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鄧正健:政治謊言、後真相與陰謀論肆虐,香港人還可如何自救?

面對香港政治中的準威權政治謊言,悲觀地說,我們可以做的並不多;但若我們還希望堅特磊落生活,這幾點,仍然是可以深耕細作地去做。


2020年9月12日,九龍夜景。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9月12日,九龍夜景。 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距離極權有多近?先看兩個著名故事。

第一個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男主角溫斯頓(Winston Smith)活在一個充滿謊言、處處遭到「老大哥」監控的極權國度。他在政府的真理部工作,每天工作就是炮製謊言、篡改歷史。他生活上一直遵從黨的旨意,但內心卻萌生反抗控制的想法。他試圖悄悄跟情人幽會,交換反對政府的想法。怎料一切原來都在政府的監控之中,溫斯頓被捕並遭到嚴刑審判,他為了自保只好供出情人,卻發現情人亦已出賣了他。故事的結局是溫斯頓經思想改造後自覺脫胎換骨,深信自己完完全全忠於黨。全書最後一句如此寫道:「他戰勝了自己。他熱愛老大哥。」

第二個故事來自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文章〈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一個蔬菜店老闆在櫥窗上貼上「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這張標語所講的並非蔬菜店老闆真實的想法,因為標語是上頭分發的,跟紅蘿蔔和洋蔥一起送到店裏。他必須把標語貼在櫥窗上,因為人人都這樣做,他亦知道如果不做的話,他將會有麻煩。哈維爾評論說,蔬菜店老闆根本沒有理會標語的內容,他這一行為的目的,純粹是為告訴別人:「我是一個好人,我聽話,我有權平靜地在這裏過活。」但他內心真正的想法其實是:「我怕得要死,所以不敢多問,絕對服從。」

這兩個故事,經常在近年評論香港政治變化時被引用。不過兩者對極權統治的勘查,其實有著微妙的差異。《一九八四》所講的是絕對控制,從個人生活方式、行為以至思想,全都在「老大哥」滴水不漏的掌控之中。小說中最著名的情節可能就是「新語」 (Newspeak) 了,政府為政治目標把原有語言中危害國家統治的言詞或意義刪除,再創造出「政治正確」的新詞。語言控制思想,透過「新語」,人民的思想被牢牢地控制,正如主角溫斯頓最後被完全洗腦,真誠地「熱愛老大哥」。

對較於作為文學寓言的《一九八四》,哈維爾的故事則是來自他對共產政權下的現實社會觀察。表面上,哈維爾所說的也是極權主義下的意識形態操控,但我們必須注意他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文中的中心思想:雖然活在極權之下,仍然要磊落地生活(living in truth)。蔬菜店老闆並沒有如溫斯頓那樣被洗腦,他貼上標語只是基於害怕、麻木和自保,故選擇跟極權控制下的「和諧社會」保持一致。因此哈維爾的建議才是有效的:蔬菜店老闆,或任何極權下的順民,其實都沒有完全被洗腦,因此他們才有展現真誠磊落生活的機會。

謊言與後真相

要鞏固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必須由政治謊言開始;要撼動政治權力,也多數由揭破政治謊言入手。

謊言從來都是極權主義的最強武器。要鞏固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必須由政治謊言開始;要撼動政治權力,也多數由揭破政治謊言入手。近年香港屢屢籠罩於各種謊言、流言、以及篡改集體記憶和社會認知的政治論述之中,例如近日港府高調宣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過去一年則有無視警察暴力的種種言論,甚至反指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涉嫌參與721暴動」而拘捕他等等,在輿論中引起軒然大波。不少人認為,香港政府倒行逆施,指鹿為馬,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大量製造政府謊言。亦有人覺得奇怪,如此一些明顯不過的謊言大話,當權者竟可如此厚顏無恥地說出口,卻仍有不少建制支持者相信附和。我們可怎樣理解這個政治現象呢?

2016年,當特朗普(台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牛津英語詞典》也將「後真相」(post-truth)選為年度詞彙。與一般「謊言」不同的是,「後真相」不在乎真相,只關心言論所發揮的效果,政客信口開河,發表各種未經證實、似是而非或斷章取義的言論,以搏取支持,或煸動群眾情緒。借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的說法,這根本是「胡說八道」(bullshit),胡說八道不是騙子,因為騙子知道真假,而選擇站在造假的一方;但胡說八道者卻完全無視真假之分,他們不管說話內容真假,只關心言論能否發揮他們所期望的煽動效果。

與一般「謊言」不同的是,「後真相」不在乎真相,只關心言論所發揮的效果,政客信口開河,發表各種未經證實、似是而非或斷章取義的言論,以搏取支持,或煸動群眾情緒。

很多論者均以集體的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來解釋為何「後真相」會在當政治領域裡盛行,並指出政客籍言論放大了社會上群眾的集體情緒,使群眾愈來愈傾向以主觀感受,而不是客觀資訊,建立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認知。為了減低「後真相」對社會輿論的殺傷力,fact check (查證事實)也在近年大行其道。本來說,謠言止於事實,這是千百年的古老智慧,所謂 fact check 也不過如此。但網絡世界大大增加了謠言傳播和認知偏誤的擴散速度,fact check速度往往追不上。

「後真相」的政治操作一般是一浪接一浪,由於不在乎真相,政治成本很少,故不用花費精力去掩飾真相,政客往往在謊言被揭破之前,便已經拋出另一個言論,以轉移社會輿論的視線。簡言之,在「後真相」政治盛行的環境裡,fact check比製造流言費時,成本也較高,在公民社會表現疲弱,缺乏足夠的資源去進行戳破排山倒海的「政治胡說八道」之時,政治謊言很容易成為「新常態」。

2020年7月7日,示威者在觀塘商場內舉起白紙示威抗議。

2020年7月7日,示威者在觀塘商場內舉起白紙示威抗議。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是香港公民社會衰落的一年。反修例運動轉趨沉寂、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反覆,再加上「港區國安法」形成一道隨時可落的刀,過去的沸騰民氣已無以為繼。根據《立場新聞》進行的調查, 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民間的憤怒和恐懼感同時大幅增加。而反對派政治人物被搜捕、抗爭前線的學者遭大學辭退,網絡言論審查的陰霾令大眾普遍擔心失去工作、甚至被拘捕,而不敢再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寒蟬效應明顯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英國大大放寬持 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香港人在英國居留的限制,旋即引起民間新一波的移民潮。「棄守香港」想法瀰漫著整個社會,進一步削弱公民社會的活力。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方能明白今天香港政治謊言橫行的現象,既不是單純的「後真相」政治操作,也不全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操作,而是兩者的混合。歐美「後真相」政治是借民主體制發展民粹政治,著名例子有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當選。而香港的謊言政治卻是一種「準威權」的現象,即為將香港政治變成威權政治作準備。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方能明白今天香港政治謊言橫行的現象,既不是單純的「後真相」政治操作,也不全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操作,而是兩者的混合。

過去三十多年,香港政治一直建基於「一國兩制」的政治神話。「一個兩制」是中國政府對香港人的承諾,而香港人亦一直依靠它來理解香港政治,當中既包含了香港人對國家主權和民族的認同,也有著對中共統治的戒心和恐懼。因此,香港政治上最大的謎團是:「一國兩制」到底是不是真的?內地和香港政府從來沒有公開否認「一國兩制」,只是拿它作為政治宣示和行動的「修辭」,但同時又在現實政治操作上一步步向香港人說明:「一國兩制」將會(或已經)不存在。

遠的事情不說,單是反修例運動的強烈鎮壓,以及通過實施「港區國安法」,「一國兩制」已無法再令普遍香港人相信。從這個角度看,「一國兩制」之說,以及任何聲稱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的言論,都成了「後真相」式的胡說八道:當政者既不在乎其言論者真偽,更不在乎民間是否相信,他們只關心這些政治謊言是否達到「讓香港走向威權」的政治目的。

今年九月初,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指「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民間來不及全面反駁,政府官員和建制陣營就已紛紛表態,宣稱「三權分立」並非香港政制的一部份。這個完全違背香港政治常識的說法,至今已有多方論者反駁,在此不贅。但必須指出,當網上紛紛指摘高官言論「指鹿為馬」,所說的並不僅是「把鹿說成是馬」,「將『有』三權分立說成『沒有』」這些混淆是非之言,而是恰恰重複了成語典故裏的政治故事。

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一直為香港人所擔心的「紅線」問題,至此真相大白:沒有紅線,人們只能跟從政府的口徑。

秦二世時,丞相趙高圖謀作亂,便故意指著一頭鹿,硬說成是馬,秦二世不信,便問群臣,群臣懼伯趙高,有人附和,也有人沉默不語,卻沒有一人說出真相。由此看來,高官聲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一方面既是順從中共收緊對香港管治的大方向,與「港版國安法」同一脈絡;另一方面,則如趙高的試探一樣,用以測試香港社會對中央的順從程度。在這一邏輯下,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一直為香港人所擔心的「紅線」問題,至此真相大白:沒有紅線,人們只能跟從政府的口徑。

2020年8月27日西九龍裁判法院,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許智峰,因光復屯門遊行和721事件遭警方起訴,兩人獲准保釋離開。

2020年8月27日西九龍裁判法院,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許智峰,因光復屯門遊行和721事件遭警方起訴,兩人獲准保釋離開。攝:陳焯煇/端傳媒

逆向陰謀論

憤怒、恐懼和絕望這三種集體情緒進一步籠罩著社會,即使人們對當政者的倒行逆施已十分清楚,但在上述種種無法排遣的情緒下,莫說是抗爭運動,就連昔日公民社會的活力也無以為繼。

另一種今天常見的政治謊言操作是逆向陰謀論。去年反修例運動中出現嚴重警察暴力事件,卻經常被警方砌詞淡化和轉移視線,例如常以「適當(度)武力」形容警察的暴力行為,又以「暴徒」稱叫被警察襲擊的市民。一年以來,網絡上大量流傳關於警察暴力使用過度武力的影片,同樣,各種未經證實或無法得到確認的傳聞消息亦相當多,例如「721」懷疑警黑勾結、「831」傳聞警察打死人、新屋嶺虐待和性侵傳聞、大量懷疑被捕者「被自殺」(例如陳彥霖)、以及被捕者送往內地拘禁的消息等。這些消息經過長期的發酵,形成了民間巨大的憤怒情緒和對警察的憎恨。

在運動初期,民間早就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一訴求,以圖澄清傳聞、還原真相。但政府和警方一直無動於衷,更反指網上流傳的是假新聞、假消息、甚至指控記者和網民捏造謠言。

在面對真相未明的重大社會事件時,出現大量疑真似假的消息是相當普遍的,主流媒體與網民積極進行 fact check,以釋除社會疑惑,而不是任由消息散播、煽動集體情緒,是成熟公民社會的表現。然而政府和警方卻是反其道而行,將傳聞和查證通通斥為陰謀論,以圖避開討論和調查的責任。一般來說,陰謀論是指一些未經證實、無法查證或已證明錯誤的訊息或信念,因為某些認知偏誤而被某個特定群體所相信,繼而拒絕接受任何質疑該訊息或信念的言論。但政治上的逆向陰謀論則是,當政者把一些不利自己的傳聞斥為陰謀論,試圖轉移輿論視線,以防止這些不利傳聞在民間繼續傳播,也撇清了向公眾交代真相的責任。

政治上的逆向陰謀論則是,當政者把一些不利自己的傳聞斥為陰謀論,試圖轉移輿論視線,以防止這些不利傳聞在民間繼續傳播,也撇清了向公眾交代真相的責任。

在自由民主國家,政客以逆向陰謀論回應不利自己的傳聞,是有限度的。當社會輿論聲音太大,政客在壓力下是無法迴避的。但當前香港政治的逆向陰謀論操作,乃是需要有兩個條件的配合,才能發揮作用。

第一個條件是政府「視民意如浮雲」。香港的議會和選舉制度的先天缺陷裏,已成為高官不顧百姓、倒行逆施的藉口。過去香港政府仍會顧忌嚴重的民望低迷會影響政府施政,甚至高官權位,在董建華時代,高官醜聞或失去民心可以間接導致下台,如梁錦松、葉劉淑儀乃至董建華本人,也莫不如此。即使到了梁振英時代,梁振英不再尋求連任,坊間分析,部份原因也是他大失民心而無法進行有效管治所致。但時至今日,不論是林鄭月娥本人還是香港警察,民望之低,是史無前例的,卻仍穩坐大位,也無需付上任何政治代價。

當政者已不在乎民望和民意,甚至流露著對民間社會的憎恨,更令當政者無視這政治醜聞會否被揭露,因為在短期之內,他們並無政治風險。但長期來說,為免遭到清算,他們亦只能以逆向陰謀論的方式淡化消息在未來的殺傷力。

第二個條件是政府已掌握禁止傳聞散播的工具。「港區國安法」又再次成了政府的「殺手鐧」,張曉明曾經說過,「港區國安法」中有「引發特區居民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憎恨」一條,並舉例有人謠傳港鐵太子站打死人,將不滿情緒指向警方,是「子虛烏有,出於惡意」,那就可能犯法。這一說法完全是內地維穩的套路,即以國家機器禁止公民社會散播及追查不利政府的消息。當然今天香港在網絡審查和國安人員搜捕散播消息者的操作,仍遠不如內地般成熟,在維穩制度架設完成之前,逆向陰謀論便成了一種過渡性的政治操作。

簡言之,不論是指鹿為馬式政治謊言,還是對不利政治傳聞作逆向陰謀論指控,都是為了尚待完成的威權政府作準備。在可見將來,政府將會更加積極利用具體的國家機器操作,實行滲透力更強的威權管治,而無需再利用過多的政治謊言。例如「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言論所針對的主要不是司法獨立制度,而是基礎教育。當謊言蘊釀時間充足,民間政治常識被改變,集體記憶也被篡改了,當政者就可如取如攜地改寫教科書,嚇唬教師必須依循官方版本教授學生。這是一種洗腦教育。

另外,像林卓廷突被控以「涉嫌參與721暴動」一類的政治檢控,一方面是借控告轉移視線,製造「721」事件是一場「暴動」而非「警察縱容黑社會襲擊市民」事件的假像,從而維持警方逆向陰謀論的操作;另一方面,雖然這類缺乏實質證據的檢控,是很難成功入罪的,但警方動輒把反對者拘捕和檢控,將其拉進司法程序,已是司空見慣的手段。一來可給反對者造成精神困擾,也能對社會產生震懾作用。

同樣地,警方和政府已不在乎民間反應,反而透過司法程序,當政者更能看清楚司法體制內部不同法官和司法人員的政治立場,也能收「指鹿為馬」式的試探作用。

今天香港政治已失去了真誠和理性,不論政治謊言的具體操作方式如何,背後目的都是為了擾亂社會的正常運作,圖謀進行日後的大清洗。

總之,今天香港政治已失去了真誠和理性,不論政治謊言的具體操作方式如何,背後目的都是為了擾亂社會的正常運作,圖謀進行日後的大清洗。回到文章開頭的兩個故事,歐威爾只描述了一個絕對威權化的社會狀況,哈維爾則指出了反抗威權統治的可能性,但兩人均未有討論到,從一個自由社會轉變成一個威權社會,是如何發生的?現今香港就是一活生生的例子。

政治謊言的破壞力,在於消磨民氣,破壞公民社會進行理性討論、監察和批評政府的效能。憤怒、恐懼和絕望這三種集體情緒進一步籠罩著社會,即使人們對當政者的倒行逆施已十分清楚,但在上述種種無法排遣的情緒下,莫說是抗爭運動,就連昔日公民社會的活力也無以為繼。

2020年9月11日香港金鐘,反修例運動期間曾被示威者塗鴉的牆。

2020年9月11日香港金鐘,反修例運動期間曾被示威者塗鴉的牆。攝:陳焯煇/端傳媒

如何自救?

悲觀地說,我們可以做的並不多;但若我們還希望堅持磊落生活,以下幾點,仍然是可以深耕細作地去做。

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小書《論暴政》(On Tyranny)是一本上佳的民間自救手冊,它具體而細緻地演釋了哈維爾所講的「磊落地生活」。例如書裏說不盲從權威、珍惜我們的語言、相信事實、當求真者、保持冷靜和勇氣等,都很具啟發性。面對香港政治中的準威權政治謊言,悲觀地說,我們可以做的並不多;但若我們還希望堅持磊落生活,以下幾點,仍然是可以深耕細作地去做:

一、不要接受陰謀論思維。這裏的建議是,我們甚至不應該盲目不信任政府,不要認為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陰謀。陰謀論者擁抱認知偏誤,甘心臣服於自己的偏執情緒之下,而拒絕接受任何理性卻違反其主觀感受的討論和觀點。正如前面所講,「後真相」式政治胡說八道者根本不在乎真相,只關心政治謊言的煽動效果,而逆向陰謀論的操控亦揭示了當政者一個心態:反正市民都不信,政府說什麼做什麼,也沒關係。因此,拒絕陰謀論,對當政者一言一行繼續保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盲目地不信」,公民社會的民氣才能得以保存。

二、Fact check重要,但分析謊言也重要。現在香港所面對的,不只是真相被掩蓋,還有當政者如何操作政治謊言。正如法蘭克福所言,面對騙子,你可以用「事實」拆穿他的「謊言」;但面對胡說八道的人,這一招就未必管用了。因此在堅持 fact check以外,我們也需要對政治謊言進行脈絡分析,分析謊言背後的原因、運用策略,以及對社會的影響等。

內地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除了來自官方機構,也有賴網絡上大量的水軍和小粉紅。在香港的網絡上,亦有大量親建制KOL(不幸地,前特首梁振英正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和社交群組,替政府的政治謊言帶風向。在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和零散化的狀況下,個人很容易忽略一些看似荒謬絕倫的政治言論,對社會整體產生的微觀滲透作用。因此,除了謊言的內容,也須認清謊言的論述建構方法。

三、堅持一些你確信的政治原則。政治謊言足以破壞社會原有的政治信念,只有堅持信念,不忘初心,政治謊言才不能肆無忌憚。例如香港是有三權分立的,一些過去抗爭運動的訴求,即使已被禁止說出,其中理念也應該轉一個方式,持續地說出來。

四、不要放棄你身邊的人。公民社會就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建立出來的,一旦關係切斷,公民社會被廢棄,個人成為孤島,當權者使有機可乘。那是《一九八四》給我們的教訓之一。因此,除了上述三點之外,最後這一點,就是把上述三點跟你所認識和信任的人分享,好像自己和身邊的人都真切地感覺到:面對極權,你和我都並不孤獨。

(鄧正健,居於香港,文化評論人,偶而寫詩,小說及劇場文本。修讀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字花》編輯,現職大學講師)

參考書目:
1.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1948.
2.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3. Harry G. Frankfurt, On Bullshit, 2005.
4.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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