億」的說法，對死者家屬進行顯微鏡式的「客觀分析」，同時與大量網民進行辯論，使死者丈夫和他的同情者不斷進行「自證清白」，關於此案的輿論始終無法離開這一議程。這種議程的修改被他們稱為「反轉」。

這三人也因在此事中發起輿論戰的表現而被部分網民貶稱為「微博三蛆」，但同時也收穫了不少追隨者。同時，還有不少有一定影響力的網民，也和他們使用了相似的輿論戰方法。比如，網民@李子暘Lee 進行了一次情緒審查，表示死者家屬太冷靜，令他「不寒而慄」。

在歷次影響重大的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理記等人以這套方法論進行輿論介入。

2016年，有受害者曝光楊永信用電擊治療「網癮」，事件引發社會關注。理記以「中立」姿態發文，對此事是否屬「非法拘禁」和「虐待」進行文字遊戲，並暗示打擊楊永信是遊戲廠商在試圖洗白「網癮」。同樣，@奧卡姆剃刀 也在此事中以爭議性觀點捲入，他痛斥遊戲玩家是精神被控制、沒有倫理的「小惡魔」。

2017年1月，麗江女遊客被打毀容事件中。理記以裁剪錄音（當事人放出了完整錄音）的方式，捏造被打女遊客一天通過交友軟件約會三名男子，才導致事件發生。

2019年，理記質疑一個因向4S店維權而走紅網絡的奔馳車主，表示對方的研究生學歷是假的，且因詐騙而被警察立案調查，被車主持證據反駁。

根據作家 @曾鵬宇 的整理，理記在巫山童養媳案、江歌案、苟晶案等數十起公共事件中，均涉嫌歪曲事實，或從道德角度攻擊維權者，製造「反轉」現象。儘管在輿論場遭到大量網民的批評，但是理記仍然成為活躍在微博上的意見領袖（擁有500萬粉絲），被許多網民視為不懼強權、不媚大眾的敢言者。

宣傳管制與聽話的「搗蛋派」

回望十年前的輿論場，方可成表示，當時在自由派的帶領下，輿論話題重點圍繞在批評政府、反思體制、宣傳民主社會的先進理念中，而隨著自由派一個個被噤聲，2015年共青團中央等政府大V的崛起，輿論尺度逐漸收縮。與此同時，在輿論事件中攪渾水，讓討論失焦，引導不同陣營對立的「搗蛋派」出現，也在這一背景下上台「填補空缺」。

時評記者陳迪昨日在微博表示，這種「宣傳管制」反而「造就了一個扭曲的業務空間」。他說，因為有體制身分的當事人不得接受媒體採訪，而沒有新聞採編權的人和自媒體私力發布會被刪帖，所以反而機構媒體的個人成員以非職務行為的私人形式進行新聞發布，可以存活下來。他認為，這種「私家新聞」不受機構約束，又可以在新聞管制下取得獨家，提供了多少事實是存疑的。

前述資深媒體人告訴端傳媒：「理記會參與很多有禁令的話題，但是他不會跟監管方的意圖出現嚴重的利益衝突和立場衝突。所以他一直在做著規矩以外的事情，但是一直都沒有被規矩摁死。」

這種另闢蹊徑為官方立場背書的現象並非孤例。2017年3月，微博意見領袖@耿直的MT 發了一條極具爭議的微博：「我相信中國媒體人中得有大多數至今認為當年克拉瑪依大火是領導先走的，彭宇是被冤枉的，以及我爸是李剛是濫用職權。然後，這些人控制著輿論公器，引導著輿論，還自我感覺良好的裝著逼」，迅速引發熱議。

@耿直的MT是《環球時報》新媒體部副主任高雷的個人微博，發出這條微博後，他又轉發了一條讀者評論，該評論稱克拉瑪依大火的「領導先走」是大火之前老師教給學生的「禮貌」，「我爸是李剛」全句是「救人要緊，我爸是李剛，我跑不了」。儘管有憤怒網民在隨後和他的辯論中援引官方材料指出這並非事實。但在漫長的辯論中，討論的焦點數次轉移，而@耿直的MT 對歷史的「改寫」，因為抨擊的是對體制的批評聲音，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在當年由共青團據報的「全國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選活動」中，高雷獲得推薦，其「向上」事跡包括「希望用自己的文章讓我們的輿論場和社會變得更理性，抵消網絡上的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和公知大V通過炒作和斷章取義的報道而煽動起來的非理性乃至對立的情緒」。

端傳媒實習記者甘明、樂佳文、胡夢琦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