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正健：政治谎言、后真相与阴谋论肆虐，香港人还可如何自救？

香港距离极权有多近？先看两个著名故事。

第一个是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男主角温斯顿（Winston Smith）活在一个充满谎言、处处遭到“老大哥”监控的极权国度。他在政府的真理部工作，每天工作就是炮制谎言、篡改历史。他生活上一直遵从党的旨意，但内心却萌生反抗控制的想法。他试图悄悄跟情人幽会，交换反对政府的想法。怎料一切原来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中，温斯顿被捕并遭到严刑审判，他为了自保只好供出情人，却发现情人亦已出卖了他。故事的结局是温斯顿经思想改造后自觉脱胎换骨，深信自己完完全全忠于党。全书最后一句如此写道：“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第二个故事来自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文章〈无权力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一个蔬菜店老板在橱窗上贴上“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标语。这张标语所讲的并非蔬菜店老板真实的想法，因为标语是上头分发的，跟红萝卜和洋葱一起送到店里。他必须把标语贴在橱窗上，因为人人都这样做，他亦知道如果不做的话，他将会有麻烦。哈维尔评论说，蔬菜店老板根本没有理会标语的内容，他这一行为的目的，纯粹是为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好人，我听话，我有权平静地在这里过活。”但他内心真正的想法其实是：“我怕得要死，所以不敢多问，绝对服从。”

这两个故事，经常在近年评论香港政治变化时被引用。不过两者对极权统治的勘查，其实有著微妙的差异。《一九八四》所讲的是绝对控制，从个人生活方式、行为以至思想，全都在“老大哥”滴水不漏的掌控之中。小说中最著名的情节可能就是“新语” （Newspeak） 了，政府为政治目标把原有语言中危害国家统治的言词或意义删除，再创造出“政治正确”的新词。语言控制思想，透过“新语”，人民的思想被牢牢地控制，正如主角温斯顿最后被完全洗脑，真诚地“热爱老大哥”。

对较于作为文学寓言的《一九八四》，哈维尔的故事则是来自他对共产政权下的现实社会观察。表面上，哈维尔所说的也是极权主义下的意识形态操控，但我们必须注意他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中的中心思想：虽然活在极权之下，仍然要磊落地生活（living in truth）。蔬菜店老板并没有如温斯顿那样被洗脑，他贴上标语只是基于害怕、麻木和自保，故选择跟极权控制下的“和谐社会”保持一致。因此哈维尔的建议才是有效的：蔬菜店老板，或任何极权下的顺民，其实都没有完全被洗脑，因此他们才有展现真诚磊落生活的机会。

谎言与后真相

要巩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必须由政治谎言开始；要撼动政治权力，也多数由揭破政治谎言入手。

谎言从来都是极权主义的最强武器。要巩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必须由政治谎言开始；要撼动政治权力，也多数由揭破政治谎言入手。近年香港屡屡笼罩于各种谎言、流言、以及篡改集体记忆和社会认知的政治论述之中，例如近日港府高调宣称“香港没有三权分立”、过去一年则有无视警察暴力的种种言论，甚至反指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涉嫌参与721暴动”而拘捕他等等，在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认为，香港政府倒行逆施，指鹿为马，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大量制造政府谎言。亦有人觉得奇怪，如此一些明显不过的谎言大话，当权者竟可如此厚颜无耻地说出口，却仍有不少建制支持者相信附和。我们可怎样理解这个政治现象呢？

2016年，当特朗普（台译：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牛津英语词典》也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与一般“谎言”不同的是，“后真相”不在乎真相，只关心言论所发挥的效果，政客信口开河，发表各种未经证实、似是而非或断章取义的言论，以搏取支持，或煸动群众情绪。借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的说法，这根本是“胡说八道”（bullshit），胡说八道不是骗子，因为骗子知道真假，而选择站在造假的一方；但胡说八道者却完全无视真假之分，他们不管说话内容真假，只关心言论能否发挥他们所期望的煽动效果。

与一般“谎言”不同的是，“后真相”不在乎真相，只关心言论所发挥的效果，政客信口开河，发表各种未经证实、似是而非或断章取义的言论，以搏取支持，或煸动群众情绪。

很多论者均以集体的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来解释为何“后真相”会在当政治领域里盛行，并指出政客籍言论放大了社会上群众的集体情绪，使群众愈来愈倾向以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信息，建立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为了减低“后真相”对社会舆论的杀伤力，fact check （查证事实）也在近年大行其道。本来说，谣言止于事实，这是千百年的古老智慧，所谓 fact check 也不过如此。但网络世界大大增加了谣言传播和认知偏误的扩散速度，fact check速度往往追不上。

“后真相”的政治操作一般是一浪接一浪，由于不在乎真相，政治成本很少，故不用花费精力去掩饰真相，政客往往在谎言被揭破之前，便已经抛出另一个言论，以转移社会舆论的视线。简言之，在“后真相”政治盛行的环境里，fact check比制造流言费时，成本也较高，在公民社会表现疲弱，缺乏足够的资源去进行戳破排山倒海的“政治胡说八道”之时，政治谎言很容易成为“新常态”。

2020年是香港公民社会衰落的一年。反修例运动转趋沉寂、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反复，再加上“港区国安法”形成一道随时可落的刀，过去的沸腾民气已无以为继。根据《立场新闻》进行的调查， 自“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民间的愤怒和恐惧感同时大幅增加。而反对派政治人物被搜捕、抗争前线的学者遭大学辞退，网络言论审查的阴霾令大众普遍担心失去工作、甚至被拘捕，而不敢再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寒蝉效应明显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英国大大放宽持 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香港人在英国居留的限制，旋即引起民间新一波的移民潮。“弃守香港”想法弥漫著整个社会，进一步削弱公民社会的活力。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方能明白今天香港政治谎言横行的现象，既不是单纯的“后真相”政治操作，也不全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操作，而是两者的混合。欧美“后真相”政治是借民主体制发展民粹政治，著名例子有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而香港的谎言政治却是一种“准威权”的现象，即为将香港政治变成威权政治作准备。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方能明白今天香港政治谎言横行的现象，既不是单纯的“后真相”政治操作，也不全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操作，而是两者的混合。

过去三十多年，香港政治一直建基于“一国两制”的政治神话。“一个两制”是中国政府对香港人的承诺，而香港人亦一直依靠它来理解香港政治，当中既包含了香港人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的认同，也有著对中共统治的戒心和恐惧。因此，香港政治上最大的谜团是：“一国两制”到底是不是真的？内地和香港政府从来没有公开否认“一国两制”，只是拿它作为政治宣示和行动的“修辞”，但同时又在现实政治操作上一步步向香港人说明：“一国两制”将会（或已经）不存在。

远的事情不说，单是反修例运动的强烈镇压，以及通过实施“港区国安法”，“一国两制”已无法再令普遍香港人相信。从这个角度看，“一国两制”之说，以及任何声称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的言论，都成了“后真相”式的胡说八道：当政者既不在乎其言论者真伪，更不在乎民间是否相信，他们只关心这些政治谎言是否达到“让香港走向威权”的政治目的。

今年九月初，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指“香港没有三权分立”，民间来不及全面反驳，政府官员和建制阵营就已纷纷表态，宣称“三权分立”并非香港政制的一部份。这个完全违背香港政治常识的说法，至今已有多方论者反驳，在此不赘。但必须指出，当网上纷纷指摘高官言论“指鹿为马”，所说的并不仅是“把鹿说成是马”，“将‘有’三权分立说成‘没有’”这些混淆是非之言，而是恰恰重复了成语典故里的政治故事。

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一直为香港人所担心的“红线”问题，至此真相大白：没有红线，人们只能跟从政府的口径。

秦二世时，丞相赵高图谋作乱，便故意指著一头鹿，硬说成是马，秦二世不信，便问群臣，群臣惧伯赵高，有人附和，也有人沉默不语，却没有一人说出真相。由此看来，高官声称“香港没有三权分立”，一方面既是顺从中共收紧对香港管治的大方向，与“港版国安法”同一脉络；另一方面，则如赵高的试探一样，用以测试香港社会对中央的顺从程度。在这一逻辑下，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一直为香港人所担心的“红线”问题，至此真相大白：没有红线，人们只能跟从政府的口径。

逆向阴谋论

愤怒、恐惧和绝望这三种集体情绪进一步笼罩著社会，即使人们对当政者的倒行逆施已十分清楚，但在上述种种无法排遣的情绪下，莫说是抗争运动，就连昔日公民社会的活力也无以为继。

另一种今天常见的政治谎言操作是逆向阴谋论。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出现严重警察暴力事件，却经常被警方砌词淡化和转移视线，例如常以“适当（度）武力”形容警察的暴力行为，又以“暴徒”称叫被警察袭击的市民。一年以来，网络上大量流传关于警察暴力使用过度武力的影片，同样，各种未经证实或无法得到确认的传闻消息亦相当多，例如“721”怀疑警黑勾结、“831”传闻警察打死人、新屋岭虐待和性侵传闻、大量怀疑被捕者“被自杀”（例如陈彦霖）、以及被捕者送往内地拘禁的消息等。这些消息经过长期的发酵，形成了民间巨大的愤怒情绪和对警察的憎恨。

在运动初期，民间早就提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一诉求，以图澄清传闻、还原真相。但政府和警方一直无动于衷，更反指网上流传的是假新闻、假消息、甚至指控记者和网民捏造谣言。

在面对真相未明的重大社会事件时，出现大量疑真似假的消息是相当普遍的，主流媒体与网民积极进行 fact check，以释除社会疑惑，而不是任由消息散播、煽动集体情绪，是成熟公民社会的表现。然而政府和警方却是反其道而行，将传闻和查证通通斥为阴谋论，以图避开讨论和调查的责任。一般来说，阴谋论是指一些未经证实、无法查证或已证明错误的信息或信念，因为某些认知偏误而被某个特定群体所相信，继而拒绝接受任何质疑该信息或信念的言论。但政治上的逆向阴谋论则是，当政者把一些不利自己的传闻斥为阴谋论，试图转移舆论视线，以防止这些不利传闻在民间继续传播，也撇清了向公众交代真相的责任。

政治上的逆向阴谋论则是，当政者把一些不利自己的传闻斥为阴谋论，试图转移舆论视线，以防止这些不利传闻在民间继续传播，也撇清了向公众交代真相的责任。

在自由民主国家，政客以逆向阴谋论回应不利自己的传闻，是有限度的。当社会舆论声音太大，政客在压力下是无法回避的。但当前香港政治的逆向阴谋论操作，乃是需要有两个条件的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第一个条件是政府“视民意如浮云”。香港的议会和选举制度的先天缺陷里，已成为高官不顾百姓、倒行逆施的借口。过去香港政府仍会顾忌严重的民望低迷会影响政府施政，甚至高官权位，在董建华时代，高官丑闻或失去民心可以间接导致下台，如梁锦松、叶刘淑仪乃至董建华本人，也莫不如此。即使到了梁振英时代，梁振英不再寻求连任，坊间分析，部份原因也是他大失民心而无法进行有效管治所致。但时至今日，不论是林郑月娥本人还是香港警察，民望之低，是史无前例的，却仍稳坐大位，也无需付上任何政治代价。

当政者已不在乎民望和民意，甚至流露著对民间社会的憎恨，更令当政者无视这政治丑闻会否被揭露，因为在短期之内，他们并无政治风险。但长期来说，为免遭到清算，他们亦只能以逆向阴谋论的方式淡化消息在未来的杀伤力。

第二个条件是政府已掌握禁止传闻散播的工具。“港区国安法”又再次成了政府的“杀手锏”，张晓明曾经说过，“港区国安法”中有“引发特区居民对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的憎恨”一条，并举例有人谣传港铁太子站打死人，将不满情绪指向警方，是“子虚乌有，出于恶意”，那就可能犯法。这一说法完全是内地维稳的套路，即以国家机器禁止公民社会散播及追查不利政府的消息。当然今天香港在网络审查和国安人员搜捕散播消息者的操作，仍远不如内地般成熟，在维稳制度架设完成之前，逆向阴谋论便成了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操作。

简言之，不论是指鹿为马式政治谎言，还是对不利政治传闻作逆向阴谋论指控，都是为了尚待完成的威权政府作准备。在可见将来，政府将会更加积极利用具体的国家机器操作，实行渗透力更强的威权管治，而无需再利用过多的政治谎言。例如“香港没有三权分立”的言论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司法独立制度，而是基础教育。当谎言蕴酿时间充足，民间政治常识被改变，集体记忆也被篡改了，当政者就可如取如携地改写教科书，吓唬教师必须依循官方版本教授学生。这是一种洗脑教育。

另外，像林卓廷突被控以“涉嫌参与721暴动”一类的政治检控，一方面是借控告转移视线，制造“721”事件是一场“暴动”而非“警察纵容黑社会袭击市民”事件的假像，从而维持警方逆向阴谋论的操作；另一方面，虽然这类缺乏实质证据的检控，是很难成功入罪的，但警方动辄把反对者拘捕和检控，将其拉进司法程序，已是司空见惯的手段。一来可给反对者造成精神困扰，也能对社会产生震慑作用。

同样地，警方和政府已不在乎民间反应，反而透过司法程序，当政者更能看清楚司法体制内部不同法官和司法人员的政治立场，也能收“指鹿为马”式的试探作用。

今天香港政治已失去了真诚和理性，不论政治谎言的具体操作方式如何，背后目的都是为了扰乱社会的正常运作，图谋进行日后的大清洗。

总之，今天香港政治已失去了真诚和理性，不论政治谎言的具体操作方式如何，背后目的都是为了扰乱社会的正常运作，图谋进行日后的大清洗。回到文章开头的两个故事，欧威尔只描述了一个绝对威权化的社会状况，哈维尔则指出了反抗威权统治的可能性，但两人均未有讨论到，从一个自由社会转变成一个威权社会，是如何发生的？现今香港就是一活生生的例子。

政治谎言的破坏力，在于消磨民气，破坏公民社会进行理性讨论、监察和批评政府的效能。愤怒、恐惧和绝望这三种集体情绪进一步笼罩著社会，即使人们对当政者的倒行逆施已十分清楚，但在上述种种无法排遣的情绪下，莫说是抗争运动，就连昔日公民社会的活力也无以为继。

如何自救？

悲观地说，我们可以做的并不多；但若我们还希望坚持磊落生活，以下几点，仍然是可以深耕细作地去做。

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小书《论暴政》（On Tyranny）是一本上佳的民间自救手册，它具体而细致地演释了哈维尔所讲的“磊落地生活”。例如书里说不盲从权威、珍惜我们的语言、相信事实、当求真者、保持冷静和勇气等，都很具启发性。面对香港政治中的准威权政治谎言，悲观地说，我们可以做的并不多；但若我们还希望坚持磊落生活，以下几点，仍然是可以深耕细作地去做：

一、不要接受阴谋论思维。这里的建议是，我们甚至不应该盲目不信任政府，不要认为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阴谋。阴谋论者拥抱认知偏误，甘心臣服于自己的偏执情绪之下，而拒绝接受任何理性却违反其主观感受的讨论和观点。正如前面所讲，“后真相”式政治胡说八道者根本不在乎真相，只关心政治谎言的煽动效果，而逆向阴谋论的操控亦揭示了当政者一个心态：反正市民都不信，政府说什么做什么，也没关系。因此，拒绝阴谋论，对当政者一言一行继续保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地不信”，公民社会的民气才能得以保存。

二、Fact check重要，但分析谎言也重要。现在香港所面对的，不只是真相被掩盖，还有当政者如何操作政治谎言。正如法兰克福所言，面对骗子，你可以用“事实”拆穿他的“谎言”；但面对胡说八道的人，这一招就未必管用了。因此在坚持 fact check以外，我们也需要对政治谎言进行脉络分析，分析谎言背后的原因、运用策略，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

内地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除了来自官方机构，也有赖网络上大量的水军和小粉红。在香港的网络上，亦有大量亲建制KOL（不幸地，前特首梁振英正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和社交群组，替政府的政治谎言带风向。在香港社会严重撕裂和零散化的状况下，个人很容易忽略一些看似荒谬绝伦的政治言论，对社会整体产生的微观渗透作用。因此，除了谎言的内容，也须认清谎言的论述建构方法。

三、坚持一些你确信的政治原则。政治谎言足以破坏社会原有的政治信念，只有坚持信念，不忘初心，政治谎言才不能肆无忌惮。例如香港是有三权分立的，一些过去抗争运动的诉求，即使已被禁止说出，其中理念也应该转一个方式，持续地说出来。

四、不要放弃你身边的人。公民社会就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建立出来的，一旦关系切断，公民社会被废弃，个人成为孤岛，当权者使有机可乘。那是《一九八四》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因此，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最后这一点，就是把上述三点跟你所认识和信任的人分享，好像自己和身边的人都真切地感觉到：面对极权，你和我都并不孤独。

（邓正健，居于香港，文化评论人，偶而写诗，小说及剧场文本。修读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麦书房文化经理、《字花》编辑，现职大学讲师）

参考书目：

1.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1948.

2.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3. Harry G. Frankfurt, On Bullshit, 2005.

4.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