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宗教学者邢福增：由“强拆”到国安法，他见证中港风暴中的十字架

2009 年秋天，在中国大陆开办家庭教会的两位年轻学者受邀到香港，做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合法化和社会民主化的讲座。他们一个是来自北京方舟教会的余杰，一个是来自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引接他们的，分别是香港大学法学院的戴耀廷，和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的邢福增。

10 年后，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愈遭管控和打压；余杰已于2012 年流亡美国，之后入籍，仍然是中国体制的激烈批评者；王怡因组织秋雨教会，在 2018 年被捕，翌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判监 9 年；戴耀廷因带领香港“占领运动”，在2019 年被判入狱 16 个月，服刑 4 个月后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今年 7 月，被香港大学校委会决定即时解雇。

4人中的邢福增，近来思虑重重。2020 年的仲夏八月，他顺利完成神学院院长的第二个任期，如愿重返书斋和讲坛，继续他数十年来有关基督教在中国、中共对基督宗教政策的研究，可心情并不轻松。

“这个月最大的思考和忧虑，就是自己可能要拉很多人的衫尾了，”在中大已经清空的院长办公室里，邢福增说，“我也变小心了，问自己可以承受多少，我说不怕说得多大声都无用。”

这个月，指的是2020年7月，香港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也是港区国安法实施第一个月。 31日中， 15人被捕，其中 1 人被正式检控，各人涉及罪名包括“煽动分裂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等，面对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邢福增说自己刹时“无心机”，本来已经写好了一部书稿，关于 1949 到 1966 年中共的基督教政策，就差一篇序言和一篇结语，但炎夏中刮起政治飓风，学者也无心著墨，而且就算现在完稿，又要到哪儿去付梓？他也想起过去多年自己曾接触或研究的、许多因为坚持信仰、对抗政权而被软禁、囚禁、甚至流亡的大陆牧者和学人。

而三十余年的研究功力，在国安法降临香港的时代，有用无用？对于学者邢福增，是幸，或不幸？他沉吟了好一阵才开始回答，“某程度上，我的研究还是有用的”。

邢福增认为，中共的宗教政策最终有多少会在香港应用，取决于香港宗教界的关键人物在面对国安法时所做的选择，而这与他近 20 年来研究的中共建政初期，中国基督教领袖的不同抉择，隔著大半个世纪，遥遥呼应。

“内地学者不写，我说那我来写”

邢福增自 80 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教关系，过去 20 多年专注于 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对基督宗教的政策，包括统战和迫害。对从民国到共和国初期基督教人的宗教和政治思想转变，他尤有钻研和建树。当不少中国宗教学者在现代研究中“止步于 1949”时，邢福增凭借在香港自由的学术和信仰环境，持续关注习近平执政时代对基督教的打压，尤其是在浙江和河南的“拆十字架运动”。

2014 年，香港争取“双普选”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在当地、以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市为重心，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邢福增好几次冒险到当地调研，他说，那些经历，震撼程度更甚于在解密档案中看到自己认识的大陆牧者在政治运动中监视举报自己的青年信众。

当地教会的人说不少基层干部都不想拆的，因为他们自己是信徒或者家人是信徒，但是他们也跟教会的人说，他们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是自上而下的。

温州的基督信仰历史超过 150 年，市内有数千家教堂，因为商业繁盛、人民富庶，许多教堂规模相当大，信仰在人口中的渗透率也非常高，温州官方承认的比例有 15%。这使得基督教在温州、甚至在浙江，无论在公共空间符号占位，还是意识形态竞争上，都成为了唯物无神的中共的劲敌，拆毁十字架的运动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动能十足。

在温州，邢福增在当地教会中人的保护下，搜集到了不少一手资料和证言：

“有一个教堂把他们被拆掉的十字架立在教堂门口，然后再立一个碑，讲拆十这件事。”

“另一间教堂就不断和政府拉锯，拆掉又立起来，再被拆掉，再立起来，让政府最后要找人在教堂外面搭个帐篷，看守他们。我去的时候，才待了一阵，忽然有人来，说看到帐篷里看守的人在打电话，可能他们发现我是外人，在找外援，于是只能马上‘走鬼’跑掉。”

“有教堂搬来大石头，把教会门口围住，还挖了护城河，不让吊臂靠近，他们都计算好了，要多少距离那个吊臂才不能碰到十字架。他们也设立了帐篷，24 小时找教友看守，远处还有哨，看著拆十的人的基地，他们一有异动，就马上通风报讯。哨兵不止服务一间教堂，那时候大家都很团结。”

“还有信徒把自己绑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如果要拆掉十字架，就先拆掉他。”

邢福增也发现，“拆十”中的官民关系并没有表现上那么黑白分明。“当地教会的人说不少基层干部都不想拆的，因为他们自己是信徒或者家人是信徒，但是他们也跟教会的人说，他们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是自上而下的。”

邢福增说，夏宝龙在抓“基督教在沿海富庶地区的典型”成功之后，“拆十”运动转向“基督教在内陆农村地区的典型”河南省，当时是 2018 年，他已经无法毫无顾虑地去内地调研，但仍然能靠著在内地教会的人脉得到当地信息、拆十的影片等材料作学术研究。

2019 年中，邢福增出版《新时代中国宗教秩序与基督教》，明确指出：“党国对宗教领域，已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厉的管控……自 2013 年以降，目睹中国整体环境的倒退，无不令人感到痛心…… 我们必须承认，当下中国的变化，正经历一次范式转移。”

“在‘法治’的名义下…… 法律成为党国管控宗教的工具，而非体现对宗教自由的基本保障”；“一元式的宗教管理体制，赋予党国认可的爱国宗教团体的寡头垄断地位，借此控制及调节宗教市场”；“宗教界人士必须…扮演好党国与宗教组织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高举反共反华势力的宗教渗透论，既反映出党国为保住权力而衍生的不安全感，也是为了在国家安全下建构爱国主义论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必须树立的敌人。”

一个华人学者，生活在中国主权下的香港，孜孜不倦地做著政权最敏感的一个领域的研究，再以华文书写，写得这样翔实、直白、响亮， 不可能不惹非议。

内地学者有时会止步于 1949 年，有些是因为他们宁可不写，也不愿写自己不想写的东西。内地学者不写，我说那我来写，就显得我写得多嘛。

早在 90 年代，内地宗教界内部就已经对邢福增的研究有所批评。“被点了几次名，都是内部的，没什么大不了，”邢福增轻轻带过。“我自己的研究比较当代，当代的东西肯定敏感，内地学者有时会止步于 1949 年，有些是因为他们宁可不写，也不愿写自己不想写的东西。内地学者不写，我说那我来写，就显得我写得多嘛。”

因为这些点名，斯文客气、在中国宗教界朋友不少的邢福增，开始成为被疏远的麻烦人物。“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看到一个相熟的朋友，我跟他打招呼，但是他避开了。后来他透过中间人跟我说不好意思，因为他无法在那个场合让人看到他跟我有接触，原因是之前我和他见面，被另一个牧者看到了，打了报告，朋友差点因此丢掉了工作。”

近年，“点名越来多，加上香港的状况，我也会感觉到，我只是做研究而已……”他一直没有说出下半句，尾音消失在有点委屈的表情中。

2020 年 2 月，浙江“拆十”主帅夏宝龙，被任命为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成为中国行政体系中主管港澳事务最高级别的官员。任命宣布后第四日，邢福增撰文《别忘了，他的名字是强拆十字架》。

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将史学规范投入基督教研究

用“凤毛麟角”来形容邢福增并不过分，香港要出这样一个学者，机缘倒带回 70 多年前。

“如果我爸爸没有来香港，那个在村口抽著烟、坐著摩托车、等著给人带路入村收廿蚊的后生，可能就是我。”邢福增说。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建政之前，邢福增父亲独自从海南文昌来到香港打拼，生活落定，就接了邢福增的祖母和母亲来港。1966年，邢福增生于香港，那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因为天星小轮加价而引起“九龙骚乱”。

直到 90 年代，邢福增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海南文昌水吼村。当时他带著学生去参访当地教会，遇上和自己同姓同属“福”字辈的牧师，带他回村。一行人不知路向，向一坐在摩托车上叼著烟的年轻人问路，年轻人要了20元人民币的酬劳，给他们领路。

成长于华人移民家庭的邢福增，与基督宗教最初的接触是就读基督教小学和天主教中学，不过那时候他的“生命并没有跟基督耶稣有任何关系”，唯因为高中和预科的历史老师恰好著力教近代中国历史，邢福增考中大入学试时，“A、B 都在中西史拿到，觉得入历史系机会最大”，就顺理成章入了历史系。

历史证明他没有选错，但信仰的到来不会这样平顺无痛。

1984 年，邢福增读大学二年级，妈妈忽然病重。焦急而束手无策之下，邢福增常常祷告，希望上主垂怜。这被一位基督徒师兄留意，渐渐将邢福增带入教会。妈妈后来病情好转，但好景只维持了一年，病以癌的方式东山再起，邢福增说自己“斗气不回教会了，自我流放了一年”。

要解开这个与上帝的心结，邢福增说，靠一篇他记了几十年的牧师讲道。

“牧师说，我们常常对苦难问 Why，为什么？但这是永无答案的，我们应该问 How，怎么做。这个讲道解了我的结。”

此后三十余年，苦难何来、苦中何从的思考，绵绵不绝，牵系著邢福增信仰与学术翻山越岭。

1987 年，邢福增在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安素堂接受洗礼，正式决志。那时候，中国与英国、葡萄牙先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将在下一个十年收回港澳，以“一国两制”方式管治，前途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关注。而邢福增参加的大学团契正讨论“信仰与学科”的结合，读历史的邢福增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交叉点——基督教、历史、中国。

但当时的香港，据邢福增的回顾，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是一门边缘学科”。“主流史学界不接纳基督教史研究的其中一个原因，相信是因为华人从事中国基督教史都不合正统史学方法的规范。教会内对历史的兴趣及关注，往往以缅怀先贤作出发点，或多或少予人一种歌功颂德的印象”。

如何将正统史学方法的规范应用到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上？在80年代的香港中文大学，邢福增幸得赶上了两岸三地大师级学者往来的时代，当时，台湾中国近代史大师王尔敏曾在中文大学任教12 年，教过 1066 名学生，邢福增就是他在中大的最后一班硕士研究生。

王尔敏对邢福增治中国基督教史至少有三大影响——“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ric Approach）的范式、从宏观角度重构晚清中国基督徒群体面貌这一对象、以及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现象——奠定了邢福增的学术座标。

1989 年，王尔敏教授离港返台，北京爆发民运，邢福增“在风雨声、家国事中”写完了自己的硕士论文——《晚清中国基督徒对宗教信仰与文化环境的调适》。

硕士毕业之后，邢福增做了三年中学历史老师，在 1992 年重返中大历史系修读博士，师从同是基督徒的教授刘义章、梁元生，路向是“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救国主义”。

他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解释自己的选择：“身处在此时此地的香港，在九七回归的前提下，身边听到了不少关于基督教可以救中国的论调……关于基督教是救中国的唯一根本、中国的民主化建基于基督教精神等主张……当我进一步发现原来这些说法早在数十年前已在中国教会内流行时，我决定检视一下二十世纪前期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希望可以为今日的情况提供一些参照。”

这朵在马料水开的研究之花，最终在长洲岛结果。

博士才读了一年，邢福增就加入了位于长洲岛的建道神学院，成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和老师。在建道，邢福增的研究从民国进一步前移到当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教授“吴耀宗与赵紫宸——政权转易中的信仰抉择”等课程，以历史研究回应当时香港社会面对政权转易下的忧虑和迷思。

在建道 11 年，邢福增出版了10 本书，将正规史学规范应用于中国基督教面对 1949 年政权易帜的研究，他已经是独当一面。

2004 年，邢福增带著一百箱书离开长洲岛，再入中大。

50 年代的历史很精彩，他们（中国基督教领袖）要努力去回应政权的变化，很多人也成为悲剧，我常常会想，如果我身在其中，会如何反应？这与当下是很有响应的，所有历史的课题，都在尝试回应当下。

变节抑或坚持，当历史投射当下

在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1949 中共建政之后对基督教的政策和基督教的反应，是邢福增最感兴趣的领域。

“50 年代的历史很精彩，他们（中国基督教领袖）要努力去回应政权的变化，很多人也成为悲剧，我常常会想，如果我身在其中，会如何反应？这与当下是很有响应的，所有历史的课题，都在尝试回应当下。”

邢福增脱口而出的一连串宗教领袖人物中，有一个叫吴耀宗，一个叫王明道。

1920 年代，吴立场反共，认为“共产主义……把人看作工具或手段”，违反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主张，即“自由、平等、博爱”。但在三四十年代之间，为了抗日救亡、革腐败的国民党之命，逐渐对中共转为“同情接近”“合作拥护”， 相信中共会建立基督教也追求的“平等自由的社会”。

吴在 1943 年发表名作《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尝试调和中共的无神唯物论和信徒的有神唯心论，指一个信“客观真理”，一个信“上帝”，两者可以“如糖醋共煮排骨”。

中共建政之后，吴耀宗“希望中共保护基督教”，在 1950 年参与带头起草《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号召实现自治、自养、自传（三自），断绝与海外教会的一切联系，建设“新中国下的基督教”。在“抗美援朝”的仇美政治需要下，他也参与了“三自革新控诉运动”，批判基督教立场，“一切有违社会主义原则的都不宣讲了，一切不符合当时方针政策的证道，都可能与帝国主义挂钩”。

王明道则是吴耀宗的批评者，认为吴是背叛信仰的“不信派”。吴耀宗带头草拟推动三自的宣言，王拒绝签署。1955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王明道等反对三自的人就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一伙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分化上层、打击反动分子、争取善良分子”的策略，同时，北京高校展开控诉王明道的运动。

王明道是块硬骨头，他坚持“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 此后数年，王明道夫妇数次入狱，终至1963 年，王明道被以“反革命罪”判处终身监禁，其妻刘景文获刑 15 年。

来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吴王命运同归：吴耀宗被打倒、批斗、劳改，王明道身陷囹圄，不仅检讨材料写不完，也难免被批斗。1979 年，吴耀宗逝世，身后虽被尊为“爱国爱教的典范”，但以他生平为题材的电视剧不能播放。1980 年王明道在国际社会关注下获得释放，但他和妻子刘景文都已经目不能视，两人放弃了出国治疗的机会，留国厮守到老。

如果说，吴王面对的是中国大陆政权易帜，今日香港宗教领袖面对的，就是以国安法为标志开启的、尚待定义的新时代。

“中共的宗教策略有多少会应用在香港，这有点像五六十年代，教会面对新中国成立时候的状况，”邢福增说，“不同教会领袖有不同做法，有人合作，有人抗争，都是参考，我们以史为鉴，但也当局者迷。”

“宗教自由是不能独善其身的”

邢福增认为，在宗派林立的香港，难以实行内地“三自教会”这样的统管政策，但是宗教界与政府之间长期保持的“契约、承包、合作”关系，却有极强的控制力，在这样的政教市场下，“教会得到政府的资源，政府掌握分配，如果你和政府关系不好，将来你还能不能做支援和服务？如果你要维持良好关系，就最好不要讲政府不喜欢的话。”

今年 6 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在北京接近完成港区国安法，但香港上至特首下至市民，无一读过法案全文。50 多位香港宗教界领袖，就这样被召入中联办开国安法座谈会。中联办的事后通稿指20 多名在会上发言的宗教领袖，“表达对国安立法的理解与支持”，“将结合宗教教义，配合国安立法在港宣传和实施”。参会和发言的宗教界领袖完整名单，至今没有公布。

宗教自由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和社会上的各种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

“面对国安法，有些人觉得，只要不犯那四宗罪，就可以继续维持和政府的良好关系，在香港也可以做事，在中国也可以做事，他们可能觉得这样是好事啊，香港可以回复平静，他们可以做些有意思的服务了，”邢福增说。

“但宗教自由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和社会上的各种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安法最大的问题，是将恐惧加在所有人身上。”

港区国安法中有条款列明，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多项人权自由，仍然受到保障，但与此同时“社会团体”也要进行国安教育，遵守国安要求。邢福增认为，这个“社会团体”当然包括了宗教团体。

“有些人可能觉得，口头上表达一下支持遵守就可以了，但其实这会渗入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香港的宗教领袖经常要参加国际会议，要是会议上有达赖喇嘛，或者有台湾的代表，他们是不是也要‘国安上身’，像中国的宗教领袖那样，全部离场抗议，发声明谴责？”

邢福增所知，执掌香港基督宗教、与中共交手数十年的领袖怎会不知？

即便是被视为亲中派的天主教香港教区宗座署理汤汉，都在参加了中联办的座谈会后两日，通过接受《公教报》的访问发话，认为教会在社会事务的参与应当不受影响，强调香港天主教区与梵蒂冈的联系，也“理应不被视为‘与外国势力勾结’”。

8 月，天主教区去信旗下中小学，促使学生认识港区国安法，鼓励校监和校长，正面回应教育局的建议，家校携手劝诫学生切勿参与违法行动。而比天主教区稍早几日，圣公会香港教省大主教邝保罗表示将成立“教育部”，协调现时分别管理中、小学及幼稚园的三个办学团体，而圣公会旗下有超过 120间学校，当中不乏顶尖名校。

历史无法改写，当下难以预计，治史的人知道再多故事，难以预知未来，“我们可能会说当年的人傻，但我们今日的决定，也可能要将来才看得清楚。”

身处2020年8月的当下，治史人邢福增还是回归研究、写作与教育。

当年坐上院长之位，邢福增说是因为遴选不顺，院内先生们你推我让，都想要个自家人做，又都不想烦恼行政工作，“我就出来做了”。这一步就踏上了香港历史的大潮，三年又三年，邢福增在离任日撰文称，“将我与‘院长’的身分连在一起的，是责任，而当中确有‘勉强’与‘不得已’的纠结在其中”，“如今，总算毕业了”，“回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继续作上主手中的小笔，研究、写作与教学，仍是我所领受的召命”。

为了敦促自己，“小笔福增”公开立项，要完成一篇从 2004 年搁置至今的论文，探讨中国神学家赵紫宸对罪与恶的反省，“十六年来，时势之恶，远超预期。此时此刻，再续前缘，又有何启悟与深意？为免再荒惰延误，谨公开此事，以作鞭策”。

后记

访问当日是邢福增卸任前三日，原本几乎每一面墙都有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院长办公室，已经清空。正对著办公室门口的写字间隔板上，贴满了神学院的各类海报，尤其是摆明车马拿邢福增开玩笑的——比如一张为早前神学院筹款演唱会制作的海报，其中身材高大的邢福增黑衣撑伞，腋下夹了一把发出蓝光的神力大刀，膝下两行二创歌词，“可以退的话，不会缩…总之三年，请勿继续”。

知院长者，笑院长之人也。

恰好有邢福增的女同事过门来访，“看看你还有三日怎么样”。女士与邢福增相识近 15 年，先是邢福增的学生，后来做了同事，问起邢福增有什么叫她劳气的事，邢福增一边掩上门一边说“哎！我关上门，你慢慢讲”。女士说，最劳气是邢福增敢言，“我真的没有他这么勇敢。我是别人的太太，我有时会想，你这样，都不用替太太想一想吗？”

还有呢？“以前他给我很低分！”

邢福增在书作中总是不忘感谢爱妻，实际生活中也会略施小计。

他很爱买书，“看到合用的书就买，怕之后买不到”，或者“不开心就会去买书”。2004 年从长洲岛建道神学院搬出中大，竟然有过百箱书要搬，“一次搬家，一次搬书，书要用货运，在码头一板一板地吊上来”。这样的孔子搬家法，太太怎能没有意见？

“但我师兄教了我一招，就是做一个有我俩名字的印章，每本书都印一下，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藏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