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這時代的愛與希望

陳婉容:在最黑暗的時代,「愛」作為人的尊嚴

愛跟後極權的邏輯完全不相容--後極權製造的必然是願意切割自己投入集體、所以支離破碎的人。


2012年12月17日,一對情侶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的Altiero Spinelli大樓前熱吻。 攝:Laurent Dubrule/Reuters/達志影像
2012年12月17日,一對情侶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的Altiero Spinelli大樓前熱吻。 攝:Laurent Dubrule/Reuters/達志影像

【編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與失望並存的時代,社會動盪下,人的尊嚴、志業、熱情、愛與恨、政治實踐、生存的意義⋯⋯還有可能嗎?還能如何進行?《端傳媒》邀請社會學者陳婉容撰寫系列文章,討論這時代的愛與希望。本系列已發表兩篇文章,本文為第三篇。

哈維爾在1975年寫了齣荒誕劇目《Unveiling》(《揭幕》),是著名的「瓦尼克三部曲」(Vanek trilogy)之一。主角瓦尼克帶著哈維爾本人的影子,是個被共產政權發落到啤酒廠工作的「異見者」劇作家。共產黨掌權後,瓦尼克受邀到前同事薇拉和米高夫婦家,二人急不及待地展示新置的奢華豪宅,又滔滔不絕地介紹家裏從世界各地搜羅回來的珍品,還不忘推銷他們又帥又高又聰慧過人的小兒子。雖然劇本沒有說薇拉和米高向政權投誠,但觀眾一定猜得到:在1975年的共產捷克可以住大宅,買珍品和去瑞士旅行(共產捷克有出境限制)的,就只有共產黨員。

瓦尼克對這一切不置可否的態度,遭到這對夫婦的批評:「你老婆伊娃怎麼不像薇拉那樣會煮飯?她為什麼不把你們家佈置得像我們家這麼精緻?她沒興趣?那你就讓她有興趣啊!你們為什麼不生孩子?生孩子很好!你不覺得看著那樣的一個不小點兒長大成人是很神奇的嗎?看我們的孩子多可愛!多聰明!你想想看,沒有你的話他根本不會存在……不用懷疑,信我們吧,你看我們多幸福,多相愛!你說你和伊娃已經很相愛,很幸福?不是的,你一點都不幸福!我很肯定,你一點都不幸福!」想要說服瓦尼克之餘,薇拉和米高不斷「秀恩愛」,米高說薇拉持家有道,薇拉說米高無微不至。然後兩個人還在客人面前親熱起來:「瓦尼克快看,我們多恩愛!你不要走,留下看我們做愛吧。」

到了21世紀這依然是個終極問題——愛可以克服困頓嗎?

瓦尼克幾乎沒有什麼對白,他的作用是讓其他角色不斷說話﹑演戲,然後在瓦尼克面前自行崩潰除下面具。哈維爾的批判很明顯:薇拉和米高選擇了順應遊戲規則,放棄個性和獨立思考,接受了黨給予的溫柔的意識形態和切切實實的生活便利。也是因為如此,瓦尼克這種人的存在才會令他們那麼痛苦:雖然沒有奢華生活,只能在啤酒廠當個小工人,不能去旅行也不能買珍品,但他在某種意義上更自由:他還是整全的個體,他還有思考的能力,他還有愛的自由。瓦尼克是米高夫婦試圖引誘的人,因為他們沒法接受身邊有這樣令自己痛苦的人存在。

去年我跟美國學生一起讀這劇本,先問學生,薇拉與米高有他們自己講的那麼相愛嗎?他們紛紛說不;再問如果你們活在七十年代的共產捷克,要當瓦尼克和伊娃,還是薇拉和米高?這群十八二十的少男少女卻苦思良久——一半說自己還是會想做瓦尼克:「因為我實在接受不了裝幸福但事實不幸福,裝被愛但事實不被愛。倒不如當個還能獨立思考的人。」有一半誠實地說自己會想當薇拉和米高:「那些『真正的愛』可以彌補他們出不了境,買不起好東西吃,說不起想說的話,想繼續當作家但只能在啤酒廠擰樽蓋的困難嗎?」

我慶幸學生都很誠實,因為到了21世紀這依然是個終極問題——愛可以克服困頓嗎?

2017年1月29日,德國柏林哈弗爾河上的一個小島。

2017年1月29日,德國柏林哈弗爾河上的一個小島。攝:Fabrizio Bensch/Reuters/達志影像

愛的公式和後極權

愛是一種會擴張的情感,它令一個人想要自由,想成為一個有思想,有靈魂的個體。

如果這班學生都舉手說要當瓦尼克,我反而認為大部份人對人性太過樂觀,或者對自己太有自信。香港獨立記者蕭雲在自己臉書提到早前被捕的清華教授許章潤:「八九年的許章潤和其他年輕人一樣,都在天安門絕食過。他曾以為同代人不會忘記廣場上的血,豈料大部分人都接受招安,只剩下寥寥堅持者和他。」——活在後極權之下,當薇拉和米高甚至是唯一一種舒適的出路。

早前中國廣電總局在七月中公布了共二十條的「題材審查及規避清單」,當中有不少涉及愛或愛情的規管:「青春劇要避開早戀、犯罪及暴力」;「愛情劇不能太甜蜜」;「同性戀關係需點到即止,可轉為友情,但不能有明確同性戀題材及角色設定」。其他規管包括:「懸疑恐怖題材不得以反面角色為主角,禁止渲染恐怖暴力」;「禁止宣揚唯心主義、靈物附體、妖魔鬼怪、輪迴迷信」等。我最「喜歡」的還是這一條:「現實題材三觀要正,不要過於突出社會矛盾,要表現正常人的美好生活;小人物大情懷正能量,可以追求財富,但要通過正當手段……不得宣揚消極﹑頹廢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這個清單令不少人嘩然,在大陸微信等平台也瘋傳了。按照這二十條的歸納,後極權眼中愛的本質應該是這樣的:它是絕對跟從社會規範的,青年不應沉迷在頹靡甜蜜的戀愛中,不應視戀愛對象為一切;應奮發向上,考北大清華,為社會效力,為國家建功。然後,戀愛雖然可以談,但要談得理性,務實,甚至計算;過份「甜蜜」的戀愛即是情感主導,戀愛浪漫化即是陷入唯心主義的陷阱,而且過於個人主義,不符國家宣傳的那些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最後,愛也是目標為本的。戀愛的目的是組織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沒有其他可接受的目的;如果是為了浪漫感覺,或是為了性,那就當然是三觀不正了。

官方禁不了人談情說愛,只是後極權下的愛情必須乾乾淨淨﹑守禮守法,完美符合國家宣傳的意識形態。

理論上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有人願意結婚生子,繁衍後代,尤其是現在中國正因之前長年實施的一孩政策而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官方禁不了人談情說愛,只是後極權下的愛情必須乾乾淨淨﹑守禮守法,完美符合國家宣傳的意識形態,之所以要這樣規管,是因為愛是一種會擴張的情感,它令一個人想要自由,想成為一個有思想,有靈魂的個體,它的本質是個人主義的。所以愛跟後極權的邏輯完全不相容--後極權製造的必然是願意切割自己投入集體、所以支離破碎的人。

不然薇拉和米高為什麼老是要瓦尼克的妻子伊娃學煮菜?為什麼不肯接受伊娃不煮菜,瓦尼克和她一樣過得很好,很幸福?為什麼硬要他們也去生個孩子?為什麼要向瓦尼克展示家裏的各種昂貴擺設﹑中產文化和高尚品味?他們在宣傳的正正就是「小人物大情懷正能量」和「正常人的美好生活」啊。最近在大陸爆出的「天王嫂訓練班」傳聞令很多人嘩然(潘瑋柏﹑郭富城都疑似跟專業訓練出來的網紅結了婚),覺得網紅居然可以成為一種行業,愛情可以流水式批量生產:網紅們都是一樣的「白富美」人設,照片不是提名牌包去六星酒店吃貴婦下午茶,去打哥爾夫球,就是河邊放生,講些機械人生產般的三觀很正的話,「存好心,做好事」那一類的。

2018年8月21日,為了紀念1968年《華沙公約》入侵捷克50週年,人們聚集在瓦茨拉夫廣場舉行晚間音樂會。

2018年8月21日,為了紀念1968年《華沙公約》入侵捷克50週年,人們聚集在瓦茨拉夫廣場舉行晚間音樂會。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網紅們「揭幕」的不就是我們都想要的「美好生活」麼?

很多人說那些情節細思極恐,有點接近英劇《黑鏡》那種未來世界的恐怖。但那並不遙遠的,科技太發達的未來,這是後極權的過去和現在:網紅們「揭幕」的不就是我們都想要的「美好生活」麼?哈維爾說後極權容易被接受,是因為它利用意識形態的手套溫柔地撫摸每一個人的生命。有什麼比美好的生活﹑人人羨慕的幸福和愛更溫柔呢?雖然那種愛跟我們想像的有點不相似,但只要人人都說它是好的,那它總不能是壞的了吧?

是愛,還是責任?

捷克在共產政權倒台,與斯洛伐克分裂成兩個獨立國家後換了一個國家格言:「真相永勝」(truth prevails;拉丁文:Veritas vincit)。這個格言相信來自十四世紀捷克基督教思想家和殉道者胡司(Jan Hus)的名言:「尋求真理、 聆聽真理、 教導真理、 熱愛真理、 遵從真理、 並為真理辯護以至於死。」對於真相和真理的重視貫穿了捷克的政治哲學和神學傳統,但提出「活在真相中」的哈維爾沒有把真相視為用生命反抗後極權的唯一條件;他另一句名言將「愛」和「真相」並列了:「真相與愛,定能戰勝謊言與仇恨」。這句也成為了很多人傳誦的哈維爾名言。

可是什麼是愛?

這個月,我博士班的老師,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賴特(Erik olin wright)生前寫的病中書結集出版,書名叫《stardust to stardust》(本文作者暫譯:命若星塵)。一年半以前,賴特教授因白血病去世,我在《端》寫過一篇紀念文章。從前老師就很常引用馬克思《費爾巴哈提綱》(Thesen über Feuerbach)著名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嘗試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他告訴我們,不要執著於純粹與同質--縱使人呱呱墮地之時就注定活在限制以內,但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我們能夠觀察世界,解釋世界,並且會以行動來改變世界。

人活在現代社會本來就要面對無盡的空虛,活在無法自由伸張的社會更甚。只是,這樣的生命值得愛嗎?

我把那篇文章命題為「關於愛,Erik Olin Wright教我的事」。這個題目或者是有點奇怪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解沒有所謂「愛」;唯物史觀將個體視為理性經濟動物,個體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決定了人的本質,即是說人類的所謂意識說到底源於物質,亦次於物質。這麼說的話,所謂「愛」最多只是大腦皮質層的運作。可是人不單單是一個神經系統:就算將一個人千刀萬剮,就算我們掉了一條手臀,斷了一條腿,我們的靈魂還是整全的;我們還是有欲望,有思想。人之所以為人,不就因為這樣嗎?

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我過三十歲不久。而我其實從來不是愛講「愛」的那種人,三十歲以前,我更喜歡關心的是那些戰亂﹑革命﹑政治﹑還有這種那種主義。但走到了某個階段,到了一個不得不好好思考人生,思考何謂好生活的年紀,我反而開始疑惑:這些「主義」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它能讓我的人生過得更好,更滿足嗎?

過去一年,跟不上潮流的我老是在想:將來有很長一段日子,我們也許還會在這種狀態(或更壞的狀態)裏生存。《易經》中所謂的「天地閉﹑賢人隱」不過如此。當然在大部份可能發生的狀況裏,人還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人活在現代社會本來就要面對無盡的空虛,活在無法自由伸張的社會更甚。只是,這樣的生命值得愛嗎?愛錢﹑愛權力﹑愛《基本法》﹑似乎都比愛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容易。

哈維爾和賴特都告訴我們,不要追求烏托邦,因為愛是一個克難和屢敗屢試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純淨無垢的終點。

在那篇文章的結尾我說,「Erik讓我覺得,茫茫世間,人類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謂愛,到了最深最盡處,都是在世間一切約束與限制中竭力創造希望與幸福的過程。」重看那篇文章,我竟然覺得似曾相識--我在哈維爾的一個訪問裏讀到了非常相似的想法。哈維爾說,生命是無法理解的,不斷變化的,神秘的;意圖把它限制在一個人工或抽象的結構中的話,生活必然會被同質化、規範化、標準化和毀滅。哈維爾還說,「不然集中營是什麼呢?就是相信烏托邦的人(utopians)為了排除那些他們不要的元素而搞出來的東西而已。」

哈維爾。

哈維爾。攝:Miroslav Zajic/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哈維爾在獄中寫給妻子奧加的信也說:「今日我們這個世界的危機,其實是一個責任的危機,所以它也是一個關乎人類身份的危機」,而在這樣的危機裏,只有「愛﹑善心﹑同情心﹑寬容﹑理解﹑自制﹑團結﹑友誼﹑歸屬感」﹑以及「對一個人身邊責任的擔負」才能給人意義和希望,並且改變世界。

作為學者﹑思想家,哈維爾和賴特都告訴我們,不要追求烏托邦,因為愛是一個克難和屢敗屢試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純淨無垢的終點。在最黑暗的時代裏,愛就是堅持自己作為人的尊嚴:賴特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不停止思考世界的真相,直面人和群體所面對的限制,然後在這個限制裏作出自己可承擔的最多的行動。

哈維爾說,人要見證時代的恐怖,不能別過頭去不看,然後選擇虛假的幸福和愛以作補償。「愛」對他而言,就是承擔責任的行動,是「活在真相中」的大前提。

哈維爾說,人要見證時代的恐怖,不能別過頭去不看,然後選擇虛假的幸福和愛以作補償。「愛」對他而言,就是承擔責任的行動,是「活在真相中」的大前提:因為對自己和他人的深刻關懷,人才會有承擔的勇氣,才可以保持整全的靈魂,才會有在關鍵時刻行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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