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鄭文傑：選擇這條路，是為了做自己，說人話

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之前，鄭文傑就下定決心，不回香港，不回中國了。

他今年29歲，曾任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職員。據鄭文傑講述，他去年8月在西九龍高鐵站內地口岸區被截停、押回深圳審問，並被迫簽下認罪文件。直到11月20日，他公開上述經歷，輿論沸騰。10天後，他和女朋友憑著英國發出的工作假期簽證，從台灣抵達倫敦，此刻正等待英國政府的政治庇護申請，如無意外，6月底就有結果。

疫情瀰漫全球，他近來一直困在倫敦家中，但只要說起未來的計劃，就非常興奮：他將發起一個港僑團體，服務在英國的香港人；他準備和流亡德國的黃台仰，身處華盛頓、去年七一佔領立法會的梁繼平，一同發起一個香港流亡者團體；更進一步，他計劃和一些人共同發起一個「影子議會」，成立一個有別於香港立法會的，「真正反映香港人聲音的」民意機構。

他說，這是他掙扎之後的決定，做一個流亡者，是艱難的，「最壞的情況，是預計一輩子的」。

倘若去年8月的一切沒有發生，此刻鄭文傑或許仍在香港，是他口中的「中產打工仔」。據他講述，他在去年8月8日赴深圳出差，返回香港時在西九龍高鐵站內地口岸區被截停，後被押上高鐵送回深圳，在福田派出所、羅湖派出所、羅湖拘留所及「聯合辦案中心」被多次提審，並被施以「老虎椅」、手腳需要長時間維持固定位置致血液無法流通、用銳物打關節處等酷刑；他稱，提審他的為國安人員，主要拷問他英國領事館在香港運動中的角色、他本人在運動中的角色以及他和一些示威者的關係；最終，他被迫簽下多份認罪文件和拍下兩段認罪影片，承認自己「嫖娼」和「背叛祖國」。11月20日，他在臉書上公開上述經歷，BBC、《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同時發出報導。

現在回頭看，鄭文傑更明白，去年11月他選擇了一條不歸路，「被放逐的感覺」後來始終伴隨著他。他發表了公開聲明，斷絕和家人親戚的關係，因為一些痕跡讓他感覺，香港的父母受到了威脅。對於他所公開指控的，質疑或攻擊無處不在。《文匯報》指他不是被國安拘押，而是在深圳「嫖到失聯」，也有聲音指他是為了獲得英國身份，編造故事。近日接受BBC Hard Talk節目訪問時，主持人的追問的則是——「你是間諜嗎？」「你是忠於英國政府還是主權屬於中國的香港？」

烏雲壓境，「被放逐」的經歷並非鄭文傑獨有。去年在台北的時候，他見了林榮基，兩人約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林榮基帶著口罩和鴨舌帽，繞著咖啡館走了兩三圈，確定沒有可疑，才來和鄭相認。兩人回憶起在中國大陸被拘押的經歷，發現審訊時都被警告過一句相似的話：「我們對十三億人是民主的，對你就是專政的，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因為你是我們國家的敵人。」

抉擇

剛剛被放回香港的時候，鄭文傑也終日戴著口罩和鴨舌帽。去年8月24日，他清早走出羅湖拘留所，被國保人員送去羅湖口岸。接下來幾天，他不敢回家，一直待在朋友訂的香港酒店。他稱，國保人員曾威脅他，如果說出遭拘禁的真實原因，隨時將他綁架回大陸。他想起林榮基，想起銅鑼灣書店事件。

2015年12月30日，書商李波在香港突然失蹤，在沒有回鄉證的情況下「返回」內地，而更早之前，他所在的專售政治禁書的巨流出版社及旗下的銅鑼灣書店，有四名同事先後在大陸、泰國失蹤。不久，五人先後登上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承認不同罪名，其後桂民海長期被拘押，於今年2月被判刑十年，其他人陸續返回香港，李波等三人從此噤聲，不再接受傳媒採訪。只有書店店長林榮基失蹤8個月後，在香港召開記者會說出拘留經過。林此後承受極大壓力，在去年《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之前隻身前往台灣，表示從此不回香港。

家人不希望鄭文傑做第二個林榮基。他出身基層，從小在公屋長大，父親是地盤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他失蹤期間，姐姐和女朋友到處奔走，去香港警署報案，派律師連續數天去深圳每一個拘留所找他，他失蹤13天後，家人在臉書上表示律師找不到鄭文傑，其中在羅湖拘留所，職員曾說鄭文傑關在這裏，但打電話請示之後卻說系統上查無此人。

「她（女朋友）最擔心的就是我再消失多一次，」鄭文傑說，他很快做出決定，無論是為了爆料還是為了人身安全，都不能再留在香港。考慮到自己曾在台灣上大學，女朋友也是台灣人，他決定先和女朋友赴台。

離開香港前，英國領事館的官員用了三天時間，和他仔細復盤在大陸15天的拘押經歷。英國駐華大使館安全部門的人員也專門從北京趕來香港，聆聽整個過程。他和領事館協議決定，此後不再適合在領事館任職，先放兩個月有薪假期，再辦離職手續。他沒有和家人透露自己離開的決定。臨行前一天，他請父母和姐姐在屋邨樓下一起喝早茶，吃著鳳爪排骨，閒話家常，像平日一樣。

但抵達台灣不意味著身份問題解決了。他一度想向英國政府爭取居英權，在他看來，他在大陸被拘押的經歷，英國需要「負上一定責任」，但英國領事館方面態度冷淡。此時，在公眾領域，人們只知道鄭文傑在高鐵站失蹤15天，內地公安一度發布公告指他在深圳涉嫌嫖娼被行政拘留，香港運動當時如火如荼，他失蹤的消息很快被其他新聞覆蓋。

為了保護自己，鄭文傑決定先「留下一些record」，萬一出事了，「希望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找到了BBC、《每日電訊報》和《華爾街日報》三家英文媒體的記者，做了訪問拍下影片，但考慮到安全以及和英國領事館的談判，他讓記者暫時不公開報導。他也開始每天回憶拘禁經歷，把細節統統記錄下來。

和英國領事館的談判拉鋸了兩個多月，到了11月4日，有薪假期過完了，他正式離職，但英國方面始終沒有答應給予居英權，最終提出為他和女友辦理兩年工作假期的簽證。鄭文傑不想再消耗下去，接受了，但心底始終沮喪，因為他本來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英國的工作假期簽證是他本來就可以申請到的。

不過，英國處理簽證時的態度讓他更加失望。 他對端傳媒表示，英國政府處理簽證的部門先是要求他回香港，或是去泰國、韓國等第三國進行肺結核檢測，後來又提出他女朋友需要抽籤來決定是否得到簽證。「我非常生氣。當時我就想，你明明已經答應了我不需要回到香港去做，那我如果去泰國，當時有桂民海事件，為什麼內政部的一個人員會讓我去泰國呢？」

孤身無援，鄭文傑和女朋友決定不再僅僅依靠英國政府。「不如我們直接斬釘截鐵當我們得不到英國政府的協助，轉而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援。」兩人決定公開一切，「應該做最壞的打算，在這件事上，不應該對英國政府有任何的期望。最壞的情況就是，要留在台灣。」

11月20日，他公開了經歷。除了他個人遭遇之外，輿論更關注的是，他聲稱在深圳拘留所中看見一些香港人被跨境帶到深圳審問，並有國保人員對他承認有香港抗爭者在深圳被關押。對此，香港政府和大陸政府並無任何回應。

公開一切的前一天，鄭文傑把手機、電腦都送走了，接下來三天幾乎與世隔絕。他害怕電子產品會讓自己被追蹤，也擔憂爆料會帶來難以預測的各界反應。「我跟我的女朋友和親友講，未來三天不要看消息...... 很難預計到效果和反應是怎樣，是一個很巨大的壓力。」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相同經歷，但最後決定不講。

三天之後，鄭文傑再次打開手機，海量信息在他眼前炸開。英國外交大臣發表了一份措辭頗為嚴峻的聲明，指鄭在中國被拘捕期間被“torture”（酷刑），他已召見中國駐英國大使，「表達了我們對鄭文傑殘忍和可恥遭遇的憤怒」，希望中方調查此事，追究責任人，同時強調「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正在協助鄭文傑和他的未婚妻，其中包括協助他們來英國。」

另一邊，各種消息則指控他是去深圳嫖娼而被捕。內地社交媒體上流傳一張一名裸露上身的男子和女子蹲在地上的照片，網民稱這是鄭文傑嫖娼被捕的現場，後被查實是台灣《壹週刊》2018年一篇報導中所援引的照片；深圳羅湖警方公布了他接受審訊及出入按摩場所的視頻，但網民查實該場所實為羅湖區營業多年的「麗水雲間休閒會所」，據影片所見有一家大小進出，而該店在事發後正常營業。

鄭文傑否認了嫖娼的指控，但消息一直傳不停。2016年，林榮基公開爆料之後，《星島日報》專訪了一名內地女子，她指自己是林榮基女友，林曾答應她與妻子離婚，她稱被林欺騙感情和利用，代林把香港書籍轉售到大陸。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相同經歷，但最後決定不講。」鄭文傑說，要不要公開一切，其中牽涉大量現實的考量。他想，在所有曾經有過相似遭遇的人中，他或許是相對幸運的，因為「相對有更多資源和能力去講出自己的經歷」。

「那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他們沒有其他選擇，」鄭文傑說。今年1月，支援抗爭者的組織「國難中醫」一名成員傳出失蹤，其母親在香港召開記者會稱兒子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讀中醫，1月8日凌晨在宿舍被帶走，音訊全無。至今六個月，公眾仍未知道這個年輕人的下落。

認識中國

鄭文傑認為，自己被中國政府盯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來他當時任職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原本崗位為蘇格蘭發展局，粵港澳大灣區計畫啟動後，他經常跨境去廣東省為蘇格蘭尋找商機，在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後，領事館委派他在網上蒐集各種示威活動信息。二來，在業餘時間，他參與合法集會遊行，並認識一些前線示威者，其中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示威者是他的朋友，這名示威者在反修例運動的衝突現場被香港警方拘捕，而他的家人在深圳。

去年8月8日早上，他坐高鐵去深圳出差，以領事館職員的身份出席一個商業會議。會後，他去拜訪了那名大陸示威者的家人。該示威者當時正在香港取保候審，急需生活費，其家人托鄭文傑帶一些錢回港交給這名示威者。

「本身應該在香港的國保國安線眼已經留意到我，但是迫使他們立即要行動我覺得那件事（大陸示威者）是一個直接的導火線。他出事時在中聯辦門口，然後他被香港警察拘捕之前是有和我見面的，所以誤導中共政權有懷疑他是不是受到我指使，甚至是英國政府指使，」鄭文傑說。他強調，他當時在工作中僅僅是為領事館蒐集示威信息，而這些工作與他在業餘中參與集會並無關係。

對鄭文傑的工作性質，英國領事館的聲明僅表示鄭是領事館蘇格蘭國際發展局僱員。BBC去年11月20日報導中援引英國政府消息指，鄭文傑當時的工作不涉及任何運動指揮，僅僅是「純粹觀察」（purely observe），而觀察工作是許多領事館都會做的。

「你是某種意義上的秘密間諜嗎？」近日，接受BBC節目Hard Talk的採訪時，主持人問他。鄭文傑否認之後，主持人窮追不捨：「你不覺得這有利益衝突嗎？作為香港居民參與運動，但其實在為英國領事館蒐集信息？」鄭文傑回答：「大使館對我的指引是，作為香港居民，你有權利和自由參與合法的遊行。」主持人又問：「你首先忠於英國政府，還是主權屬於中國的香港？」鄭文傑回答：「我首先忠於的是香港人。」

讀書的時候，鄭文傑很關心中國，是典型的「大中華膠」。

2010年，他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讀大二，申請去北京大學做交換生。當時胡溫主政，兩岸三地的關係仍未有今日這般緊張。在這一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美國媒體CNN專訪，談及政治體制改革，鄭文傑留意到這個訪問，還在讀大學的他感覺，溫家寶的形象「好開明」。

「就算他是影帝也好，他要做場戲都已經進步了不少。」鄭文傑感覺，「中國內地的年青人在經濟發展之後，他們會擁抱一些比較自由的思想」。

在北京交換的幾個月，他確實有了不一樣的體驗。他好奇中國大學的政治課如何上，專門去人民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聽課，發現「不是所有老師都在歌功頌德」。有同學特地帶他去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學校參觀——這些學校為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開辦，當時剛剛關停了一批，來自北京不同高校的學生，週末時就去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做志願者。那陣子，北大法學院博士、「新公民運動」的召集人許志永參選海淀區人大代表，遭到官方阻撓，未能入圍候選人名單，最終北京郵電大學校長、中國「防火長城」主要設計者方濱興成功當選，北大校內熱議紛紛。

如果對中國仍有一份熱誠，除了在台大用遙望鏡看看對岸之外，是沒有理由不往之走一趟，親眼了解她的真實，來驗證港台的經驗。

後來的幾年，鄭文傑關注著自己曾經感受過的北京如何一步步改變。打工子弟學校的生存空間一步步縮小，北京政府發起了「清理低端人口」的行動。2014年，許志永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獲刑四年，2020年2月，他又因一封勸習近平退位的文章，與外界失聯，2月15日被逮捕，據報導他家人6月20日才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書。而在大學校園裏，不斷有大學教師因課堂或網絡言論，遭學生、網民舉報和起底。

鄭文傑曾經感覺，舉報、失聯、拘捕，這些事情離在香港的自己很遠。畢業後，他成了一個「中產打工仔」，下班後去健身，睡前打遊戲或看看電影，週末回父母家吃飯。即便面對洶湧的反修例運動，他說，自己也只是一個「後台的支援角色」，除了幾次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遊行集會，最多參與了佐敦連儂牆的維護工作。

如果沒有發生去年8月的一切，他本沒有計畫走得更前。

整整十年前，他去北大之前，給北大學生帶去了一些台大的紀念品，還在其中捎了一封信，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為什麼熱愛政治學、在香港與台灣生活的體驗等等。信的末尾他寫道：「如果對中國仍有一份熱誠，除了在台大用遙望鏡看看對岸之外，是沒有理由不往之走一趟，親眼了解她的真實，來驗證港台的經驗。」

直面黑暗

2020年5月，鄭文傑下定決心，此後留在英國，不回香港了。最近，他在英國參與遊說，著力的是反對即將落實的港區國安法，以及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爭取更實質的權益，包括工作權等。

不過，有了去年和英國長達三個月的拉鋸經驗，他認為，對英國政府要「睇定先」（先看定一些）。「當時兜兜轉轉與他們談判了三個月，他們都是給很多很模糊，模稜兩可的答法，盡量令你覺得很滿意，或者充滿期待，但結果其實不是，」鄭文傑說，他也留意到，英國政府最近對香港問題更關注、態度更強硬，但他的心態一直是，「我們的期望不要太高、太急、太快，英國政府一定會比我們預期的慢和溫和」。

我不會難受，反而覺得說出來會好一點。

周旋大國，拉動角力，並非一蹴而就。去年11月30日，鄭文傑和女朋友拿著英國政府的工作假期簽證，抵達倫敦。他沒有找全職工作，而是馬上投入遊說，先去見英國政府和議會的不同持份者，一遍又一遍地複述自己在深圳被審問的經歷。

「他們像一個輔導老師，『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接著我就說，他們問問題我就回答......我不會難受，反而覺得說出來會好一點。」他感覺，這樣一遍遍地說，像一種心理輔導的過程。

他很想念香港和家人，有一陣子曾經想過，不如索性回香港，「正面去和建制派迎擊，正面去面對一些親北京媒體的指控」。他原本所屬選區的區議員曾經問他，是否考慮回港參與9月的立法會選舉，這樣也可以和家人團聚了。

掙扎好幾個月之後，他還是決定留在英國。他認為，接下來國際遊說會比議會選舉更重要，而在海外，公開身份、直接露臉的流亡者並不多，他這個身份，留在海外「更有用」。

有些事情你可以說是很黑暗的，但起碼你首先知道那件事是黑暗，然後你自己決定你是否stand against它（對抗它）。

「國安法之後，我更加確定了我不應該回去，」他說。

他沒有和家人說過這個決定。他們斷絕了聯繫，只有偶爾通過區議員，了解家人是否平安。其實早在斷聯繫之前，他和家人的溝通也只限於日常生活，「他們不敢主動問太多，有可能擔心安全，可能擔心給我添麻煩，也有可能事情太複雜了，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未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次見到家人。「什麼條件下回去？我想只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個政權產生系統性的改變。如果有一天我們回來，我們就會將民主自由帶回來。」他說。

他還是不時做惡夢，夢見自己再次被捕，「幾個國保人員第二次審訊我，我很恐慌，我知道我沒有第二次機會了，如果我再被捕一次我就不可能再出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真正擺脫這個夢魘，或許不能擺脫，只能直面。

「我選擇這條路，就是為了做自己，說人話，」鄭文傑說，他選擇了一遍遍說出夢魘，「有些事情你可以說是很黑暗的，但起碼你首先知道那件事是黑暗，然後你自己決定你是否stand against它（對抗它）。」

（實習記者李智賢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