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國與香港電影多半與金馬獎切斷聯繫，金馬獎作為華語電影領頭羊的地位遭到削弱，其關注視野也因此自然移向東南亞，這兩年開始都有不少星馬作品獲得提名。但即便以再怎麼高的標準來看，《南巫》都足以被稱為一枝獨秀之作，片中論及傳說、巫術、祭祀舞、人與神，透過張吉安戮力設計的魔幻寫實基調，獨特影像氛圍令人心馳神往。
在故事開篇，張吉安以皮影戲搭配說書式的開場，點名情節的背景與主旨：「這是1987年，關於吉打象嶼下，人與邊界、巫界的故事。」走進故事，我們看見的住在象嶼山下村落的一家四口。從南馬嫁來的的阿燕（吳俐璇 飾）對吉打當地的風土民情並不理解，在眼見丈夫阿昌（徐世順 飾）得罪鄰居之後忽然惡疾纏身，甚至口吐鐵釘，也不由得相信或許真有降頭搞鬼，遂踏上為丈夫解咒的旅途。
張吉安說，這樣看來頗為獵奇的情節，其實是取自他兒時的真實回憶。不過他也強調，這類巫術降頭對他而言是再日常不過的存在，卻在香港電影《南洋十大邪術》（1995）等九〇年代港片的渲染之下，變成異常驚人恐怖的妖術，視覺效果驚人，好像中了就沒命一樣，小時候看了都覺得好笑。他說吉打人反而傾向將這類降頭視為成一種小病，如同頭痛與感冒，要解決並不困難。
不過對他而言，降頭有其象徵性的意義，表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也成為了一種社會制約的存在。張吉安指出吉打位處馬來西亞半島西北部的邊界，與泰國毗鄰，以暹羅人（泰裔）與馬來人為主，華人則是少數。他形容生活在邊界的人難以感受到安定感，對國族的認同也不穩固，小時候看電視都經常接受到泰國的訊號，自己第一首學會的國歌反而是泰國國歌。這種不安定感對少數族群而言尤其強烈，張吉安指出也是因為這樣，當地華人特別追求以民間信仰來得到慰藉，只要能夠安撫自己、發財，不管是哪一族神明都可以拜。
這是因為這樣的出身背景，張吉安對類似民間信仰的傳統總是特別著迷，反覆提到暹羅文化對他的影響。他發現暹羅人的在地文化真的是什麼都能拜，並以「立體」來形容他們的信仰。因為凡是什麼人過世了，就有可能變成一個人型神像，被拿來膜拜。因為在泰國的文化，任何人死後都可能變成神明。
帶給他非常大衝擊的體驗，是看了泰國導演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榮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2010），那是他第一次發現東南亞的民間習俗可以被述說得這麼鮮活而生動。
「在我小時候，比如說那些傳說的神怪，不是漂過來的，都說是某某人看到門口有一個人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原來是神來的；或者拿督公就出現在某個人的門口；或者是誰家裏面的人去世了，祂突然間有一天回來坐在家門口，很多人看到了，也沒人去打擾祂。」張吉安憶起童年聽見的一些奇聞。
「我雖然沒有看過，可是我身邊經常有人看見。你看《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波米叔叔的老婆去世了，突然就出現了。然後他的兒子就變成了猩猩，大家看到好像把它看成很自然。」張吉安接著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就是虛和實之間能夠把實的部分放在這種奇幻題材。我覺得，對！我也應該這樣子。他（指阿比查邦）其實開啓了我，原來奇幻電影可以這樣子來做的。」
受到阿比查邦的影響，在《南巫》當中也出現了人型的田伯爺，張吉安說祂其實是負責照顧稻田的神明。他說當時每個馬來人或暹羅人凡是種田，都會在田旁邊建造一個稻田屋，只要好好祀奉田伯爺，祂就會照顧好你的稻田，如果沒有好好祀奉，祂可能一氣之下破壞了稻田就一走了之，遠走暹羅。
不過在1980年代後，馬來西亞真正落實政教合一，這類民間信仰逐漸被視為旁門左道，現在已經不再祭祀，年輕一輩華人已然不識田伯爺。這也是為什麼劇中阿燕去拜訪馬來人的巫師時，遭到百般婉拒，張吉安說這些時代之下、國家的政策無形之中讓一個民族的民俗文化就此被連根拔起。不過因為長期深根地方進行文化的採集工作，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去述說這些「細節」。
「把所有真實的東西都放進去了，會覺得很過癮。就是說把所有東西都還原，稻田，我真的是用稻田；然後比如招魂的儀式，皮影戲、音樂，然後裏面有一段大家可能聽不出來，蔡寶珠在稻田那邊的見到她斷頭的兒子的時候，那暹羅的咒語是我唱的。我學我爸爸唱的。」之所以有能力唱這段咒語，也是因為張吉安的父親正是暹羅派的解降師，不過他也強調拍攝過程中沒有靈異故事，打趣地說也許正是因為自己的背景，「那東西都不敢來」。
至於為什麼會選用皮影戲開場，張吉安有自有一套道理，指涉了它與電影之間的關聯。他說：「皮影戲在當地來說其實是拿來招魂的，這個媒介基本上就是我最早接觸的電影，在我童年記憶裏面很深刻。我覺得這有一種儀式感，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片，我就想用第一個畫面，讓大家看到這是一部電影開始了。」
關於上述提及的種種細節，張吉安也提醒觀者留意他片中關於「兩個土地公」刻畫，從中國或台灣傳來南洋的土地公放在家中，而門口祀奉的反而是當地特有的神祇拿督公。他說明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兩個土地公的形象，家裏的土地公跟門口的土地公，說明華人對於土地的敬仰基本上是有外有內的。中國傳來的放在家裏，然後在地的是在門口。你可以感受到華人的離散史，他們的身份認同基本上是有兩種的，尊敬這片土地，但是也離不開原鄉的寄託。可以從中窺探出對於這種身份認同的對比，一個裏、一個外。」
正是因為對這類民間信仰、超自然力量的全盤接納，導致當地人行事上特別謹慎，深怕一不小心冒犯了彼此而萬劫不復。張吉安說許多人看了這部片，總將重點擺在到底是誰對阿昌下了降頭，不過他卻認為如果將前因後果理得太清楚，有可能會形成一種指責，所以它寧願淡化這個部分，不讓觀者去判斷降頭是真是假、怎麼來的。他說道：「很多東西沒有辦法說的太清楚，你說的太清楚的話，仇恨就加深了。」
「回到整個社會一個比較大的面向來說，它（巫術）基本上就是整個馬來西亞的政治。」張吉安解釋道：「政治都是少數服從多數，所以馬來西亞的華人是少數的話，就是要服從多數。當政治這種所謂弱肉強食的形態越來越明顯之後⋯⋯很明顯的，其實政治就是一種巫術，你會很聽話。所以我說巫術其實是這部電影的引子，它是一個引導的符號，其實裏面我說的還是族群、邊界、種族，甚至是身份認同，甚至對政治的一種不信任，那種懼怕。」
在劇中，不斷出現類似「華人教育領先時代」、「多講華語，不說方言」這類的政令宣導，它的源頭是來自於1979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推行的講華語運動，政策目的是為了扭轉新加坡華人因不同籍貫出身而使用不同方言的習慣，要求華人以華語（普通話）與英語作為主要溝通語言，以利推行國家政策。
張吉安說新加坡的政策對馬來西亞華人也造成深遠影響，劇中來自新山（鄰近新加坡）的阿燕（吳俐璇 飾）亦然，對孩子也有同樣的要求。對此他的總結是：「大至一個國家、中至一個社會，小至一個夫妻間的關係，再更小的話，母親對待孩子的方式，教育的方式，都是以強來壓制弱的，這種心態它其實就是一個降頭。」
不過即便對華人的處境有一些深刻的反思，張吉安依然明確地說，自己絕對反對以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標籤來述說這個故事，他也對於某些馬來西亞華人導演特別喜歡將華人置放在一個被害者的角度而感到有些不以為然。他指出：「悲情容易吸引目光，可是這種悲情很多時候它是很表面的。我覺得真正悲情的東西，它並不是一個有機會到國外留學，然後有機會每天生活得很好的人訴說的悲情。真正走到民間去感受這些邊緣人物的生活，悲情之中，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欲生欲死。」
「很多東西你經過思考，它有兩面的。他真的是被迫害嗎？，還是他不願意去認同他另外一個身份？」張吉安緊接著闡明了自己的身分認同：「我本身非常認同馬來西亞的國語是馬來語，然後我是馬來西亞人，我是以馬來西亞人為先的一個人。我的民族是華人，是漢人，所以我必須要說我的民族漢族，我們說華人其實不太準確的，我們叫漢民族，然後我們的國族是馬來西亞人。可是很多人，他們從小就被灌輸說，你不需要把馬來語或者國語學好，沒有用的。」
「你對於這個身份認同其實是處於一個很矛盾的狀態，你拿著馬來西亞國民的身分證，可是你卻不認同這個國家的國語是馬來語，還有你的馬來西亞人的身份。所以我覺得迫害這種東西是⋯⋯你都沒有把你自己該有的身份給釐清，你把所有東西都是歸咎在迫害，其實是非常很單面的。」張吉安總結道。
為了不讓自己以表面的態度去觀察馬來西亞的社會脈絡，張吉安為了自己第一部長片《南巫》，其實磨了十幾年，期間做過很多不同性質的工作。他在2000年從電影系畢業之後曾經擔任過剪輯師，但工作內容卻是將韓劇修改成符合國家審查的版本，負責剪去吻戲和床戲，後來覺得太侮辱別人的作品，決心要做出一個自己原創的作品，所以才轉進媒體圈。
早期他曾為香港電視台製作的一檔靈異節目，過程中很認真地透過民眾的口述歷史，去爬梳一些鬧鬼地點的背景，最後他發現那些地方之所以出現這些怪事，可能與當時曾經不堪的、悲情的歷史有關。但是因為角度太理性，香港人回覆他：「沒有人想看這種東西，太嚴肅了！」殊不知那些節目可能已經是《南巫》的雛形之作。
後來張吉安入選國家廣播電台擔任廣播人，做起介紹電影的節目，談論法國新浪潮、小津安二郎、費穆、黑澤明，一做12年，過程中他著力於公民抗爭，不過他隸屬的終究是國家單位，無法太過明目張膽，於是他以口述歷史、歌謠與鄉音採集或者組織（暗藏批判情節的）戲曲演出來接觸地方，他跟主管說：「我不是做抗爭，我是在告訴大家，在地文化的精髓，讓你看到這個地方的美好。」
2017年，張吉安形容「火燒到身上了」，就在大選前一年，他離開了廣播領域，剛好也順勢回到自己的電影之路。多年下來對土地的深切觀察，讓他得以有了更豐沛的創作養分。他先拍攝了指涉馬來西亞種族衝突513事件的短片《義山》，也有計畫發展成長片（即今年參與金馬創投的《五月雪》），但因為這個題材的計畫資金太高，才轉而以《南巫》作為自己的首部長片。
許多人未看之前以為《南巫》是一般鬼片，但其實創作初衷上，張吉安心裏所想著的是侯孝賢的《童年往事》（1985）。張吉安說道：「畢業之後，我一直在想，我也有我的童年往事，這一個故事一直在我的腦海裏面盤旋。」在這一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他終於得以一償宿願，拿著金馬獎獎座向自己的啟蒙老師侯孝賢致意，引來全場喝采。
被問到未來會不會擔心馬來西亞政府的審查與刁難，張吉安倒是毫不客氣地說：「我沒有擔心，也沒有顧慮，也沒有沒有想這個問題。反正你要創作了，你還去理會環境的限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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