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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網民為何支持周庭?國安法後震動的中日關係

香港示威者與日本社會的互相借力,已經「四兩撥千斤」地撬動了中日兩國關係。


2019年6月10日,周庭在東京的日本國家新聞俱樂部舉行記者會。 攝:Jae C. Hong/AP/達志影像
2019年6月10日,周庭在東京的日本國家新聞俱樂部舉行記者會。 攝:Jae C. Hong/AP/達志影像

8月10日,在港區國安法施行超過一個月後,香港社運人士,前學生領袖與政團「香港眾志」前常委周庭,以懷疑違反港區國安法為由,被香港警方上門拘捕。

8月12日晚,獲得保釋後,周庭在YouTube頻道「周庭チャンネル」(周庭channel)上開始了一場直播。直播中她身穿藏青泡泡袖連衣裙,先後用粵語與日語講述了自己8月10日晚被帶走的過程以及在「臭格」(牢房)中的心境。在這條截至8月17日有86萬觀看量的視頻下,有來自世界各地的7千多條評論,其中過半是日語。一條高贊日語評論是「日本人は、みんな、あなたのことを応援していますよ!力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よ!!とにかく、解放されて好かった!!」(「日本人都很支持你喲!想要助你一臂之力喲!你被釋放實在太好了!」)

「周庭チャンネル」頻道的過往影片,不少都與日本相關,甚至有些直接用日語錄制。早在港區國安法之前,周庭已在日本收穫人氣。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周庭曾受邀至明治大學演講,接受多家日本媒體採訪,當時她被部分日本媒體稱為「民主の女神」。8月10日周庭被捕之後,日本媒體亦爭相大幅報導,呼籲釋放周庭的「#FreeAgnes」(釋放周庭)標籤一度衝上日本推特熱詞榜首。有統計指使用此標籤的全球推特用戶中,有六成來自日本。

周庭被捕後,日本社會不少重要人物都發聲關注,如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日本共產黨參議院議員小池晃、藝術家奈良美智等等。相比起同樣在國安法施行後被拘捕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周庭在日本獲得的關注遠遠更多,特別是在以年輕人為主的社交媒體。

2020年8月12日晚上,獲得保釋後的周庭在YouTube頻道直播。

2020年8月12日晚上,獲得保釋後的周庭在YouTube頻道直播。網上圖片

「反差萌」的社運形象

周庭在日本網絡上掀起的波浪,令許多關注事態的人始料不及。這一方面是因為在日本年輕人眼中,比起過去所認知的社運人士形象,周庭更像是一個鄰家女孩式的「idol」。另一方面,周庭以清新日式的風格,以及無障礙日語交流,讓日本人感到十分親切。這使得逮捕周庭令不少日本人產生一種「自己人」被傷害的感覺。

周庭的成功因素之一,是她選擇了以「御宅族」文化為入口,打開與日本年輕人的連接通道。

周庭在深夜保釋後,在警署外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用日語表示這是她四次被捕經歷中,感到最恐懼的一次,藉助媒體,她感謝用#FreeAgne標籤為她在網上呼籲的日本網民,並表示在自己被拘留期間感到恐懼時,她「腦中始終縈繞着《不協和音》這首歌的歌詞」。這一番表述應該擊中了不少日本年輕人的心。《不協和音》是日本人氣偶像團體「櫸坂46」的代表作。這首歌的歌詞中有這樣一句——「最後の最後まで抵抗し続ける」(「我要繼續抵抗到最後的最後」。)

在日語中,「アイドル」(idol)一詞不僅有「偶像」之意,更是代表了某種潮流文化。「アイドル」是「和粉絲共享成長過程,以成長過程本身的魅力為賣點的人物。」在日本政壇,也有自稱為「政治アイドル」的政治人物,不過這類「idol」更多是為某些政黨候選人站台,作為競選手段,也是女性參政的其中一條路徑。但在日本輿論場上,自1970年代後成功將「アイドル」與社會運動聯繫在一起,且有如此大影響力的,來自香港的周庭恐怕是第一位。

「御宅族」文化中常常追捧一些性格與外表反差巨大的角色,比如「暴力蘿莉」、「軟萌大叔」、「邪惡萌物」。日本現代社運史中也有這樣的角色,比如長髮披肩,手持AK47的「赤軍連」領導人重信房子。在舊照片上,重信房子看上去青春美麗,卻又是一個意志力堅韌、手段強硬的革命分子。在日本動漫、電影中,常常出現攜帶重型機關槍或者肩扛RPG的少女形象,其原型來源之一便是重房信子。她20歲時便參加學生運動,在父親的影響下走上了暴力革命道路,堅信「武裝鬥爭是最大的宣傳」,並義無反顧離開了日本,去往當時反美鬥爭的最前線中東,從1970年代開始便以中東為中心,在世界各地開展恐怖襲擊。2006年,重信房子被東京地方裁判所以犯有「蓄意謀殺和策劃恐怖襲擊罪」處20年監禁,至今仍在監獄服刑。

雖然日本赤軍早已解散,重信房子的社運路線在今天的日本社會談之色變。但是以她為原型,手持重型武器,身穿水手服的「暴力少女」形象,卻在動漫、電影中經久不衰,成為「反差美學」的代表。對於「御宅族」文化來說,「反差」是最體現魅力的關鍵。

周庭身上也有一種「反差」帶來的魅力。與過去苦大仇深的革命者形象不同,周庭的公共形象中同時包含了「鄰家女孩」式的「かわいい」(可愛)元素,與「革命者」的「粘強い」(堅韌)元素,而正是這種「ギャップ萌え」(反差萌),使周庭被捕後獲得了許多日本年輕人的關注。

2019年6月12日,日本東京的明治大學日本留學生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

2019年6月12日,日本東京的明治大學日本留學生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攝:Keith Tsuji/Getty Images

火熱的討論,與冷淡的社運

回看二十世紀初,在日本的殖民帝國擴張的同時,也有一批民間人士接納各地逃難的革命人士與異見人士,亞洲許多國家的革命者,都曾在日本留下他們的足跡與故事。宮崎滔天、大川周明、寺尾亨、頭山滿這些人在保護、幫助亞洲各國流亡者方面不留餘力,甚至面對政治、生命風險也在所不惜。

比如宮崎滔天,1887年在橫濱與孫文相識,從此開始了一段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革命友誼,不但見證更是直接參與到了中國的革命運動中。又如新宿糕餅店中村屋的老闆相馬愛藏和妻子相馬黑光,他們在店鋪內藏匿、保護早期印度獨立運動領導人R·B·布斯(Rash Behari Bose)等人,也曾成為一時美談。當時的日本政府根據日英條約正與英國結盟,對印度的革命分子態度嚴厲,這對日本夫婦恰恰和日本政府對着幹。

周庭被捕後,在日本社會各界人士中掀起的討論與聲援,似乎讓平時不關注海外動態的當今日本,出現了一些曾經歷史的影子。不過,這種類比未必恰當,也並不能說明現在支持周庭的日本年輕人是否真正了解香港之事。他們更可能是出於道德直覺,一種對「民主革命少女」形象的好奇,甚至只是覺得周庭可愛便支持她。

以日本網民對周庭的支持熱度,恐怕不足以猜測日本民間社會也會跟進關注。日本社會對社運的冷淡有其歷史脈絡,非一日之寒。去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早期,日本人還支持運動,但到了八月示威者佔領機場期間,許多日本人就覺得這變得不可理喻——在公共場合「邪魔」(打攪)他人是一件很「失禮」的事情。筆者恰有兩位當時在現場並延誤了飛機的日本朋友,他們對此表示十分不解。在見到示威者扔汽油瓶、設路障、燒店鋪、與員警爆發衝突時,也有不少日本人表示「是否稍微過火了呢?」。據一位曾經在中國做過十年記者的日本人所觀察,起初日本人大多是同情香港示威者的,但到後來見到越來越多暴力場面,許多日本人便開始有些動搖了。他說「已經太久沒有看到這般場面,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更是難以理解」。

2020年8月10日,警員將周庭帶離寓所。

2020年8月10日,警員將周庭帶離寓所。攝:陳焯煇/端傳媒

又比如,2017年火遍全球的「metoo」運動,在日本幾乎一潭死水,影響未及同位於亞洲的中國大陸、韓國、台灣、香港,印度等地。女記者伊藤詩織為性侵事件勇敢地大聲疾呼、奔走相告時,國際上的熱烈反響與日本本土的冷淡反應形成鮮明對比。據一位曾在伊藤和子(伊藤詩織的一位辯護律師)名下NGO實習過的志願者所說,即使是伊藤詩織勝訴後,依然有許多日本女性認為伊藤做得不妥,甚至有很多人在網上對伊藤進行蕩婦羞辱。這位志願者還坦言,她所畢業的御茶水女子大學,就算作為「全日本女權主義者濃度最高」的地方,願意為此事走上街頭的學生卻依然寥寥無幾。

這並不是日本社會運動組織能力的問題,而是日本社會的土壤實在令他們難以施展拳腳。以2015年為反對第3次安倍內閣強推日本和平安全法制而成立的學生組織 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SEALDs)為例:在他們行動最初,便揹負着六七十年代日本左翼留下的學生運動「過於激進」的印象,加上日本相對保守的社會條件,更難說服輿論實行「佔領」等「非和平」的行動。因此SEALDs只能採取非暴力抗爭手段,懷抱着能將「示威」變成一種正常行動的理念,讓民眾對抗爭的想像不會只停留在戰後初期左翼學生運動留下的印象之內。

然而,就算活躍在社會前線的組織(如SEALDs)在不斷改變策略,也不斷借鑑其他地區的運動經驗,日本社會中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歷史問題也難以一時清理清楚。對日本公民社會來說,問題或許不是向外學習經驗就能夠解決,也不是改變策略便可實現。社會觀念的革命,似乎來得更加迫切。周庭們究竟能不能向日本「輸出革命」,改觀日本人對社會運動的觀念,當下無法有太多想像。

不過,自今年5月底港區國安法在北京全國人大通過後,香港示威者與日本社會的互相借力,已經撬動了中日兩國關係,令日本政府逐步將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問題提到更高層面,這不得不說是令人有「四兩撥千斤」的觀感。

2018年10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人民大會堂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共同舉行新聞發布會。

2018年10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人民大會堂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共同舉行新聞發布會。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被香港撬動的中日關係

自2018年安倍高規格訪華後,中日關係逐漸回暖。2020年初,各界皆預測,隨着四月習近平訪日,東京奧運會舉辦,中日關係可能會進一步緊密。在2019冠狀病毒肺炎、華為5G、香港、新疆等問題上,安倍政府之前並未緊隨美國論調,一直以曖昧姿態迴避正面回應。但是這次國安法立法和其後的拘捕行動,在日本引起激烈反響,通過自民黨中的政治鬥爭傳遞,某種程度上給日本政府施加了巨大民意壓力,迫使政府以更加強硬的態度應對香港問題。

按照原計劃,東京奧運會應該於一週前閉幕。但此時已經因疫情推遲至明年,而原定今年4月習近平的訪日活動,也是遙遙無期。中美關係的急劇惡化,是安倍政府最為頭痛的問題之一。在安倍政府的如意算盤中,這條繁花錦簇的「花道」,自2020年初始便布滿荊棘。

2019年夏天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後,安倍政府並未正面對北京表示批評。但今年5月28日,在北京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決定草案後,官房長官菅義偉就香港問題發聲,表示「深感憂慮」,但婉拒參加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四國嚴厲批評中國的聯合聲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隨後的29日回應,希望日本為實現習近平作為國賓訪日,「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氛圍」,間接要求日本與歐美劃清界線。但在6月10日,安倍在眾議院的一次發言中表示,日本將會在推遲舉行的7國集團峰會期間推動發布聯合聲明,批評中國出台港區國安法的決定。6月30日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之日,菅義偉更是加重語氣,表示「非常遺憾」。這意味着中日關係的「小陽春」,已經出現了裂隙。

8月10日,黎智英與周庭等人因港區國安法被捕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發言稱「日本政府對香港的關注正在加劇……更加擔憂香港局勢」,並且表示對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受到侵害而感到疑慮。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則回以「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勢力干涉,我們敦促日方認清現實、擺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

而自民黨黨內,因港區國安法頒布施行,反對習近平訪日的聲音也十分強烈,對安倍近年來鞏固權力有所不滿的黨內力量也通過決議,敦促安倍當局取消對習近平的訪日邀請,給安倍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

也即,從五月底至今,中日兩國雖一直努力維持友好關係,但幾個回合後,還是因港區國安法開始下行。

(Mirai,一個在伊豆學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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