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與失望並存的時代，社會動盪下，人的尊嚴、志業、熱情、愛與恨、政治實踐、生存的意義⋯⋯還有可能嗎？還能如何進行？《端傳媒》邀請社會學者陳婉容撰寫系列文章，討論這時代的愛與希望。本系列已發表兩篇文章，本文為第三篇。
哈維爾在1975年寫了齣荒誕劇目《Unveiling》（《揭幕》），是著名的「瓦尼克三部曲」（Vanek trilogy）之一。主角瓦尼克帶著哈維爾本人的影子，是個被共產政權發落到啤酒廠工作的「異見者」劇作家。共產黨掌權後，瓦尼克受邀到前同事薇拉和米高夫婦家，二人急不及待地展示新置的奢華豪宅，又滔滔不絕地介紹家裏從世界各地搜羅回來的珍品，還不忘推銷他們又帥又高又聰慧過人的小兒子。雖然劇本沒有說薇拉和米高向政權投誠，但觀眾一定猜得到：在1975年的共產捷克可以住大宅，買珍品和去瑞士旅行（共產捷克有出境限制）的，就只有共產黨員。
瓦尼克對這一切不置可否的態度，遭到這對夫婦的批評：「你老婆伊娃怎麼不像薇拉那樣會煮飯？她為什麼不把你們家佈置得像我們家這麼精緻？她沒興趣？那你就讓她有興趣啊！你們為什麼不生孩子？生孩子很好！你不覺得看著那樣的一個不小點兒長大成人是很神奇的嗎？看我們的孩子多可愛！多聰明！你想想看，沒有你的話他根本不會存在……不用懷疑，信我們吧，你看我們多幸福，多相愛！你說你和伊娃已經很相愛，很幸福？不是的，你一點都不幸福！我很肯定，你一點都不幸福！」想要說服瓦尼克之餘，薇拉和米高不斷「秀恩愛」，米高說薇拉持家有道，薇拉說米高無微不至。然後兩個人還在客人面前親熱起來：「瓦尼克快看，我們多恩愛！你不要走，留下看我們做愛吧。」
到了21世紀這依然是個終極問題——愛可以克服困頓嗎？
瓦尼克幾乎沒有什麼對白，他的作用是讓其他角色不斷說話﹑演戲，然後在瓦尼克面前自行崩潰除下面具。哈維爾的批判很明顯：薇拉和米高選擇了順應遊戲規則，放棄個性和獨立思考，接受了黨給予的溫柔的意識形態和切切實實的生活便利。也是因為如此，瓦尼克這種人的存在才會令他們那麼痛苦：雖然沒有奢華生活，只能在啤酒廠當個小工人，不能去旅行也不能買珍品，但他在某種意義上更自由：他還是整全的個體，他還有思考的能力，他還有愛的自由。瓦尼克是米高夫婦試圖引誘的人，因為他們沒法接受身邊有這樣令自己痛苦的人存在。
去年我跟美國學生一起讀這劇本，先問學生，薇拉與米高有他們自己講的那麼相愛嗎？他們紛紛說不；再問如果你們活在七十年代的共產捷克，要當瓦尼克和伊娃，還是薇拉和米高？這群十八二十的少男少女卻苦思良久——一半說自己還是會想做瓦尼克：「因為我實在接受不了裝幸福但事實不幸福，裝被愛但事實不被愛。倒不如當個還能獨立思考的人。」有一半誠實地說自己會想當薇拉和米高：「那些『真正的愛』可以彌補他們出不了境，買不起好東西吃，說不起想說的話，想繼續當作家但只能在啤酒廠擰樽蓋的困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