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宗教學者邢福增：由「強拆」到國安法，他見證中港風暴中的十字架

2009 年秋天，在中國大陸開辦家庭教會的兩位年輕學者受邀到香港，做家庭教會在中國大陸合法化和社會民主化的講座。他們一個是來自北京方舟教會的余杰，一個是來自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的王怡。引接他們的，分別是香港大學法學院的戴耀廷，和香港中文大學神學院的邢福增。

10 年後，家庭教會在中國大陸愈遭管控和打壓；余杰已於2012 年流亡美國，之後入籍，仍然是中國體制的激烈批評者；王怡因組織秋雨教會，在 2018 年被捕，翌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非法經營罪」判監 9 年；戴耀廷因帶領香港「佔領運動」，在2019 年被判入獄 16 個月，服刑 4 個月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今年 7 月，被香港大學校委會決定即時解僱。

4人中的邢福增，近來思慮重重。2020 年的仲夏八月，他順利完成神學院院長的第二個任期，如願重返書齋和講壇，繼續他數十年來有關基督教在中國、中共對基督宗教政策的研究，可心情並不輕鬆。

「這個月最大的思考和憂慮，就是自己可能要拉很多人的衫尾了，」在中大已經清空的院長辦公室裏，邢福增說，「我也變小心了，問自己可以承受多少，我說不怕說得多大聲都無用。」

這個月，指的是2020年7月，香港自1884年有記錄以來最熱的月份，也是港區國安法實施第一個月。 31日中， 15人被捕，其中 1 人被正式檢控，各人涉及罪名包括「煽動分裂國家」「恐怖主義活動」等，面對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邢福增說自己剎時「無心機」，本來已經寫好了一部書稿，關於 1949 到 1966 年中共的基督教政策，就差一篇序言和一篇結語，但炎夏中刮起政治颶風，學者也無心著墨，而且就算現在完稿，又要到哪兒去付梓？他也想起過去多年自己曾接觸或研究的、許多因為堅持信仰、對抗政權而被軟禁、囚禁、甚至流亡的大陸牧者和學人。

而三十餘年的研究功力，在國安法降臨香港的時代，有用無用？對於學者邢福增，是幸，或不幸？他沉吟了好一陣才開始回答，「某程度上，我的研究還是有用的」。

邢福增認為，中共的宗教政策最終有多少會在香港應用，取決於香港宗教界的關鍵人物在面對國安法時所做的選擇，而這與他近 20 年來研究的中共建政初期，中國基督教領袖的不同抉擇，隔著大半個世紀，遙遙呼應。

「內地學者不寫，我說那我來寫」

邢福增自 80 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的政教關係，過去 20 多年專注於 1949 年中共建政之後對基督宗教的政策，包括統戰和迫害。對從民國到共和國初期基督教人的宗教和政治思想轉變，他尤有鑽研和建樹。當不少中國宗教學者在現代研究中「止步於 1949」時，邢福增憑藉在香港自由的學術和信仰環境，持續關注習近平執政時代對基督教的打壓，尤其是在浙江和河南的「拆十字架運動」。

2014 年，香港爭取「雙普選」之際，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夏寶龍在當地、以有「中國耶路撒冷」之稱的溫州市為重心，啟動了轟轟烈烈的強拆教堂十字架運動。邢福增好幾次冒險到當地調研，他說，那些經歷，震撼程度更甚於在解密檔案中看到自己認識的大陸牧者在政治運動中監視舉報自己的青年信眾。

當地教會的人說不少基層幹部都不想拆的，因為他們自己是信徒或者家人是信徒，但是他們也跟教會的人說，他們沒有辦法，這個東西是自上而下的。

溫州的基督信仰歷史超過 150 年，市內有數千家教堂，因為商業繁盛、人民富庶，許多教堂規模相當大，信仰在人口中的滲透率也非常高，溫州官方承認的比例有 15%。這使得基督教在溫州、甚至在浙江，無論在公共空間符號佔位，還是意識形態競爭上，都成為了唯物無神的中共的勁敵，拆毀十字架的運動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動能十足。

在溫州，邢福增在當地教會中人的保護下，搜集到了不少一手資料和證言：

「有一個教堂把他們被拆掉的十字架立在教堂門口，然後再立一個碑，講拆十這件事。」

「另一間教堂就不斷和政府拉鋸，拆掉又立起來，再被拆掉，再立起來，讓政府最後要找人在教堂外面搭個帳篷，看守他們。我去的時候，才待了一陣，忽然有人來，說看到帳篷裏看守的人在打電話，可能他們發現我是外人，在找外援，於是只能馬上『走鬼』跑掉。」

「有教堂搬來大石頭，把教會門口圍住，還挖了護城河，不讓吊臂靠近，他們都計算好了，要多少距離那個吊臂才不能碰到十字架。他們也設立了帳篷，24 小時找教友看守，遠處還有哨，看著拆十的人的基地，他們一有異動，就馬上通風報訊。哨兵不止服務一間教堂，那時候大家都很團結。」

「還有信徒把自己綁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如果要拆掉十字架，就先拆掉他。」

邢福增也發現，「拆十」中的官民關係並沒有表現上那麼黑白分明。「當地教會的人說不少基層幹部都不想拆的，因為他們自己是信徒或者家人是信徒，但是他們也跟教會的人說，他們沒有辦法，這個東西是自上而下的。」

邢福增說，夏寶龍在抓「基督教在沿海富庶地區的典型」成功之後，「拆十」運動轉向「基督教在內陸農村地區的典型」河南省，當時是 2018 年，他已經無法毫無顧慮地去內地調研，但仍然能靠著在內地教會的人脈得到當地資訊、拆十的影片等材料作學術研究。

2019 年中，邢福增出版《新時代中國宗教秩序與基督教》，明確指出：「黨國對宗教領域，已展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厲的管控……自 2013 年以降，目睹中國整體環境的倒退，無不令人感到痛心…… 我們必須承認，當下中國的變化，正經歷一次範式轉移。」

「在『法治』的名義下…… 法律成為黨國管控宗教的工具，而非體現對宗教自由的基本保障」；「一元式的宗教管理體制，賦予黨國認可的愛國宗教團體的寡頭壟斷地位，藉此控制及調節宗教市場」；「宗教界人士必須…扮演好黨國與宗教組織間的『橋樑和紐帶』作用」；「高舉反共反華勢力的宗教滲透論，既反映出黨國為保住權力而衍生的不安全感，也是為了在國家安全下建構愛國主義論述（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而必須樹立的敵人。」

一個華人學者，生活在中國主權下的香港，孜孜不倦地做著政權最敏感的一個領域的研究，再以華文書寫，寫得這樣翔實、直白、響亮， 不可能不惹非議。

內地學者有時會止步於 1949 年，有些是因為他們寧可不寫，也不願寫自己不想寫的東西。內地學者不寫，我說那我來寫，就顯得我寫得多嘛。

早在 90 年代，內地宗教界內部就已經對邢福增的研究有所批評。「被點了幾次名，都是內部的，沒什麼大不了，」邢福增輕輕帶過。「我自己的研究比較當代，當代的東西肯定敏感，內地學者有時會止步於 1949 年，有些是因為他們寧可不寫，也不願寫自己不想寫的東西。內地學者不寫，我說那我來寫，就顯得我寫得多嘛。」

因為這些點名，斯文客氣、在中國宗教界朋友不少的邢福增，開始成為被疏遠的麻煩人物。「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看到一個相熟的朋友，我跟他打招呼，但是他避開了。後來他透過中間人跟我說不好意思，因為他無法在那個場合讓人看到他跟我有接觸，原因是之前我和他見面，被另一個牧者看到了，打了報告，朋友差點因此丟掉了工作。」

近年，「點名越來多，加上香港的狀況，我也會感覺到，我只是做研究而已……」他一直沒有說出下半句，尾音消失在有點委屈的表情中。

2020 年 2 月，浙江「拆十」主帥夏寶龍，被任命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成為中國行政體系中主管港澳事務最高級別的官員。任命宣佈後第四日，邢福增撰文《別忘了，他的名字是強拆十字架》。

從晚清到當代中國，將史學規範投入基督教研究

用「鳳毛麟角」來形容邢福增並不過分，香港要出這樣一個學者，機緣倒帶回 70 多年前。

「如果我爸爸沒有來香港，那個在村口抽著煙、坐著摩托車、等著給人帶路入村收廿蚊的後生，可能就是我。」邢福增說。

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共建政之前，邢福增父親獨自從海南文昌來到香港打拼，生活落定，就接了邢福增的祖母和母親來港。1966年，邢福增生於香港，那年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因為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九龍騷亂」。

直到 90 年代，邢福增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故鄉海南文昌水吼村。當時他帶著學生去參訪當地教會，遇上和自己同姓同屬「福」字輩的牧師，帶他回村。一行人不知路向，向一坐在摩托車上叼著煙的年輕人問路，年輕人要了20元人民幣的酬勞，給他們領路。

成長於華人移民家庭的邢福增，與基督宗教最初的接觸是就讀基督教小學和天主教中學，不過那時候他的「生命並沒有跟基督耶穌有任何關係」，唯因為高中和預科的歷史老師恰好著力教近代中國歷史，邢福增考中大入學試時，「A、B 都在中西史拿到，覺得入歷史系機會最大」，就順理成章入了歷史系。

歷史證明他沒有選錯，但信仰的到來不會這樣平順無痛。

1984 年，邢福增讀大學二年級，媽媽忽然病重。焦急而束手無策之下，邢福增常常禱告，希望上主垂憐。這被一位基督徒師兄留意，漸漸將邢福增帶入教會。媽媽後來病情好轉，但好景只維持了一年，病以癌的方式東山再起，邢福增說自己「鬥氣不回教會了，自我流放了一年」。

要解開這個與上帝的心結，邢福增說，靠一篇他記了幾十年的牧師講道。

「牧師說，我們常常對苦難問 Why，為什麼？但這是永無答案的，我們應該問 How，怎麼做。這個講道解了我的結。」

此後三十餘年，苦難何來、苦中何從的思考，綿綿不絕，牽繫著邢福增信仰與學術翻山越嶺。

1987 年，邢福增在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接受洗禮，正式決志。那時候，中國與英國、葡萄牙先後簽署了聯合聲明，將在下一個十年收回港澳，以「一國兩制」方式管治，前途問題成為全社會的關注。而邢福增參加的大學團契正討論「信仰與學科」的結合，讀歷史的邢福增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交叉點——基督教、歷史、中國。

但當時的香港，據邢福增的回顧，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是一門邊緣學科」。「主流史學界不接納基督教史研究的其中一個原因，相信是因為華人從事中國基督教史都不合正統史學方法的規範。教會內對歷史的興趣及關注，往往以緬懷先賢作出發點，或多或少予人一種歌功頌德的印象」。

如何將正統史學方法的規範應用到中國基督教的研究上？在80年代的香港中文大學，邢福增幸得趕上了兩岸三地大師級學者往來的時代，當時，台灣中國近代史大師王爾敏曾在中文大學任教12 年，教過 1066 名學生，邢福增就是他在中大的最後一班碩士研究生。

王爾敏對邢福增治中國基督教史至少有三大影響——「中國中心觀」（China Centric Approach）的範式、從宏觀角度重構晚清中國基督徒群體面貌這一對象、以及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現象——奠定了邢福增的學術座標。

1989 年，王爾敏教授離港返台，北京爆發民運，邢福增「在風雨聲、家國事中」寫完了自己的碩士論文——《晚清中國基督徒對宗教信仰與文化環境的調適》。

碩士畢業之後，邢福增做了三年中學歷史老師，在 1992 年重返中大歷史系修讀博士，師從同是基督徒的教授劉義章、梁元生，路向是「民國時期的基督教救國主義」。

他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解釋自己的選擇：「身處在此時此地的香港，在九七回歸的前提下，身邊聽到了不少關於基督教可以救中國的論調……關於基督教是救中國的唯一根本、中國的民主化建基於基督教精神等主張……當我進一步發現原來這些說法早在數十年前已在中國教會內流行時，我決定檢視一下二十世紀前期的基督教救國主義，希望可以為今日的情況提供一些參照。」

這朵在馬料水開的研究之花，最終在長洲島結果。

博士才讀了一年，邢福增就加入了位於長洲島的建道神學院，成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員和老師。在建道，邢福增的研究從民國進一步前移到當代、新中國成立初期，教授「吳耀宗與趙紫宸——政權轉易中的信仰抉擇」等課程，以歷史研究回應當時香港社會面對政權轉易下的憂慮和迷思。

在建道 11 年，邢福增出版了10 本書，將正規史學規範應用於中國基督教面對 1949 年政權易幟的研究，他已經是獨當一面。

2004 年，邢福增帶著一百箱書離開長洲島，再入中大。

50 年代的歷史很精彩，他們（中國基督教領袖）要努力去回應政權的變化，很多人也成為悲劇，我常常會想，如果我身在其中，會如何反應？這與當下是很有響應的，所有歷史的課題，都在嘗試回應當下。

變節抑或堅持，當歷史投射當下

在整個學術研究生涯中，1949 中共建政之後對基督教的政策和基督教的反應，是邢福增最感興趣的領域。

「50 年代的歷史很精彩，他們（中國基督教領袖）要努力去回應政權的變化，很多人也成為悲劇，我常常會想，如果我身在其中，會如何反應？這與當下是很有響應的，所有歷史的課題，都在嘗試回應當下。」

邢福增脫口而出的一連串宗教領袖人物中，有一個叫吳耀宗，一個叫王明道。

1920 年代，吳立場反共，認為「共產主義……把人看作工具或手段」，違反基督教對社會生活的基本主張，即「自由、平等、博愛」。但在三四十年代之間，為了抗日救亡、革腐敗的國民黨之命，逐漸對中共轉為「同情接近」「合作擁護」， 相信中共會建立基督教也追求的「平等自由的社會」。

吳在 1943 年發表名作《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嘗試調和中共的無神唯物論和信徒的有神唯心論，指一個信「客觀真理」，一個信「上帝」，兩者可以「如糖醋共煮排骨」。

中共建政之後，吳耀宗「希望中共保護基督教」，在 1950 年參與帶頭起草《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號召實現自治、自養、自傳（三自），斷絕與海外教會的一切聯繫，建設「新中國下的基督教」。在「抗美援朝」的仇美政治需要下，他也參與了「三自革新控訴運動」，批判基督教立場，「一切有違社會主義原則的都不宣講了，一切不符合當時方針政策的證道，都可能與帝國主義掛鉤」。

王明道則是吳耀宗的批評者，認為吳是背叛信仰的「不信派」。吳耀宗帶頭草擬推動三自的宣言，王拒絕簽署。1955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王明道等反對三自的人就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對於這一夥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會上明確提出了「分化上層、打擊反動分子、爭取善良分子」的策略，同時，北京高校展開控訴王明道的運動。

王明道是塊硬骨頭，他堅持「如果人的制度和權柄與神的命令相抵觸，那樣，我們便只有不順從人，只順從神了」，「我們為這些事不怕任何攔阻，不惜付任何代價，也不惜作任何犧牲」。 此後數年，王明道夫婦數次入獄，終至1963 年，王明道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終身監禁，其妻劉景文獲刑 15 年。

來到文化大革命時代，吳王命運同歸：吳耀宗被打倒、批鬥、勞改，王明道身陷囹圄，不僅檢討材料寫不完，也難免被批鬥。1979 年，吳耀宗逝世，身後雖被尊為「愛國愛教的典範」，但以他生平為題材的電視劇不能播放。1980 年王明道在國際社會關注下獲得釋放，但他和妻子劉景文都已經目不能視，兩人放棄了出國治療的機會，留國廝守到老。

如果說，吳王面對的是中國大陸政權易幟，今日香港宗教領袖面對的，就是以國安法為標誌開啟的、尚待定義的新時代。

「中共的宗教策略有多少會應用在香港，這有點像五六十年代，教會面對新中國成立時候的狀況，」邢福增說，「不同教會領袖有不同做法，有人合作，有人抗爭，都是參考，我們以史為鑒，但也當局者迷。」

「宗教自由是不能獨善其身的」

邢福增認為，在宗派林立的香港，難以實行內地「三自教會」這樣的統管政策，但是宗教界與政府之間長期保持的「契約、承包、合作」關係，卻有極強的控制力，在這樣的政教市場下，「教會得到政府的資源，政府掌握分配，如果你和政府關係不好，將來你還能不能做支援和服務？如果你要維持良好關係，就最好不要講政府不喜歡的話。」

今年 6 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在北京接近完成港區國安法，但香港上至特首下至市民，無一讀過法案全文。50 多位香港宗教界領袖，就這樣被召入中聯辦開國安法座談會。中聯辦的事後通稿指20 多名在會上發言的宗教領袖，「表達對國安立法的理解與支持」，「將結合宗教教義，配合國安立法在港宣傳和實施」。參會和發言的宗教界領袖完整名單，至今沒有公佈。

宗教自由是不能獨善其身的，它和社會上的各種自由是聯繫在一起的。

「面對國安法，有些人覺得，只要不犯那四宗罪，就可以繼續維持和政府的良好關係，在香港也可以做事，在中國也可以做事，他們可能覺得這樣是好事啊，香港可以回復平靜，他們可以做些有意思的服務了，」邢福增說。

「但宗教自由是不能獨善其身的，它和社會上的各種自由是聯繫在一起的。國安法最大的問題，是將恐懼加在所有人身上。」

港區國安法中有條款列明，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多項人權自由，仍然受到保障，但與此同時「社會團體」也要進行國安教育，遵守國安要求。邢福增認為，這個「社會團體」當然包括了宗教團體。

「有些人可能覺得，口頭上表達一下支持遵守就可以了，但其實這會滲入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香港的宗教領袖經常要參加國際會議，要是會議上有達賴喇嘛，或者有台灣的代表，他們是不是也要『國安上身』，像中國的宗教領袖那樣，全部離場抗議，發聲明譴責？」

邢福增所知，執掌香港基督宗教、與中共交手數十年的領袖怎會不知？

即便是被視為親中派的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都在參加了中聯辦的座談會後兩日，通過接受《公教報》的訪問發話，認為教會在社會事務的參與應當不受影響，強調香港天主教區與梵蒂岡的聯繫，也「理應不被視為『與外國勢力勾結』」。

8 月，天主教區去信旗下中小學，促使學生認識港區國安法，鼓勵校監和校長，正面回應教育局的建議，家校攜手勸誡學生切勿參與違法行動。而比天主教區稍早幾日，聖公會香港教省大主教鄺保羅表示將成立「教育部」，協調現時分別管理中、小學及幼稚園的三個辦學團體，而聖公會旗下有超過 120間學校，當中不乏頂尖名校。

歷史無法改寫，當下難以預計，治史的人知道再多故事，難以預知未來，「我們可能會說當年的人傻，但我們今日的決定，也可能要將來才看得清楚。」

身處2020年8月的當下，治史人邢福增還是回歸研究、寫作與教育。

當年坐上院長之位，邢福增說是因為遴選不順，院內先生們你推我讓，都想要個自家人做，又都不想煩惱行政工作，「我就出來做了」。這一步就踏上了香港歷史的大潮，三年又三年，邢福增在離任日撰文稱，「將我與『院長』的身分連在一起的，是責任，而當中確有『勉強』與『不得已』的糾結在其中」，「如今，總算畢業了」，「回到本該屬於自己的位置，繼續作上主手中的小筆，研究、寫作與教學，仍是我所領受的召命」。

為了敦促自己，「小筆福增」公開立項，要完成一篇從 2004 年擱置至今的論文，探討中國神學家趙紫宸對罪與惡的反省，「十六年來，時勢之惡，遠超預期。此時此刻，再續前緣，又有何啟悟與深意？為免再荒惰延誤，謹公開此事，以作鞭策」。

後記

訪問當日是邢福增卸任前三日，原本幾乎每一面墻都有書從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院長辦公室，已經清空。正對著辦公室門口的寫字間隔板上，貼滿了神學院的各類海報，尤其是擺明車馬拿邢福增開玩笑的——比如一張為早前神學院籌款演唱會製作的海報，其中身材高大的邢福增黑衣撐傘，腋下夾了一把發出藍光的神力大刀，膝下兩行二創歌詞，「可以退的話，不會縮…總之三年，請勿繼續」。

知院長者，笑院長之人也。

恰好有邢福增的女同事過門來訪，「看看你還有三日怎麼樣」。女士與邢福增相識近 15 年，先是邢福增的學生，後來做了同事，問起邢福增有什麼叫她勞氣的事，邢福增一邊掩上門一邊說「哎！我關上門，你慢慢講」。女士說，最勞氣是邢福增敢言，「我真的沒有他這麼勇敢。我是別人的太太，我有時會想，你這樣，都不用替太太想一想嗎？」

還有呢？「以前他給我很低分！」

邢福增在書作中總是不忘感謝愛妻，實際生活中也會略施小計。

他很愛買書，「看到合用的書就買，怕之後買不到」，或者「不開心就會去買書」。2004 年從長洲島建道神學院搬出中大，竟然有過百箱書要搬，「一次搬家，一次搬書，書要用貨運，在碼頭一板一板地吊上來」。這樣的孔子搬家法，太太怎能沒有意見？

「但我師兄教了我一招，就是做一個有我倆名字的印章，每本書都印一下，那就是我們兩個人的共同藏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