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較於作為文學寓言的《一九八四》，哈維爾的故事則是來自他對共產政權下的現實社會觀察。表面上，哈維爾所說的也是極權主義下的意識形態操控，但我們必須注意他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文中的中心思想：雖然活在極權之下，仍然要磊落地生活（living in truth）。蔬菜店老闆並沒有如溫斯頓那樣被洗腦，他貼上標語只是基於害怕、麻木和自保，故選擇跟極權控制下的「和諧社會」保持一致。因此哈維爾的建議才是有效的：蔬菜店老闆，或任何極權下的順民，其實都沒有完全被洗腦，因此他們才有展現真誠磊落生活的機會。

謊言與後真相

要鞏固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必須由政治謊言開始；要撼動政治權力，也多數由揭破政治謊言入手。

謊言從來都是極權主義的最強武器。要鞏固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必須由政治謊言開始；要撼動政治權力，也多數由揭破政治謊言入手。近年香港屢屢籠罩於各種謊言、流言、以及篡改集體記憶和社會認知的政治論述之中，例如近日港府高調宣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過去一年則有無視警察暴力的種種言論，甚至反指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涉嫌參與721暴動」而拘捕他等等，在輿論中引起軒然大波。不少人認為，香港政府倒行逆施，指鹿為馬，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大量製造政府謊言。亦有人覺得奇怪，如此一些明顯不過的謊言大話，當權者竟可如此厚顏無恥地說出口，卻仍有不少建制支持者相信附和。我們可怎樣理解這個政治現象呢？

2016年，當特朗普（台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牛津英語詞典》也將「後真相」（post-truth）選為年度詞彙。與一般「謊言」不同的是，「後真相」不在乎真相，只關心言論所發揮的效果，政客信口開河，發表各種未經證實、似是而非或斷章取義的言論，以搏取支持，或煸動群眾情緒。借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的說法，這根本是「胡說八道」（bullshit），胡說八道不是騙子，因為騙子知道真假，而選擇站在造假的一方；但胡說八道者卻完全無視真假之分，他們不管說話內容真假，只關心言論能否發揮他們所期望的煽動效果。

與一般「謊言」不同的是，「後真相」不在乎真相，只關心言論所發揮的效果，政客信口開河，發表各種未經證實、似是而非或斷章取義的言論，以搏取支持，或煸動群眾情緒。

很多論者均以集體的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來解釋為何「後真相」會在當政治領域裡盛行，並指出政客籍言論放大了社會上群眾的集體情緒，使群眾愈來愈傾向以主觀感受，而不是客觀資訊，建立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認知。為了減低「後真相」對社會輿論的殺傷力，fact check （查證事實）也在近年大行其道。本來說，謠言止於事實，這是千百年的古老智慧，所謂 fact check 也不過如此。但網絡世界大大增加了謠言傳播和認知偏誤的擴散速度，fact check速度往往追不上。

「後真相」的政治操作一般是一浪接一浪，由於不在乎真相，政治成本很少，故不用花費精力去掩飾真相，政客往往在謊言被揭破之前，便已經拋出另一個言論，以轉移社會輿論的視線。簡言之，在「後真相」政治盛行的環境裡，fact check比製造流言費時，成本也較高，在公民社會表現疲弱，缺乏足夠的資源去進行戳破排山倒海的「政治胡說八道」之時，政治謊言很容易成為「新常態」。

2020年是香港公民社會衰落的一年。反修例運動轉趨沉寂、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反覆，再加上「港區國安法」形成一道隨時可落的刀，過去的沸騰民氣已無以為繼。根據《立場新聞》進行的調查， 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民間的憤怒和恐懼感同時大幅增加。而反對派政治人物被搜捕、抗爭前線的學者遭大學辭退，網絡言論審查的陰霾令大眾普遍擔心失去工作、甚至被拘捕，而不敢再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寒蟬效應明顯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英國大大放寬持 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香港人在英國居留的限制，旋即引起民間新一波的移民潮。「棄守香港」想法瀰漫著整個社會，進一步削弱公民社會的活力。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方能明白今天香港政治謊言橫行的現象，既不是單純的「後真相」政治操作，也不全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操作，而是兩者的混合。歐美「後真相」政治是借民主體制發展民粹政治，著名例子有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當選。而香港的謊言政治卻是一種「準威權」的現象，即為將香港政治變成威權政治作準備。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方能明白今天香港政治謊言橫行的現象，既不是單純的「後真相」政治操作，也不全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操作，而是兩者的混合。

過去三十多年，香港政治一直建基於「一國兩制」的政治神話。「一個兩制」是中國政府對香港人的承諾，而香港人亦一直依靠它來理解香港政治，當中既包含了香港人對國家主權和民族的認同，也有著對中共統治的戒心和恐懼。因此，香港政治上最大的謎團是：「一國兩制」到底是不是真的？內地和香港政府從來沒有公開否認「一國兩制」，只是拿它作為政治宣示和行動的「修辭」，但同時又在現實政治操作上一步步向香港人說明：「一國兩制」將會（或已經）不存在。

遠的事情不說，單是反修例運動的強烈鎮壓，以及通過實施「港區國安法」，「一國兩制」已無法再令普遍香港人相信。從這個角度看，「一國兩制」之說，以及任何聲稱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的言論，都成了「後真相」式的胡說八道：當政者既不在乎其言論者真偽，更不在乎民間是否相信，他們只關心這些政治謊言是否達到「讓香港走向威權」的政治目的。

今年九月初，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指「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民間來不及全面反駁，政府官員和建制陣營就已紛紛表態，宣稱「三權分立」並非香港政制的一部份。這個完全違背香港政治常識的說法，至今已有多方論者反駁，在此不贅。但必須指出，當網上紛紛指摘高官言論「指鹿為馬」，所說的並不僅是「把鹿說成是馬」，「將『有』三權分立說成『沒有』」這些混淆是非之言，而是恰恰重複了成語典故裏的政治故事。

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一直為香港人所擔心的「紅線」問題，至此真相大白：沒有紅線，人們只能跟從政府的口徑。

秦二世時，丞相趙高圖謀作亂，便故意指著一頭鹿，硬說成是馬，秦二世不信，便問群臣，群臣懼伯趙高，有人附和，也有人沉默不語，卻沒有一人說出真相。由此看來，高官聲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一方面既是順從中共收緊對香港管治的大方向，與「港版國安法」同一脈絡；另一方面，則如趙高的試探一樣，用以測試香港社會對中央的順從程度。在這一邏輯下，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一直為香港人所擔心的「紅線」問題，至此真相大白：沒有紅線，人們只能跟從政府的口徑。

逆向陰謀論

憤怒、恐懼和絕望這三種集體情緒進一步籠罩著社會，即使人們對當政者的倒行逆施已十分清楚，但在上述種種無法排遣的情緒下，莫說是抗爭運動，就連昔日公民社會的活力也無以為繼。

另一種今天常見的政治謊言操作是逆向陰謀論。去年反修例運動中出現嚴重警察暴力事件，卻經常被警方砌詞淡化和轉移視線，例如常以「適當（度）武力」形容警察的暴力行為，又以「暴徒」稱叫被警察襲擊的市民。一年以來，網絡上大量流傳關於警察暴力使用過度武力的影片，同樣，各種未經證實或無法得到確認的傳聞消息亦相當多，例如「721」懷疑警黑勾結、「831」傳聞警察打死人、新屋嶺虐待和性侵傳聞、大量懷疑被捕者「被自殺」（例如陳彥霖）、以及被捕者送往內地拘禁的消息等。這些消息經過長期的發酵，形成了民間巨大的憤怒情緒和對警察的憎恨。

在運動初期，民間早就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一訴求，以圖澄清傳聞、還原真相。但政府和警方一直無動於衷，更反指網上流傳的是假新聞、假消息、甚至指控記者和網民捏造謠言。

在面對真相未明的重大社會事件時，出現大量疑真似假的消息是相當普遍的，主流媒體與網民積極進行 fact check，以釋除社會疑惑，而不是任由消息散播、煽動集體情緒，是成熟公民社會的表現。然而政府和警方卻是反其道而行，將傳聞和查證通通斥為陰謀論，以圖避開討論和調查的責任。一般來說，陰謀論是指一些未經證實、無法查證或已證明錯誤的訊息或信念，因為某些認知偏誤而被某個特定群體所相信，繼而拒絕接受任何質疑該訊息或信念的言論。但政治上的逆向陰謀論則是，當政者把一些不利自己的傳聞斥為陰謀論，試圖轉移輿論視線，以防止這些不利傳聞在民間繼續傳播，也撇清了向公眾交代真相的責任。

政治上的逆向陰謀論則是，當政者把一些不利自己的傳聞斥為陰謀論，試圖轉移輿論視線，以防止這些不利傳聞在民間繼續傳播，也撇清了向公眾交代真相的責任。

在自由民主國家，政客以逆向陰謀論回應不利自己的傳聞，是有限度的。當社會輿論聲音太大，政客在壓力下是無法迴避的。但當前香港政治的逆向陰謀論操作，乃是需要有兩個條件的配合，才能發揮作用。

第一個條件是政府「視民意如浮雲」。香港的議會和選舉制度的先天缺陷裏，已成為高官不顧百姓、倒行逆施的藉口。過去香港政府仍會顧忌嚴重的民望低迷會影響政府施政，甚至高官權位，在董建華時代，高官醜聞或失去民心可以間接導致下台，如梁錦松、葉劉淑儀乃至董建華本人，也莫不如此。即使到了梁振英時代，梁振英不再尋求連任，坊間分析，部份原因也是他大失民心而無法進行有效管治所致。但時至今日，不論是林鄭月娥本人還是香港警察，民望之低，是史無前例的，卻仍穩坐大位，也無需付上任何政治代價。

當政者已不在乎民望和民意，甚至流露著對民間社會的憎恨，更令當政者無視這政治醜聞會否被揭露，因為在短期之內，他們並無政治風險。但長期來說，為免遭到清算，他們亦只能以逆向陰謀論的方式淡化消息在未來的殺傷力。

第二個條件是政府已掌握禁止傳聞散播的工具。「港區國安法」又再次成了政府的「殺手鐧」，張曉明曾經說過，「港區國安法」中有「引發特區居民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憎恨」一條，並舉例有人謠傳港鐵太子站打死人，將不滿情緒指向警方，是「子虛烏有，出於惡意」，那就可能犯法。這一說法完全是內地維穩的套路，即以國家機器禁止公民社會散播及追查不利政府的消息。當然今天香港在網絡審查和國安人員搜捕散播消息者的操作，仍遠不如內地般成熟，在維穩制度架設完成之前，逆向陰謀論便成了一種過渡性的政治操作。

簡言之，不論是指鹿為馬式政治謊言，還是對不利政治傳聞作逆向陰謀論指控，都是為了尚待完成的威權政府作準備。在可見將來，政府將會更加積極利用具體的國家機器操作，實行滲透力更強的威權管治，而無需再利用過多的政治謊言。例如「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言論所針對的主要不是司法獨立制度，而是基礎教育。當謊言蘊釀時間充足，民間政治常識被改變，集體記憶也被篡改了，當政者就可如取如攜地改寫教科書，嚇唬教師必須依循官方版本教授學生。這是一種洗腦教育。

另外，像林卓廷突被控以「涉嫌參與721暴動」一類的政治檢控，一方面是借控告轉移視線，製造「721」事件是一場「暴動」而非「警察縱容黑社會襲擊市民」事件的假像，從而維持警方逆向陰謀論的操作；另一方面，雖然這類缺乏實質證據的檢控，是很難成功入罪的，但警方動輒把反對者拘捕和檢控，將其拉進司法程序，已是司空見慣的手段。一來可給反對者造成精神困擾，也能對社會產生震懾作用。

同樣地，警方和政府已不在乎民間反應，反而透過司法程序，當政者更能看清楚司法體制內部不同法官和司法人員的政治立場，也能收「指鹿為馬」式的試探作用。

今天香港政治已失去了真誠和理性，不論政治謊言的具體操作方式如何，背後目的都是為了擾亂社會的正常運作，圖謀進行日後的大清洗。

總之，今天香港政治已失去了真誠和理性，不論政治謊言的具體操作方式如何，背後目的都是為了擾亂社會的正常運作，圖謀進行日後的大清洗。回到文章開頭的兩個故事，歐威爾只描述了一個絕對威權化的社會狀況，哈維爾則指出了反抗威權統治的可能性，但兩人均未有討論到，從一個自由社會轉變成一個威權社會，是如何發生的？現今香港就是一活生生的例子。

政治謊言的破壞力，在於消磨民氣，破壞公民社會進行理性討論、監察和批評政府的效能。憤怒、恐懼和絕望這三種集體情緒進一步籠罩著社會，即使人們對當政者的倒行逆施已十分清楚，但在上述種種無法排遣的情緒下，莫說是抗爭運動，就連昔日公民社會的活力也無以為繼。

如何自救？

悲觀地說，我們可以做的並不多；但若我們還希望堅持磊落生活，以下幾點，仍然是可以深耕細作地去做。

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小書《論暴政》（On Tyranny）是一本上佳的民間自救手冊，它具體而細緻地演釋了哈維爾所講的「磊落地生活」。例如書裏說不盲從權威、珍惜我們的語言、相信事實、當求真者、保持冷靜和勇氣等，都很具啟發性。面對香港政治中的準威權政治謊言，悲觀地說，我們可以做的並不多；但若我們還希望堅持磊落生活，以下幾點，仍然是可以深耕細作地去做：

一、不要接受陰謀論思維。這裏的建議是，我們甚至不應該盲目不信任政府，不要認為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陰謀。陰謀論者擁抱認知偏誤，甘心臣服於自己的偏執情緒之下，而拒絕接受任何理性卻違反其主觀感受的討論和觀點。正如前面所講，「後真相」式政治胡說八道者根本不在乎真相，只關心政治謊言的煽動效果，而逆向陰謀論的操控亦揭示了當政者一個心態：反正市民都不信，政府說什麼做什麼，也沒關係。因此，拒絕陰謀論，對當政者一言一行繼續保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盲目地不信」，公民社會的民氣才能得以保存。

二、Fact check重要，但分析謊言也重要。現在香港所面對的，不只是真相被掩蓋，還有當政者如何操作政治謊言。正如法蘭克福所言，面對騙子，你可以用「事實」拆穿他的「謊言」；但面對胡說八道的人，這一招就未必管用了。因此在堅持 fact check以外，我們也需要對政治謊言進行脈絡分析，分析謊言背後的原因、運用策略，以及對社會的影響等。

內地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除了來自官方機構，也有賴網絡上大量的水軍和小粉紅。在香港的網絡上，亦有大量親建制KOL（不幸地，前特首梁振英正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和社交群組，替政府的政治謊言帶風向。在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和零散化的狀況下，個人很容易忽略一些看似荒謬絕倫的政治言論，對社會整體產生的微觀滲透作用。因此，除了謊言的內容，也須認清謊言的論述建構方法。

三、堅持一些你確信的政治原則。政治謊言足以破壞社會原有的政治信念，只有堅持信念，不忘初心，政治謊言才不能肆無忌憚。例如香港是有三權分立的，一些過去抗爭運動的訴求，即使已被禁止說出，其中理念也應該轉一個方式，持續地說出來。

四、不要放棄你身邊的人。公民社會就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建立出來的，一旦關係切斷，公民社會被廢棄，個人成為孤島，當權者使有機可乘。那是《一九八四》給我們的教訓之一。因此，除了上述三點之外，最後這一點，就是把上述三點跟你所認識和信任的人分享，好像自己和身邊的人都真切地感覺到：面對極權，你和我都並不孤獨。

（鄧正健，居於香港，文化評論人，偶而寫詩，小說及劇場文本。修讀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字花》編輯，現職大學講師）

參考書目：
1.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1948.
2.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3. Harry G. Frankfurt, On Bullshit, 2005.
4.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