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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農民抗議現場:莫迪急推新改革,誰收割利益,誰被收割?

農民持續反對政府修法,而政府智庫官員表示,印度的民主太多。


2020年12月2日,印度新德里,農民抗議政府自9月底推動的農業改革。 攝:Raj K Raj/Hindustan Times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2月2日,印度新德里,農民抗議政府自9月底推動的農業改革。 攝:Raj K Raj/Hindustan Times via Getty Images

12月8日,全印度各地的農會發出號召,要求舉行全國大罷工,以抗議執政的印度人民黨修改三項農業法案的決定。早先,來自全國各地的抗議農民已經抵達首都德里的邊境。與此同時,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和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等遙遠省份,當地農民也組織抗議活動,聲援德里街頭的人群。

這三項新的修訂是印度人民黨各類改革計劃的一部分,也被農民們稱為「反農民法」。在上世紀的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印度完成了一場「綠色革命」:大規模引入拖拉機,高產種子和化肥,最終使糧食生產自給自足。從此,印度北部以錫克教徒為主的旁遮普邦變成了印度的糧倉。全印每年出產的小麥和大米中,來自旁遮普的比例達到了20%和9%。

綠色革命的另一遺產是,印度政府承諾以固定協議價格收購農產品,催使農民提高生產力。如今,隨着新農業法案提上議程,這一制度行將不保。農民普遍認為,新法案會改變原先的收購制度,進一步威脅農民的生計,從而只有利於那些天生具有壟斷性質的大企業。

2020年12月12日,印度新德里農民的一次抗議集會。
2020年12月12日,印度新德里農民的一次抗議集會。攝: Yawar Nazir/Getty Images

農民不賺錢

農民們發起罷工的12月8日當天,印度人民黨控制的卡納塔克邦立法會通過了一項邦級立法,允許非農業居民購買農地。這一立法爭議重重,因為農民們認為其傷害了自己的利益。反對黨、賤民團體和農民們聯合起來抗議立法。不少農民從數百公里外趕到,組織隊伍向立法會大樓進發。警方對此嚴陣以待。當天上午10時,立法會大樓召開會議,門外駐守了密集的警察隊伍,他們手持木棍封鎖了周圍道路。警方允許抗議者去旁邊的「自由公園」(Freedom Park)集會,但是不允許他們到達邦立法會大樓。

在集會人群中,我遇到了來自卡納塔克邦北部南迪卡塔(Nandikatta)村的農民喬基(Shivanand Jogi)。喬基今年51歲,在六英畝(約合36中國畝)的政府公地(Bagar Hukum)上種植甘蔗,粟米和水稻。農民耕種政府公地沒有任何正式文件,是印度農業中的默認現象。喬基一邊在努力根據政府政策索求這塊地的正式所有權,另一方面也在應對近年來的農業危機——種地的利潤不斷下降,成本不斷攀升。像他這樣的中等規模農戶,很擔心新農業法案下自己會失去土地,變成無地勞工。

喬基種植三種農作物,都以不高於政府最低保障價格(Minimum Support Price)出售。他一般用2.5英畝地(約合15中國畝)種稻米,單季產出4500公斤;另外的1.5英畝(約合9中國畝)的土地種上粟米,一季能收穫約2000公斤,剩下的土地每年種一季甘蔗,能收穫4000公斤。為了這些作物,他要從年頭忙到年尾。

農民西萬納徳·喬基(Shivanand Jogi)。

農民西萬納徳·喬基(Shivanand Jogi)。圖:作者提供

喬基說,要種出1公斤稻米,花費大約是10盧比。也就是說,他每個種植季要在水稻上花費45000盧比(約合4738港幣)。這裏面包括了平整土壤、育秧、肥料、用水、收割、清潔,以及包裝和運輸。喬基一般依靠季風雨灌溉作物,但也會抽用地下水以防季風不穩定。至於收入,稻米的政府收購價則因州而異,也取決於質量。去年天氣很好,單產很高,收購價達到了每公斤19盧比,一季能賺40000盧比(約合4200港幣)。但是今年,他的出售價只有13.5盧比(約合1.42港幣),一季收成下來只賺了15750盧比(約合1657港幣)。此外,喬基的粟米每年能賺12000盧比(約合1263港幣),甘蔗能賺大概22000盧比(約合2315港幣)。因此他一家的年收入大約是49000盧比(約合5150港幣)。在印度,像喬基家擁有的土地面積,已經算是大農戶。不少小農只有零散的小塊土地,收入也遠比不上喬基。

在政府收購量之外的稻米,往往賣給私人商販,這些商販與農民協商的價格要比政府收購價低很多。2020年9月,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通過了三部新的農業法案,旨在允許農民自由交易,不用再受到許可證或政府儲備的限制,從而促進商業競爭,提高農民收入。

但很多農民不覺得這些修改對自己有利。在政府頒布新法例之前,農民就已經私下自由地交易各種農產品了,只不過很多交易並沒有法律基礎。

國家收購對喬基來說也有問題。儘管政府為稻米制定了最低保障計劃,從農民那裏收購收成,但貨款卻常遲交兩到三個月。而喬基需要現金週轉。由於支付拖延,他常常有陷入債務陷阱的風險,或者需要把農產品賣給私人收購方。後者支付的價格低於政府收購價。私人買家給喬基開出的稻米收購價是13.5盧比一千克,他們從他的田地裏直接運走農產,並立即保證付費。喬基說這有助於他維持其他農作物所需的資金,並維持家用。甘蔗和其他農作物也是類似,大多數糖都是由國營糖公司或少數私人公司購買的。但公司常常延遲採購,這使得甘蔗原本11個月就可以收成出售,卻有時要在田裏停留近15個月。收割的延遲會導致糖分減少,從而減少收益,也阻礙了下一季的種植。因此,喬基這樣的農民也常常低價出售甘蔗。

在新的自由市場改革中,政府取消了國營農業市場的收購義務。這讓喬基感到他會進一步被市場攤薄利潤。他認為佔印度農戶的80%以上的小農戶會在新法律下被私人企業控制。更多的批評者們則認為,政府沒有修復現有法律的漏洞,反而進一步削弱了法律規管。

「我們家祖上三代都是農民。這個年齡,我也不能轉去做其他工作。如果政府不允許土地轉到我名下,甚至沒收我的土地,我該怎麼辦?」喬基擔心。「無論我是否賺錢,我都會繼續種田,我只知道做這個。」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剛剛讀完中學,另一個在一家私營工廠工作。「我的兒子們不想繼續務農。但如果每個人都不做農活了,誰來養活大家呢?」

2020年12月8日,印度阿薩姆邦的農民在黃瓜農場工作。

2020年12月8日,印度阿薩姆邦的農民在黃瓜農場工作。攝:David Talukdar/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誰會吃虧?

在「2020促進與便利農產品貿易法案」之外,政府還通過了「2020農民賦權、保護與價格保障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法案修正案」。印度人民黨政府在反對黨的抗議中匆忙通過了這些立法。農民最大的擔憂則是政府會否取消收購農作物的最低保障價格,這將對農民造成致命打擊。

「2020農民賦權、保護和價格保障法案」,實質上禁止了各邦政府對本邦國營市場以外的農產品買賣收取費用。儘管有幾個邦擁有農業法保護農民的利益,但中央立法超然於這些法律之上,令全國範圍內將來都可以推廣合同農業。與此同時,新法案也剝奪了農民的合法訴訟權。其中第13條規定,任何人只要「懷着善意或真誠地」執行這一法案中的規定,那麼就不得對他們「提起訴訟,起訴或其他法律程序」。這條條款事實上令農民難以起訴政府或公司對他們的盤剝。

例如,農民斯里拉姆(Sriram )告訴《端傳媒》,在印度全國封城前,有一家果汁公司和自己承諾收購大量番石榴。因此他準備了收成,然而就要交貨時,2019冠狀病毒疫情爆發,這家公司隨即關閉了收購部門。斯里拉姆的番石榴賣不出去,全部投入都打了水漂。而公司沒有任何賠償,因為「不可抗力」條款在突發情況和自然災害中生效。斯里拉姆不得不把番石榴丟在街上任由它們腐爛。

在班加羅爾郊區,67歲的萬塔卡帕(Ventakappa)近年來經營玫瑰種植。一開始,許多公司來到農村收購,並且以較高的收購價引導人們種植玫瑰。然而當幾年之後土地因為過度種植和缺水而產量下降時,這些公司就轉去和其他地方的農戶簽約了。

在農業大省——北方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印度巨頭ITC和百事等跨國公司承包農業,採購小麥、水稻、馬鈴薯。百事多年來以將農民告上法庭而著稱。現在,新法律對農民更加不利,農民擔心這將進一步鼓勵公司剝削他們。因此,不僅是小農,富裕的農民也擔心新的農業法案,許多人都加入到這場進行中的農民抗議中來。

2020年12月2日,市民在警察路障附近的一次聚會中為抗議農民準備食物。

2020年12月2日,市民在警察路障附近的一次聚會中為抗議農民準備食物。攝:Mayank Makhij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誰會得利?

誰會是新農業法案的受益者?人們目前認為最大的獲益者會是兩家巨頭: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信實工業(Reliance Industries)和戈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的阿達尼集團(Adani Group)。他們將進軍食品和農業供應鏈。在新的法律下,大企業更容易一次性購買或租賃數百英畝土地,推動合同農業,把一切都整合進自己的供應鏈,最終用供應鏈駕馭客戶。而新法例又讓農民更缺少應對壟斷企業的法律武器。

對這些批評,莫迪政府的發展與改革部門「轉型國家研究院」(Niti Aayog)首席執行官阿米塔布·康特(Amitabh Kant)抱怨說印度的改革會很艱難,因為印度享有太多民主。

42歲的賽義德·卡尼·汗(Sayed Ghani Khan)來自距班加羅爾100公里的曼迪(Mandya),他對《端傳媒》表示,政府完全沒有聆聽農民的意願。

賽義德是個很成功的農民,擁有十英畝水田。他種植稻米,還種芒果、甘蔗和蔬菜,並且通過農民合作社的網絡銷售產品,並獲得政府頒發的傑出農業獎。不久之前,中央政府官員邀請他參加了一個座談會,尋求他的建議,希望法案能夠改善農民的處境。賽義德在會上表示,農民的生產到消費者餐桌之間的一大障礙是運輸,因此他建議政府安排車輛幫助農民對接產地和市場,這樣農民就不用為了節省運輸成本而低價將農作物賣給私人商販。然而政府顯然沒有采納他的建議。

農民Sayed Ghani。

農民Sayed Ghani。圖:作者提供

「我要求他們為農民創建運輸鏈。但法律只是剝奪我們的權利。如果他們不想聽農民的話,那找我們提建議幹什麼呢?」

印度農業中的國家採購,長期以來保證着農民可以在一些很難盈利的作物上維持生活。以蔗糖產業為例,製糖業缺乏有意願進入的私人投資,因而總體上是個買方市場。農民常常面臨採購商延期收貨導致甘蔗爛在地裏的情況。也就是說,雖然國營糖廠會拖欠貨款,但整個領域都交給私營企業也並會改善這一情況。

在班加羅爾的抗議人群中,邦農業價格委員會前任主席卡馬蒂(Kammardi)博士與農民站在一起,他認為,政府不能突然將自己控制着的甘蔗,小麥和稻穀的產量和採購量未經辯論和討論就完全交給私人。他擔心政府未來會放棄補貼,不再為農業研究和大學提供資金,最終農產會變成一個壟斷市場,像信實工業和阿達尼集團這樣的大公司會掌控產業鏈條,最終,小農會成為市場中的徹底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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