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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疫時生活:隱形的「國家隊」,監獄裡的三倍券

在台灣民眾開始使用政府發放的「三倍券」消費,活絡疫時經濟的同時,卻罕有人知,每一包齊齊整整的「三倍券」,實是出自監獄中的收容人之手。


 圖:端傳媒設計組
圖:端傳媒設計組

【編者按】2019新型冠狀病毒襲擊全球,台灣的防疫、抗疫工作成果備受肯定,但社會仍難免受疫情衝擊,改變了日常的軌跡。自本週開始,端傳媒將刊出「台灣疫時生活」系列,記錄那些存在台灣各個角落、因疫情而發生的小故事。從監獄收容人、「逃跑移工」到酒店小姐,看不見的病毒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軌跡,又留下了怎麼樣的故事?

7 月 15 日,台灣行政院所推出的振興「三倍券」正式開放民眾領取,只要民眾提供一千元台幣的現金預購,就能拿到價值三千元的三倍券,並於今年底以前進行消費。

與此同時,其他部會如文化部、體育署、農委會、客委會也順應這一波提振經濟的氣勢,推出各式優惠券如「藝fun券」、「動滋券」、「農遊券」、「客庄券」。而這些不同的優惠券除了提供優惠之外,更因為設定人數上限,因此無論是預購,或是以民眾身分證字號抽獎的過程,屢屢創造話題。

此為台灣政府為提振受疫情衝擊的經濟,所提出的刺激消費手段。在這些優惠券之前,行政院也已推出不同紓困方案、紓困金,希望能在疫情緩解之際,通過刺激內需市場,協助產業度過此前的低谷。

對於一連串的優惠券在台灣創造話題,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在官方臉書上展示信心:「全球在擔心第二波疫情爆發,同時,台灣人正在研究三倍券怎麼花最划算。」

在各式的優惠券當中,只有三倍券是以實體發放紙幣的方式,其餘大多是提供給中獎民眾一組 QRcode。而承載著刺激經濟目的的三倍券,被裝在一紙信封中,裡面有著一張寫上「二〇二〇振興三倍券。壹仟變參仟」並且畫上刻度的黃色卡匣,此外,卡匣內也夾著五張兩百圓與四張伍佰圓的特製紙幣。這些紙幣被以 1.2 公分的距離整齊排列,讓民眾可於封套上直接辨識。

根據台灣經濟部所公佈的數字顯示,截至 7 月 31 日為止,已經有1034.7 萬人預購三倍券,當中有 1030.8 萬人完成領券,佔全台人口將近一半。除了領取實體三倍券的民眾之外,若加上綁定信用卡等方案的民眾,目前參與者已經有約 2012 萬人,佔全台人口 85%。此時距離正式發放三倍券,才過了半個月。

而就在民眾熱烈領取三倍券的同時,大多沒有想到,這批三倍券,其實是來自各地監獄的手工「裝袋」,才送到民眾手中。不同於此前台灣政府全面徵召口罩廠,並高舉著「國家隊」的旗幟,監獄的代工卻見不得光。

台北商店作出的一些「三倍券」推廣。

台北商店作出的一些「三倍券」推廣。攝:張國耀/端傳媒

振興經濟總動員:405 位監獄收容人、百名國營機構人員

自從 6 月 26 日至 7 月 28 日,短短一個月,新竹監獄裡的 405 位收容人以及近一百名的台灣電力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員工,日以繼夜地完成 770 萬份的三倍券分裝。他們從上午七點多一直工作到晚上十點,不分平日假日,把中央印制廠印制完的紙幣,一張一張分裝、排整,放進卡匣與封套。

六月初,台電員工張名揚(化名)被主管告知這項任務,他表示「主管一開始說端午節前一天( 6 月 24 日 )到 7 月 18 日前往新竹支援,白天會在監獄裡工作,晚上則在飯店休息。除了台電還有中油,有這兩個國營事業單位的人支援。」

台灣法務部矯正署說明,此次三倍券的分裝作業主共交由三個監獄:台北監獄、桃園女子監獄以及新竹監獄負責。收容人每完成一份就會有一元的代工費。而這些費用主要會根據《監所作業勞作金給付辦法》給付。

目前全台共有 25 所監獄,今年六月底以前,總計 83882 人服刑,其中新竹監獄共有 3,915 人,收容人以男性為主。

在國營事業單位進駐之前,新竹監獄已經開放收容人報名參加,並提供獎勵:凡是參加分裝的人,皆可獲得一次「面對面」的懇親機會。此外,三倍券的作業環境也別於其他委託代工的工場,開放冷氣。上述誘因使得報名情況踴躍,最終由獄方選出收容人。

獄方會把 20 幾位收容人分成一小組,一共13 組,小組會另外搭配 4 名國營事業單位的人進行監管。

張名揚表示,由於三倍券分裝數量龐大,整個工作時間幾乎沒有間斷,從一到日,每天至少十小時,當中國營事業人員採取早晚班輪班制,至於收容人則是同一批從早做到當日工作目標達成,才可休息。

起先,每日工作目標為 70 箱(一箱有 200 份),但後來卻一直往上調升,「我們的 KPI (關鍵績效指標)從一天 70 箱變成 77 箱、84 箱、96 箱,一直到 100 箱。」張名楊解釋,當初政府的總目標只有 1400 萬份實體券,但沒想到採用數位綁定的民眾比預期少,使得實體券的製作數量就得不停往上增加。

此外,三倍券的分裝過程,也不如外界想像中單純,將紙幣放進信封就好。為了讓民眾可以在封套外頭直接清楚辨識並點收,減少領取時的時間成本,這次三倍券特別設計卡匣、紙幣排列方式以及封套,使得整體作業需要耗費更多人力成本。

一套完整的三倍券的分裝作業,基本上就是由國營事業人員與收容人共同建立的「人工生產線」,可拆分成幾個步驟:

首先,一名國營事業的人會先到監所裡臨時設置、擺放振興券的「金庫」拿取三倍券,這些三倍券分以一千張為單位包裝成捆。接著人員會拆膜、順鈔。而收容人會將順好鈔的三倍券使用點鈔機,將五張兩佰圓、四張伍佰圓各分成一份,放進特製的格子裡。下一批受刑人則會把分好的紙幣放進卡匣,再將卡匣放進信封。

最後,國營事業人員會確認每個信封中的三倍券數目是否正確且能清楚辨認,若行,就交給下一批收容人,讓他們把封套上的雙面膠撕開,並且貼上條碼、刷進電腦歸檔。至於完成的信封會裝進箱子,由國營事業人員檢查、確認、封箱,隔天集中由郵局的人員收走。

圖:端傳媒設計組

監獄內的的懲罰與獎賞

張名揚坦言,當他 6 月 26 日第一次進監所監管時,由於工作流程才剛建立,因此產生零星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被他視為不夠熟悉而產生的,沒特別放在心上。然而,隨著與收容人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他開始觀察到監所里的特殊工作情境,以及獎懲制度是如何影響當中每一位個體。

由於實體三倍券的需求倍增,為了加快效率,獄方人員就跟小組說,只要哪個小組搶先完成當日工作目標,即可整組帶出去放風、抽煙。

這樣的「小獎勵」的確起了一些作用,不少收容人為了能提早放風,開始加快速度。但這一立意良善的獎勵制度,卻也間接造成另一種副作用。

張名揚發現,連日作業下來,小組之間會形成競爭意識,有些小組還在努力分裝時,就有看到其他小組被帶出去放風,甚至是在原地休息等待其他人繼續工作結束,心裡不是滋味。而這樣的競爭意識,也逐漸擴及至原本無須參與分裝作業的國營人員。

張名揚說,自從獎勵制度出現後,部分收容人會開始要求國營事業人員也一起下來分裝,並給出明示或暗示,讓國營事業人員備感壓力,像是「沒關係阿,我們就一封少放一張,給他們慢慢檢查。」這樣的壓力確實讓一些國營人員一起加入分裝,當中也包含張名揚。這導致國營事業人員與收容人之間的工作帶有一些緊繃的氛圍。

某一天,獄方宣佈每日工作目標從 77 箱提升到 84 箱。那一天結算時,國營事業人員就發現有一箱裡少了一封三倍券,於是他們開始逐箱檢查。在連續拆了 70 幾箱後,才發現有一箱里有九份三倍券里都各自少一張紙幣,「像這種情況,蠻明顯是蓄意的,但我們也很難查出到底是誰。」張名揚說。

另一方面,部分國營事業人員對收容人的歧視,也讓日常工作變得更為複雜。張名揚想起一個月以來最大的衝突事件:某天晚上,當所有人都完成工作目標 ,一名國營事業人員發現少了一張兩佰圓,爾後脫口而出:「找不到就搜身,反正一定在他們(收容人)身上。」

沒想到,此話突然激起現場收容人的憤怒,並群起衝上準備圍剿該名國營事業人員,但很快就被獄方人員攔下。而就在衝突發生後沒多久,工作人員就發現遺失的兩佰圓一直在作業台底下的地板上。

台灣行政院所推出的振興「三倍券」。

台灣行政院所推出的振興「三倍券」。攝:張國耀/端傳媒

長期關注監所人權與勞動的非營利組織「監所關注小組」理事長陳惠敏表示,其實在現行的監所管理制度下,類似的衝突並不罕見,「監所最大的問題在於管理人員可在不同情境挑人。挑人的過程中,也自然可以給管理人員很大的操作空間。這種選擇上的不公平,時常會導致監獄就像社會的縮影,出現比較心、相互鬥爭的情況,往往收不到教化的效果。」

「此外,對於第一次跟收容人合作的人,不免會帶有刻板印象,所以最好是提前給外部人員上課或做些心理建設。就我們長久觀察,很多收容人最受不了的是,他們會覺得我現在人已經在監獄里,在替自己做的事情贖罪、付出代價,卻還要被人隨時誤會。」陳惠敏解釋。

一個月以來的壓力與衝突事件,不僅讓張名揚看到了監所勞動的特殊性,加上工作目標持續上加,使得預期完成時間往後延長十天。收容人和國營事業人員也因此連續加班,張名揚說,儘管該有的補助與津貼都有,但連日勞動確實非常疲憊。

看不見的「國家隊」

在台灣,監所里的工作會分成兩種,一種是「自主作業」,就是不同地方監獄根據當地特色發展出自有商品並販賣。另一種則是「委託作業」,主要以低技能、重復性高的工作為主,像是受到民間企業委託,替品牌黏貼紙袋,或是幫化妝品進行分裝等。前者因需要專業設備支援,且所需人力較少,因此佔比相對少數,後者則因為擁有廉價勞動且需要的技術設備不用太高,因此相當常見。

陳惠敏認為,「委託工作時常不是為了給收容人一技之長,幫助他們服刑完後與社會連接,而是強迫作業。一方面是監所希望收容人能保持勞動的習慣,另一方面則是收容人也需要這些工作得以讓他們有機會賺取微薄工資。普遍來說,委託作業大多是監所方面通過壓低價格,尋求賣點與競爭力。」而由於台北、桃園、新竹這幾家監所超收(收容人)的情況很嚴重,為了「穩定」監獄里的情況,獄方自然會多承攬工作。「對獄方來說,只要收容人有事做,那當然是最好的。」

7月6日,法務部長蔡清祥前往桃園女子監獄慰勞收容人的辛勞,他說,收容人志願來奉獻,有這樣機會來回饋社會,有這樣的心,相信對未來教化有幫助。

陳惠敏則提醒,類似的工作儘管有部分效益,但獄方還是得清楚,「到底讓收容人在監所勞動是想帶給他們什麼?如果是想給他們重新銜接到社會的機會,那顯然現在(過度承攬委託性作業)的作法不太可行,主要只有殺時間的功能。」

事實上,有關收容人分裝三倍券一事,除了法務部偶爾會對媒體提及感謝之餘,其餘相關部會包含經濟部、行政院,完全不像此前提及(民間中小企業所組成的)「口罩國家隊」時的態度。

尤其是被問及三倍券交給收容人分裝的安排以及原因時,一名行政院公關部門的人員僅回應,「這並不是特別重要的問題」,現階段更重要的,是三倍券所帶來的後續效應。此外,經濟部的有關部門,也對此話題表達「並不是特別清楚」。由此可見,儘管同樣作為疫情之下由國家動員的重要「抗疫」部隊,但由民間廠商所組成的「口罩國家隊」顯然遠比監獄收容人更容易被看見、也更容易被眾人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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