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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與藝術的探戈:匿名群體獲獎與共同的挑戰

「當科技普及,社會大眾發揮創意回應社會,傳遞訊息」,這就是藝術的定義啊!


隨身的數碼科技流動如水,一宗新聞,可連環變化成不同的創作或焦體行動,圖為去年8月21日,女急救在尖沙咀被手槍擊中眼睛,單手掩眼的自拍照徰動,馬上在網上如病毒式傳染 圖:受訪者提供
隨身的數碼科技流動如水,一宗新聞,可連環變化成不同的創作或焦體行動,圖為去年8月21日,女急救在尖沙咀被手槍擊中眼睛,單手掩眼的自拍照徰動,馬上在網上如病毒式傳染 圖:受訪者提供

六月十五日,香港反修例運動一週年,就在黑衣群眾再次擁到金鐘悼念梁凌杰的那個下午,遠在奧地利的新媒體電子藝術中心(Ars Electronica Center),將年度媒體藝術金獎頒給了參與過去這一年來參與抗爭的所有香港人。這項大獎「數碼藝術金獎:電子社區項目」(Prix Ars Electronica Golden Nica: Digital Community),被譽為媒體藝術界(Media Art)的奧斯卡,每年頒發給跟數碼科技有關的藝術創新作品,今年得獎者是所有香港匿名抗爭者,而「代表」香港人、將過去一年事件發展及文宣寫成報告來參加比賽的,是香港的媒體藝術家蕭子文(Eric)及策展人鄺佳玲(Joel)。

雨傘運動啓蒙藝術家

「我記性差,但記得所有事情。運動期間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回家便看直播。Joel 身處風眼,我則身處外國,有不同的痛若。」Eric是香港人,但定居日本多年,他與身在香港的Joel 相識許久,合作無間。由香港的抗爭運動開始,Eric 便看着 Joel 常常參與遊行,然後二人就在電話裏討論局勢。每年三月,他們都會關注業界 Prix Ars Electronica 大獎的動向,今年三月某天,Eric 就突然起了個「天真的想法」——不如把運動寫成報告去申請這個獎項。

被譽為新媒體藝術界的最高殊榮的Prix Ars Electronica 2020 Golden Nica(金像),得奬者是香港抗爭者。
被譽為新媒體藝術界的最高殊榮的Prix Ars Electronica 2020 Golden Nica(金像),得奬者是香港抗爭者。圖:受訪者提供

做出決定時,距離截止日只餘三星期,方法被二人形容為像做大學報告,題為《Be Water by Hong Kongers》的報告全長40頁,單單是運動時序(Timeline)就寫了七版,「它是很客觀的,跟記者做的沒分別。」

五名審委一致通過香港人得獎的決定,評委表示:「香港2019民主抗爭運動的市民,是『數碼藝術金獎』史上首位匿名得獎者。如『阿拉伯之春』、『西班牙反撙節』及匿名的『佔領華爾街』等社會運動,香港人以科技開展了一場沒有領袖、沒有組織的抗爭。」

獎項首次頒給匿名者、香港人也是「首名」得奬的非藝術家。評委高度讚揚港人使用科技來實現文宣、眾籌等抗爭行動,又高度發揮「去中心化」、「無領袖」的觀念,組織、溝通、紀錄及躲避監察。並讚揚港人對科技的應用,一如李小龍口中的「Be Water」哲學,「無形無狀」,靈活多變。

去日本前,Eric 在城大修讀創意媒體,一級榮譽成績畢業。從前的他埋首電子/虛擬世界,關心的是電子世界裡的身體體驗(Body Experience)和互動,少理世事。他說自己是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那87枚催淚彈,才被政治啟蒙。當年10月他回港參加展覽,遇上了佔領,急忙中將作品換掉,創作了《死前爛打民主機》(Unuseless Machine for Democracy):一隻鳥從盒子中彈出,點燃一支LED蠟燭,蠟燭熄滅,鳥兒又會出來,永恆不息。「做此作品,是因為香港人出名三分鐘熱度,當時很擔心大家會放棄。」這作品曾在日本、台灣展出。

媒體藝術家蕭子文(Eric),現長居日本。

媒體藝術家蕭子文(Eric),現長居日本。圖片提供:Eric

五年後反修例運動,Eric 再次重複這種相隔千里去關心香港的經驗,焦急又痛苦,「作為藝術家、策展人,我們常問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是什麼。是不是只是見證者?從專業角度,我們還有事情可以做嗎?我們會寫字,會截圖,不如就把這些歷史文獻收集起來,整埋出來,這是我們想做的事。」

獲獎的是「電子社區」

策展人 Joel 也是到了2014年才覺醒,當年她旅居台灣,先經歷了太陽花運動,再越洋看著香港佔領運動爆發,感覺痛苦,「就像一人不能共侍兩夫,我要做出抉擇,終於決定回港。」去年運動期間,她一直參與遊行,一直問自己「除了瞓街(睡在街上),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這問題自太陽花時期已在她心裏,一問再問,今年三月,她終於在 Ars Electronica 上找到了答案:「直至今次,我才能解答心裏的問題。Ars Electronica 有逾三十年歷史,你可追溯第一屆、第二屆的所有資料,它是很好的 Archive(檔案),我們希望把它留在歷史裡,等日後討論。這(反修例運動)是一件全世界都要關注的事。」

策展人Joel(鄺佳玲),攝於香港。

策展人Joel(鄺佳玲),攝於香港。攝影:何兆彬

「我們的工作如資料搜集,跟生活/社會關係密切,政治是其中一個面向。」寫報告須翻看一年來歷史,一幕幕痛苦影像回到眼前,二人邊做邊哭。搜集資料時遇上不少困難,印象深刻的文宣,一時未必就能找回來,「但你漸漸會發覺,這些都不是重點,我們不是在選擇 artwork。因為這個奬是『電子社區』,評委肯定的是香港人怎樣有創意地利用科技。」視覺在媒體藝術上,其實不如我們想像重要,Eric說:「媒體藝術一直討論的問題,是它的形式到底在哪裏?有些媒體藝術的價值在視覺上,但有些在經驗上,例如有些是互動藝術(Interactive Art )。媒體藝術本身的價值就是多變的。Be Water本身就是無形無狀(Formless, Shapeless)的,很配合數碼科技。如果不是有Telegram、Airdrop、連登⋯⋯這些科技,也不可能出現去中心化、Call to Action(行動呼籲)。我們最初是想讚揚香港人Be Water的智慧,而不是運動本身。」

二人去申報獎項,早達成了共識,決定不以「藝術家」名義參加,而只是「傳信人」(Messenger)。到了五月,評審團聯絡 Eric,通知他獲獎消息:「獎項有10000歐羅獎金,可以用你們二人名義領取嗎?」雖然得獎後走到幕前,但他們(連同一名匿名的朋友)參與的性質卻是非個人的。

10000歐羅獎金,二人會用回展覽上面。Ars Electronica 每年九月都會在奧地利舉辦實體展出,今年因為疫情,仍未決定是否繼續,「Ars Electronica 已肯定了香港人的智慧,因為得獎,有了標準,之後再去其他國家展出,也會事半功倍。」二人寫成的近40頁報告很可能之後會在網上公開,得獎後,他們也將會把計劃延續。他們強調這項 Project 是organic(有機)的,得獎不是結束,反而匆匆寫成的報告裏的不足之處,日後將繼續補足,以檔案(Archive)形式庫存。

「關於反修例的新聞奬,香港人都拿過了,藝術人權獎香港人也拿到了,會否有一天『米豬蓮』變成『米芝蓮』一樣?既然媒體藝術界都做到,另一些界別是否也做到?」

W一開始畫過習近平,半日後網上出現了改版、日文翻譯版。不過他說國安法過了,未必敢再畫。

W一開始畫過習近平,半日後網上出現了改版、日文翻譯版。不過他說國安法過了,未必敢再畫。圖:受訪者提供

千百個文宣參與者

新科技工具如加密軟件、雲端平台等,是反修例運動群眾動員、資金物品流通與分發、及群體身份塑造的重要手段。科技帶來新的想像力與實行力,社區般分工合作的同時卻能令參與者保持匿名。正是這些征服了Ars Electronica 的評委們。事情發展過程如設計師 W 跟我們講的,他本來是在遊行中「不會走到最前,又不會留到最後」的人,「因此一直在想自己可以怎樣幫上一把。」W 便想到用自己最擅長的繪畫插畫,製作文宣,「通常我晚上開工,畫到夜深,睡醒起來再加上標題文字,交到『文宣收集處』,然後才去上班。」

千百個參與者都同W不曾署名的文宣、插畫一樣,是匿名的。W 甚至刻意每次轉變繪畫風格,為什麼?「我不是怕別人知道,而是我本來就想出一分力,不想突出自己。」埋頭繪畫,W感受到 Be Water 的特性,「我在 Telegram 交稿,隔了沒一會兒就見到作品在 facebook 出現,然後會被人印出來貼在連儂牆,變成印刷品!」令他最驚訝的,是作品藉科技傳送、變化之快,「感覺大家是一個共同體。我最初畫過一張林鄭,交稿半日就出現了改版,甚至半天內已在倫敦示威現場出現!」他將此歸功於科技,「是有這樣的通訊科技,大家才做得到。整個運動很機動性,參與中,我感受到大家是一個共同體」。

設計師W畫的文宣,投稿後很快就在連儂牆上出現。

設計師W畫的文宣,投稿後很快就在連儂牆上出現。圖:受訪者提供

Bee 則是動畫人,他記得去年「6.16」兩百萬人大遊行後的三兩天,政府不退半步,一眾動畫人憤憤不平,一起說要做點什麼,「那一刻,我像感到有股怒氣由丹田直湧胸口。」群組內,有人提議做出首條文宣動畫,但時間緊迫,距離死線(21日)只餘48小時,「怎麼可能?」大家還是決定拼盡一試。動畫在6月20日透過各網媒發放,造成轟動,短片瀏覽次數以百萬計。

今天的 Bee 製作動畫,除了起草稿會在紙上畫上幾筆,其他全用電腦製作,「製作上,它近似我接的商業Job,最大分別,是做這個無人監督你,而製作時間更緊迫!因為過了死線才發放就沒有效果。但同時,創作自由度更高。」由10多人組成的團隊,每人製作幾秒,由當中一人統籌,再由一人整合,過程全靠網絡溝通。雖然事前大家都說沒可能,趕工到半夜,會不停有人說『我快累死了』,手卻沒停下來。細看全片,會發現每一段由風格不同的畫師繪製,風格迥異,Bee笑:「我做了這麼久動畫,從未試過毋須統一風格的動畫!」

數碼抗爭由來已久

一場未完結的運動本身得到藝術界大獎,馬上引發「它是不是藝術?什麼是藝術?」的討論。

回望香港上一次大型抗爭運動,2014年的金鐘也是遍佈民間創作,有雕塑 Umbrella Man、有浸大學生以破傘縫製創作的「百家傘」,Joel 記得,運動尾聲大家都說要保留作品,而在現場,一眾藝術工作者還有餘暇討論「這些是不是藝術品?」五年過去,去年一場的抗爭運動,已被國際機構肯定了它的無比創意。

身兼藝術家、城市研究學者、策展人等身份的黃宇軒(Sampson),曾以數碼科技在香港貿易廣場創作「倒數機」,對數碼、藝術、政治、社運相當熟悉。談到Ars Electronica,他說:「這個獎項,是欣賞你怎樣掌握現今科技。香港人得到金奬,是評委讚賞在運動中,大家創新地使用科技媒體。」他解釋,「媒體藝術」著重科技媒體的運用,「當中第一批前衛作品,就是用無人機(Drones)創作的」。只是到了最後,「被肯定的價值還是在藝術的前提下,要看到你的思想深度。」

Golden Nica此金奬分類在電子社區項目下,它表揚香港示威者擅用數碼科技,靈活多變、擇善而從,當中包括了Airdrop。

Golden Nica此金奬分類在電子社區項目下,它表揚香港示威者擅用數碼科技,靈活多變、擇善而從,當中包括了Airdrop。圖:受訪者提供

港人得奬,他感鼓舞,「它確認了港人的創意和藝術性。曾有很多學者寫到集體行動中的藝術性。在藝術的『制建』內,也有不少人想表揚運動中的藝術性,十年前英國端納獎(Turner Prize)曾頒過給一齣社運紀錄片,評審說它當中的創意,可以跟藝術品相比。」他說,這種「運動中的創意可比藝術品」的論調,在藝術學術界已出現了一陣子,「其實即使一般百姓也會說,抗爭現場好Artistic!那這是不是藝術?不少理論家、文化研究者會去斟酌。」

藝術不斷迎向社會議題與運動,這本是新世紀以來不斷開放邊界的趨勢。2018年,端納獎還頒了一個大奬給團體Forensic Architecture,再惹起爭論,「他們是一個寫調查報告的團體,以好花巧的手法去表達。這惹起不少爭論:這是不是藝術?這個團體自己會回應,說是不是(藝術)並不重要,反而只要有『大台』承認,他們就會接受獎項。」而在Sampson的認知裡,Forensic Architecture的確是New Media Creativity(新媒體創造力)的表表者。

瑞士的Sabine Himmelsbach 是巴塞爾電子藝術中心(House of Electronic Arts,簡稱HeK)總監,也是今屆Ars Electronica(互動藝術評委),她在採訪中說:「討論抗爭運動是不是藝術根本錯了重點。我認為整場運動中,香港人利用科技組織大量人流的做法,示範了新的標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運動中利用科技,敏捷的形式,而同時大家發明了匿名而持續溝通的方法。」對她來說,Ars Electronica從來都表揚人怎利用科技,將大家聚在一起,「這當然包括了數碼抗爭,它在媒體藝術由來已久。香港抗爭運動,在世界各地掀起浪潮,得獎很合理。」

談到這裡,Sabine Himmelsbach想起了瑞士藝術團體eToy。在1999年,美國玩具商eToys控告1994年成立的藝術團體eToy,要關掉他們網站,結果eToy反客為主,發起Toywar(玩具戰)引來各方支援,Toywar主要是一個MMO(大型多人線上)遊戲,虛擬世界內,玩家可以把投訴寄到真實世界的eToys、製作大量文宣、侮辱eToys的公司及顧客,很快這些資訊浮到《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上,幾星期內,eToys股價跌了一半。當天dot.com熱潮已到尾聲,股市本來就搖搖欲墜,「以駭客策略(hacking strategies)作藝術手法,在媒體藝術上是一脈相承。『玩具戰』引來很多網上爭抗者參與,他們發表宣言、動作多多,大家聯合起來,結果終於令eToys這巨企停止了法律訴訟。」

奬項高度讚揚港人使用科技,發揮創意,其中包括了匿名避開被追蹤。圖為示威者做成的示威現場地圖,有人負責做哨兵,報道警車及示威現場佈局。

奬項高度讚揚港人使用科技,發揮創意,其中包括了匿名避開被追蹤。圖為示威者做成的示威現場地圖,有人負責做哨兵,報道警車及示威現場佈局。圖:受訪者提供

藝術圈面臨的挑戰

回顧手機科技還沒有這麼盛行的年代,藝術與抗爭一直同行,Sampson提到一個很重要而厲害的團體 Reclaim the Street:「他們搞很繽紛的抗爭,聲稱要重奪街道,曾出版一本小冊子,叫《User’s Guide to Demand the Impossible》,它是由兩個策展人寫的。去年V&A博物館的抗命展(Disobedience Movement)也有展出。他們由2000年打後,積極參與很多反全球化運動,G8會議前出過很多文宣,到了2017年漢堡G20,集合了1,000人到現場扮喪屍,整個行動很有效果。」

隨着科技和智慧型手機出現,藝術跟社運關係變得更密切,「近年,社運中的創意開始被肯定。社運中的創意不是紀錄性的,不是單一,也不是文化,它很複雜。」當中,由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在2016年創立的MIT Disobedience Award(抗命獎),跟新媒體應用息息相關,2018年就把奬項頒了給 #MeToo 運動,獎金25萬美元。

對此,Sampson說藝術界有兩種看法,有人會認為社運中有強烈美學,有人會問是不是拍賣的才是藝術?官方有時也會想追上這風潮,去展示這種創意。但執行起來,反應兩極,2012年柏林雙年展將展覽標題定為「忘記恐懼」(Forget Fear),更邀請佔領團體(Occupy)在展期間進駐 KW 當代藝術中心、以色列Yael Bartana號召三百萬猶太人重返波蘭,結果備受抨擊,「那一屆反應欠佳,他們被罵得很慘。及後還是不少藝術展覽有社運元素,2017-18的亞洲藝術雙年展(Asian Art Biennial)也有很多抗爭作品。」這次港人得獎,最令他鼓舞的是從前受運動啟發,藝術家藉運動素材再創作,以個人名義得獎,但這次香港人得獎,「被表揚的是群眾,這是近兩三年才出現的事。」

Prix Ars Electronica 2020 Golden Nica表揚的還有「黃色經濟圈」,也是利用科技寫成地圖App,標示出店舖的黃藍。

Prix Ars Electronica 2020 Golden Nica表揚的還有「黃色經濟圈」,也是利用科技寫成地圖App,標示出店舖的黃藍。圖:受訪者提供

藝術的定義,本來就隨時代和科技轉變。Joel說,抗爭跟藝術的關係像跳探戈,他們不是單一的,「藝術的本質好弔詭,它像是推廣時,又好像在反諷。觀眾怎接收訊息不是藝術家可控制的,觀眾及其反應,也是藝術品的一部份。」從前我們都認為藝術一定是個體、是精英主義的,「藝術是反叛的!」今天這想法可能要改改了。

Joel解釋,媒體藝術本來就跟 Anti-art (反藝術)血脈相連,帶反挑戰藝術的傳統,「60-70年代藝術團體Fluxus已具 Anti-art精神,討論是不是藝術家做的才是藝術,挑戰現有規範。媒體藝術很有趣,流着這血派。今天數碼科技那麼普及,大家只是想盡辦法發揮創意,不會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藝術。但你想想,『當科技普及,社會大眾發揮創意回應社會,傳遞訊息』,你仔細聽這句說話,這就是藝術的定義啊!」Eric認同這說法,他說如今Youtube裡很多想法,根本就是幾十年前藝術界想法的實踐及傳承。

藝術史上,它的定義由後印象派開始就一次又一次被衝擊。Eric跟Joel說,剛得獎已有學界已掀起討論。Sampson:「其實Avant Garde剛剛出現,也是在體制以外,不想出名。即使今天名氣大如Bauhaus(包浩斯)也一樣沒有想過要成名,是後世要寫藝術史,翻查歷史才將他們歸納進去。每個時代,都應該有這樣的人,去挑戰甚麼是好的。到了今天的藝術圈,沒有從前這麼多挑戰了,如今有獎項去衝擊它,又可以包容到不同,很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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