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選邊站的想法過時了：專訪中美澳關係學者Tony Walker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讓早已跌入谷底的中美關係再度惡化，也讓長期在兩國之間周旋的澳洲也捲入其中。四月，澳洲外長Marise Payne提出要對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源頭進行獨立調查，劍指中國。這一號召獲得美國等多國支持。此後不久，中國宣布對澳洲大麥出口徵收高達百分之八十的關稅，禁止四家澳洲牛肉屠宰商向中國出口牛肉；近日更以澳洲在疫情中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嚴重為由，向國內民眾發出旅遊和留學警告。

儘管在地理位置上與世界孤立，但長期以來澳洲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尋找平衡點。歷史上，脫離英國殖民的澳洲依賴美國的軍事支持，但經濟上，中國近年來已經成為澳洲最大的貿易出口市場，自2015年簽訂《澳中自由貿易協定》以來，雙方經濟交往更為密切。

中美交惡，澳洲，也難以獨善其身。另一方面，澳洲亦面臨來自國內的種種挑戰：作為全球重要礦產出口國，澳洲在全球氣候變化政策上長期指不作為；以多元文化為國策的澳洲，處理難民和移民的政策卻常受到爭議，原住民文化保護方面亦遭詬病。在這場疫情中，澳洲也受到了衝擊：澳洲高等教育嚴重依賴以中國為首的留學生市場，在疫情中，各高校受到入境禁令的衝擊，收入大減，而近日疫情惡化，解封遙遙無期，令高等教育行業雪上加霜。

對澳洲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作為中間人的澳洲，在日益複雜的中美兩國之間，如何尋找自身定位，在兩國的紛爭中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成為當下的難題。澳洲又該如何看待甚囂塵上的「中美新冷戰」？

端傳媒記者在五月末採訪了中美澳關係學者Tony Walker。Walker曾在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在北京、開羅和紐約擔任澳洲報業集團Fairfax和《金融時報》的駐外記者。2000年，他回到墨爾本，擔任《時代報》的政治編輯，後來又搬到華盛頓，擔任《澳洲金融評論》的北美編輯。2010年，Walker回到澳洲，作為國際新聞編輯工作六年後，於2016年退休，但仍然持續為《雪梨先鋒報》和《時代報》撰寫專欄。Walker目前為樂卓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的高級顧問（Vice-Chancellor’s Fellow），並為以學術新聞聞名的The Coversation撰寫中美澳三方關係的評論。

「那是一段新奇的經歷。在當時還是很難辨別出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些什麼，有些事情看上去很虛幻。」Walker回憶起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駐華的經歷。他告訴端傳媒記者，他在當時花了很多時間去評估，不知道中國的對外開放可以走多遠。他亦回憶起，1972年澳洲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實現中澳邦交正常化後，他曾隨澳洲的高級別訪問團去遼寧省參觀解放軍的坦克工廠，並和當時的澳洲外長Don Willesee（1916-2003）到訪日本和南韓和朝鮮。在他看來，澳、中、美三方關係將何去何從？在中美夾縫中，澳洲又該如何生存？

以下為端傳媒和Tony Walker的訪談。

澳中關係僵局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在過去這幾週，中澳關係愈發緊張。除了在向澳洲大麥徵稅和禁止澳洲四間牛肉屠宰商向中國出口外，中國還發出旅遊和留學警告，指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中，澳洲針對華裔的種族歧視日益嚴重，建議國人在選擇到澳洲旅遊或留學時多加考慮。面對中國這樣「霸道」的外交手法，澳洲國內是如何看待的？

Walker：我認為澳洲人清楚知道，中國的這些措施，都和他們不滿意莫里森政府提出獨立調查疫情一事有關。至於屠宰商的問題，是中國從技術層面上限制這些牛肉出口。很清晰的是，這些都是因中國對澳洲不滿而起的。

那麼澳洲人是怎麼想的？我認為大眾普遍認為最好還是避免和中國有這些紛爭，因為這會損害我們的農民和牛肉屠宰商的利益。中國也在威脅會對我們的其他商品採取行動。我認為這些例子也反映了為什麼我們需要謹慎處理好和中國的關係。這當然不是說我們為此就要向中國「叩頭」，就要和中國永遠站在同一立場上，就要總是讓中國得利。我認為我們該反對的時候，就該堅持反對。但在處理澳中關係時，要更為細緻。

端：澳洲總理莫里森早前就2019冠狀病毒的起源提出獨立調查。當時，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競業回應稱澳洲會為此遭受中國消費者的杯葛。五月，中國向澳洲的大麥徵收80%的關稅，並禁止四家澳洲屠宰企業向中國出口牛肉。莫里森政府為何會選擇提出獨立調查？

Walker：我認為莫里森提出調查2019冠狀病毒來源和中國責任，並讓澳洲擔任領導角色的做法有些過頭了。我認為他更應該做的是和有相似想法的國家聯合提出和推動這項調查。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去調查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的應對，弄清楚中國對於疫情來源的責任。對莫里森而言，這本是很中規中矩的做法，但是他冒險了。現在，中國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正在拿澳洲「殺雞儆猴」。我不是在幫中國說話，但我認為我們在採取行動前應該三思，考慮其後果會不會引發更多問題。在世衛調查這件事上，澳洲錯在牽頭，而沒有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提出調查。

端：你會怎麼評價莫里森政府和中國打交道的方式？在你近期執筆的專欄裏，你批評莫里森和自由黨政府容易受到對華鷹派的影響。

Walker：我認為莫里森政府正在經歷某種學習應對中國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莫里森政府不確定該採用什麼有效的策略。我認為莫里森政府在政策和政策闡述上是不連貫的，這導致了不少混亂。

一方面，我認為莫里森在這方面有正確的直覺，但另一方面，他有時會偏離軌道。澳洲需要的是用連貫的方針去和中國打交道。我們需要明確完善的政策指引，政府需要清楚明白和堅定闡述這些政策，而它們能使中國清楚明白我們的想法。我認為澳洲的目前的中國政策反映了政府對如何處理澳中關係，以及中美澳三角關係，仍未有完全清晰的思路。這會造成不確定性，而這不是好事。

我們應該要清楚地知道我們該優先考慮的是什麼，我們不應該害怕向中國明確提出我們優先考慮的事，也不該害怕反對中國——我們也會在一系列事情上不同意中國。我目前能想到的事情有南海爭端，維吾爾族在中國的待遇以及香港問題。

對華鷹派在堪培拉的決策過程中似乎取得了上風。我不確定從澳洲的國家利益出發由鷹派主導決策對澳洲是否有益和有效。舉個例子，我們處理2019冠狀病毒疫情調查的事情上，中國的反應或已提醒澳洲政府，處理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環境總是充滿複雜性和困難的。澳洲需要做的是細緻地處理外交，尤其是在處理複雜的情況時。

端：過去幾年澳洲一直是自由黨執政，但黨內領袖更替頻繁，我們先是見到2015年阿博特下台，由滕博（Turnbull ）接任總理，2018年時，滕博被迫讓位給莫里森，而後者帶領自由黨贏得去年大選。在你看來，自由黨如此頻繁地更換領袖，會不會影響澳洲的對華策略？

Walker：頻繁更換領袖從來不是一件好事。在外交關係上，國家領袖們之間的關係有時候也很重要。如果總是更換領袖——就像我們現在的情況——這種私人關係就更難確立了。澳洲前總理霍華德就和江澤民私私交甚篤，他們經常在APEC等各種會議碰面。我認為這種私交是有用的。而對澳洲而言，這樣頻繁更換領袖也不利於我們形成連貫的對華政策，不利於我們與中國建立連貫的關係。

端：維多利亞州的工黨州長丹尼爾·安德魯斯（Daniel Andrews）2018年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協議。自由黨政府反對這一協議。但工黨聯邦領袖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也在日前表示他並不贊成「一帶一路」。工黨內部在「一帶一路」上的分歧如何理解？在你看來，澳洲的兩大政黨，工黨和自由黨，採取了不同的對華策略嗎？

Walker：安德魯斯因為這份協議而深受自由黨政府批評。順便一提的是，我們現在也不知道這份協議的細節。我不太明白為什麼這份協議不能被公開，這應該是一份透明的協議。但我對這份協議的擔心並不如其他人的多。我有留意到，安德魯在簽訂這份協議時，的確向外交部尋求了建議，而外交部亦向他表示，他們不反對這份協議。

我認為這次爭論更多與政治有關。我不太清楚為什麼人們會對澳洲一個州政府和中國簽訂這樣一份協議而爭論，正如安德魯州長所說，這份協議和維州投資與基建有關，當中並沒有涉及中國獲取澳洲電訊網絡或其他有爭端的設施。這份協議就只是關於維州基建的投資。然而，因為目前這份協議沒有向公眾公開，我不太清楚為何人們會反對它，也不太清楚工黨內部在這份協議簽訂的參與程度。我很想知道工黨內部對這份協議的了解程度。就像新聞裏所說的，這還是個在發展中的故事。有些針對安德魯的批評是誇大了。

在外交、安全和國防政策上，澳洲兩黨向來嘗試達成一致。不過我認為工黨和自由黨目前在對華策略上側重不同。不過在澳洲政治裏，工黨在處理對任何會被美國認為對其不利的立場的事件時，總是非常謹慎，亦會小心不讓自由黨暗示工黨對美國這位盟友不上心。

端：談到最近發生在香港的事態，目前澳洲對香港問題的態度是怎樣的？

Walker：1997年香港回歸時，我在北京擔任駐華記者。我當時在長安街的萬豪酒店租了一間房間，那兒能夠清楚看到在天安門舉行的香港回歸的慶祝儀式。在當時，人們爭論的是中國是否會遵守對香港的承諾，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我認為值得留意的是，在北京提出要在香港實行國安法後，澳洲外交部和加拿大以及英國聯合發表聲明。這份聲明相當強硬，至於會不會讓中國對澳洲再記上一筆則是另一回事了。但在我看來，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聲明並非澳洲單獨提出，而是和英國和加拿大聯合提出的。當我看到這份聲明時，我很好奇澳洲政府的這一做法是否是從先前有關疫情的獨立調查中吸取教訓。

香港對澳洲來說很重要。有近十萬位持澳洲護照人士居住在香港。對澳洲來說，香港也是重要的商業中心，許多澳洲企業在香港設有分部。如果中國軍隊介入香港街頭衝突，這對外界而言是非常壞的發展，會讓外界聯想起1989年天安門事件，並且可能導致對中國的制裁。包括澳洲在內，我們都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狀況出現。

端：澳洲在對待香港的態度上會接近美國的立場嗎？

Walker：我目前沒有發現澳洲和美國在香港立場上有何不同。當然了，在中國事務上，美國的份量要比澳洲大得多。儘管如此，因為我們和香港有利益相關，我們也在香港問題上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向中國清楚表明我們的態度。

「中美澳大三角」和澳洲的處境

端：除了中國，你也為澳洲媒體做過駐美記者。那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對今天的澳洲人來說，澳洲與美國的關係意味着什麼？

Walker：我得說，在談及美澳洲關係時，很難不談中國。從歷史上看，二戰後，美國對澳洲的國家安全有重要意義。美國保障我們的安全。我們簽訂了《澳紐美安全條約》（ANZUS Treaty），這一條約要求其中任何一方受到安全威脅時，其他幾方要提供協助，從而鞏固了澳洲和美國的關係。澳洲政客們經常說，澳洲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從一戰而來，我們和美國總是並肩作戰，尤其是哈梅爾戰役——他們總愛提起這個（哈梅爾戰役，即Battle of Hamel，是指一戰期間，澳軍與美軍合作，在法國北部擊敗德軍的戰役——編注）。

我們向美國支付保險費來維繫安全關係，而這包括當美方與其他國家有衝突時，我們在軍事上支持美國。有些人，包括我，會質疑這種空頭支票的可取性。比如，澳洲為了履行對美國在安全方面的義務捲入了伊拉克的衝突，我不確定這是否是理智的選擇。

至少在過去數十年，由於中國對澳洲在經濟上重要，澳洲將澳美關係和澳中的關係聯繫起來看待。在我看來，現在這一問題的基礎正在改變。澳洲正被迫重新權衡我們在中美兩國外的世界上及在亞太地區的處境，並以此重新評估其與澳美和澳中關係。

端：澳洲前總理霍華德曾稱澳洲從不需要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站邊。你在你的專欄文章裏指這一說法已經過時了，你是怎麼看的？

Walker：約翰·霍華德的說法，簡單定義了澳洲在國際上的國家利益，他的說法是，澳洲不需要在其地理位置和與美國的歷史淵源之間做選擇。我認為，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一思路的確有效。但是現在不同了。而且，我們現在可以做的選擇，也不像霍華德擔任總理那時那麼的二元化了。與其要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一邊，澳洲倒不如去嘗試探索一條更為細緻的路線，讓我們在享有和美國關係上的優勢的同時，也能和中國保持平穩的關係。這要求我們要比起以往更細緻地處理我們的外交關係。不再是簡單的選邊站的問題了。

端：澳洲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 Lowy Institute）在5月14日發布了一份針對疫情的民調結果，顯示在疫情之後，澳洲人對中國和美國對疫情的應對都感到不滿。其中有一點很有趣：31%的澳洲人認為中國在這次疫情中採取了負責任的行動，同時比起習近平，澳洲人對特朗普更缺乏信心。這種態度是怎麼一回事？

Walker：羅伊以前的一個民調顯示在過去的一兩年，澳洲人對中國有更多負面看法。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釋這一現象，媒體有關中國影響澳洲的報導是其中之一。中國在地區不斷壯大力量和增強影響力是另外一個原因。人們對中國感到焦慮。某些媒體也有傾向利用人們對中國的恐懼，我不認為這會有什麼特別的幫助。但無庸置疑，過去兩年，澳洲國內有關中國的聲音是有所轉變的。國會裏也出現了一些批判中國的聲音，這也引起很多關注。

至於特朗普，在過去，澳洲認為美國是可靠和穩定的全球領袖，可以依靠美國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特朗普上任後，人們開始質疑美國是否能保持習以為常的領導力。人們希望美國會盡快恢復正常狀態，世界也能再次安定下來，而美國和中國也能做出合理的妥協。但我不確定這是否現實。我認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情況會有些不穩定，而我們要為此做好準備。中國和美國都在試探對方的極限，而我希望情況不會惡化到雙方開展一場全面的貿易戰，沒有人會從中得益，我更不希望會出現軍事衝突——我們還沒談到台灣問題。這些都是不確定的時刻，而澳洲國內的態度也反映了這些不確定性。政府在應對這些複雜問題時，也不確定該在中美之間如何定位，如何在我們的地區發揮我們的領導作用。

端：今年就要舉行美國大選，如果拜登獲勝，會否給這個局面帶來變化？

Walker：如果拜登當選，並且重建美國和外界之間的正常關係，那不僅對澳洲，對世界來說都是巨大的安慰。但我們需要現實一點，這次美國大選，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會打反華牌，並且會在批評中國的論調中試圖一分高下。

端：「中等強國（middle power）」的概念曾受很多國家歡迎，包括澳洲和加拿大。澳洲是怎樣發揮一個「中等強國」的作用的？效果如何？

Walker：從歷史上看，澳洲一直以一個自身沒有保障、依附強權的形象出現。二戰之前，澳洲依附英國；二戰之後，澳洲依靠美國來加強其安全和幸福感。當然了，澳洲和美國在安全上的關係很關鍵。在安全方面澳洲不可能拋棄和美國的關係。但我認為，我們可以在地區外交上更加獨立。

澳洲作為中等強國——順便說我們是一個很重要中等強國——可以從我們的資源，富裕程度，地理位置和其他優勢上體現。我認為中等強國這一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空間，讓我們在我們所在的地區擔任重要角色，甚至擴大我們的外交影響。

在我們的地區中，澳洲正處在一個有優勢的位置上，允許我們利用作為中等強國的地位，有創意地去發揮作用，而不是僅僅以美國盟友和追隨者的身份出現。我們應該要嘗試與外界建立更加獨立的關係，採取更積極、獨立的行動。我們可以在亞太地區提供更具創造性的領導作用，這不是指我們要和中國結盟，或者是試圖遏制中國，而是我們要和我們的朋友和盟友達成夥伴關係，包括和美國達成某種平衡。比如，前總理鮑伯·霍克（Bob Hawke）和他的繼任者保羅·基廷（Paul Keating）是APEC的締造者，而APEC也有效地將亞太地區的國家連結在一起。像這樣的外交我認為是對現狀很有用的。

澳洲以往認為，在行事上，我們不該超過自身能力的範疇， 但實際上我們的發揮遠低於我們自身的極限，也許我們該考慮增加我們的影響力了。我不是指軍事上增加影響力，而是在外交上擔任領導角色或者其他有創造性的位置。

端：對澳洲而言，最近要的國內社會和經濟問題是什麼？澳洲自身是否有短板阻止其在國際政治上進一步發展？

Walker：我認為澳洲是一個幸運的國家。這有些陳詞濫調，但我的確這麼認為。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好我們的優勢。我們的優勢使我們自滿。當然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但我認為我們國家現在面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由於我們資源充足，我們陷入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而我們以為這種安全感會一直持續下去。也許這個國家還未曾盡力發揮其創造力，也沒有高效地介入地區事務。這個國家面臨的挑戰，有關如何充分利用我們的好運。這意味着我們要在教育、創新和基建上有所投資，並讓我們的經濟更具競爭力。

澳洲有些輿論認為，我們不需要像美國一樣，承擔這麼多國際義務。人們似乎不太願意接受事實，承認我們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對澳洲擔任領導角色一職不太感冒。我認為這一現象屬實。但我們的確可以利用好我們的優勢。或許澳洲也是時候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