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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城市新貧困階級:「小鎮做題家」的選擇題

「入關學」是在幻想的層面搞對外侵略,「摸魚學」則是在實踐的層面對內搞「分布式罷工」。但它們有一個共性:都回避了推動當下中國的政治格局進行某種程度的改變這一問題。

2014年11月13日寶雞市,超過一萬二千名學生在操場進行他們的考試。

2014年11月13日寶雞市,超過一萬二千名學生在操場進行他們的考試。圖: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比利小子

刊登於 2020-07-31

#互聯網政治#比利小子#評論

最近又是一年一度的中國高考揭曉成績的時刻,各大媒體熱衷於挖掘高分考生的秘聞,社交媒體上充斥着「親戚家小孩這個條件報考什麼學校什麼專業合適」的討論。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高等教育似乎仍然承擔着保障社會流動性的責任。

但是與此同時,「小鎮做題家」這種帶有嘲諷性意味的稱呼也開始在青年群體中流傳。「後浪」們意識到,按照父輩的規劃,老老實實讀書找工作,並不能讓自己過上在大城市裏買房定居,生兒育女的穩定生活。面對這個高度「內捲」的社會,他們開始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一種是昭和青年式的「入關」,另一種則是平成廢宅式的「摸魚」。

誰是「小鎮做題家」?

「小鎮做題家」們發出了哀嚎:我吃了那麼多苦,考了那麼多試,為什麼僅僅是想成為一個普通人都這麼艱難呢?

「小鎮做題家」一詞流行於豆瓣、知乎等青年人扎堆的社交網站,它通常被用來指代來自經濟條件、社會地位較低的原生家庭,考試成績較好(一般認為下限是能進入211大學),但除此之外別無特長的青年。

「小鎮做題家」們的成長環境中,父母和學校教師們通常會向他們灌輸「別的什麼都不重要,好好讀書考大學就行了」(典型例子是近期熱門電視劇《隱秘的角落》的男主角朱朝陽)。這種價值觀至少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方面,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接受高等教育的確是沒有背景的中國人改變自身命運的一個重要途徑,9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會為大學生分配工作,這一政策取消後,蓬勃發展的中國私營經濟又吸納了大量的大學生。第二方面,高考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帝制中國時期科舉的社會意義,被用於建構「中國社會存在較好的階層流動性」這一敘事,在媒體的報導和人們的日常口語中,不乏「狀元」、「放榜」這種帶有強烈科舉色彩的詞語,即便宣傳部門明令禁止也無濟於事;而條件較差的家庭,往往更容易選擇相信這種「階層流動性神話」,服從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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