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郑文杰：选择这条路，是为了做自己，说人话

港区国安法的消息传出之前，郑文杰就下定决心，不回香港，不回中国了。

他今年29岁，曾任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据郑文杰讲述，他去年8月在西九龙高铁站内地口岸区被截停、押回深圳审问，并被迫签下认罪文件。直到11月20日，他公开上述经历，舆论沸腾。10天后，他和女朋友凭著英国发出的工作假期签证，从台湾抵达伦敦，此刻正等待英国政府的政治庇护申请，如无意外，6月底就有结果。

疫情弥漫全球，他近来一直困在伦敦家中，但只要说起未来的计划，就非常兴奋：他将发起一个港侨团体，服务在英国的香港人；他准备和流亡德国的黄台仰，身处华盛顿、去年七一占领立法会的梁继平，一同发起一个香港流亡者团体；更进一步，他计划和一些人共同发起一个“影子议会”，成立一个有别于香港立法会的，“真正反映香港人声音的”民意机构。

他说，这是他挣扎之后的决定，做一个流亡者，是艰难的，“最坏的情况，是预计一辈子的”。

倘若去年8月的一切没有发生，此刻郑文杰或许仍在香港，是他口中的“中产打工仔”。据他讲述，他在去年8月8日赴深圳出差，返回香港时在西九龙高铁站内地口岸区被截停，后被押上高铁送回深圳，在福田派出所、罗湖派出所、罗湖拘留所及“联合办案中心”被多次提审，并被施以“老虎椅”、手脚需要长时间维持固定位置致血液无法流通、用锐物打关节处等酷刑；他称，提审他的为国安人员，主要拷问他英国领事馆在香港运动中的角色、他本人在运动中的角色以及他和一些示威者的关系；最终，他被迫签下多份认罪文件和拍下两段认罪影片，承认自己“嫖娼”和“背叛祖国”。11月20日，他在脸书上公开上述经历，BBC、《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同时发出报导。

现在回头看，郑文杰更明白，去年11月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被放逐的感觉”后来始终伴随著他。他发表了公开声明，断绝和家人亲戚的关系，因为一些痕迹让他感觉，香港的父母受到了威胁。对于他所公开指控的，质疑或攻击无处不在。《文汇报》指他不是被国安拘押，而是在深圳“嫖到失联”，也有声音指他是为了获得英国身份，编造故事。近日接受BBC Hard Talk节目访问时，主持人的追问的则是——“你是间谍吗？”“你是忠于英国政府还是主权属于中国的香港？”

乌云压境，“被放逐”的经历并非郑文杰独有。去年在台北的时候，他见了林荣基，两人约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林荣基带著口罩和鸭舌帽，绕著咖啡馆走了两三圈，确定没有可疑，才来和郑相认。两人回忆起在中国大陆被拘押的经历，发现审讯时都被警告过一句相似的话：“我们对十三亿人是民主的，对你就是专政的，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你是我们国家的敌人。”

抉择

刚刚被放回香港的时候，郑文杰也终日戴著口罩和鸭舌帽。去年8月24日，他清早走出罗湖拘留所，被国保人员送去罗湖口岸。接下来几天，他不敢回家，一直待在朋友订的香港酒店。他称，国保人员曾威胁他，如果说出遭拘禁的真实原因，随时将他绑架回大陆。他想起林荣基，想起铜锣湾书店事件。

2015年12月30日，书商李波在香港突然失踪，在没有回乡证的情况下“返回”内地，而更早之前，他所在的专售政治禁书的巨流出版社及旗下的铜锣湾书店，有四名同事先后在大陆、泰国失踪。不久，五人先后登上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承认不同罪名，其后桂民海长期被拘押，于今年2月被判刑十年，其他人陆续返回香港，李波等三人从此噤声，不再接受传媒采访。只有书店店长林荣基失踪8个月后，在香港召开记者会说出拘留经过。林此后承受极大压力，在去年《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之前只身前往台湾，表示从此不回香港。

家人不希望郑文杰做第二个林荣基。他出身基层，从小在公屋长大，父亲是地盘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他失踪期间，姐姐和女朋友到处奔走，去香港警署报案，派律师连续数天去深圳每一个拘留所找他，他失踪13天后，家人在脸书上表示律师找不到郑文杰，其中在罗湖拘留所，职员曾说郑文杰关在这里，但打电话请示之后却说系统上查无此人。

“她（女朋友）最担心的就是我再消失多一次，”郑文杰说，他很快做出决定，无论是为了爆料还是为了人身安全，都不能再留在香港。考虑到自己曾在台湾上大学，女朋友也是台湾人，他决定先和女朋友赴台。

离开香港前，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用了三天时间，和他仔细复盘在大陆15天的拘押经历。英国驻华大使馆安全部门的人员也专门从北京赶来香港，聆听整个过程。他和领事馆协议决定，此后不再适合在领事馆任职，先放两个月有薪假期，再办离职手续。他没有和家人透露自己离开的决定。临行前一天，他请父母和姐姐在屋邨楼下一起喝早茶，吃著凤爪排骨，闲话家常，像平日一样。

但抵达台湾不意味著身份问题解决了。他一度想向英国政府争取居英权，在他看来，他在大陆被拘押的经历，英国需要“负上一定责任”，但英国领事馆方面态度冷淡。此时，在公众领域，人们只知道郑文杰在高铁站失踪15天，内地公安一度发布公告指他在深圳涉嫌嫖娼被行政拘留，香港运动当时如火如荼，他失踪的消息很快被其他新闻覆盖。

为了保护自己，郑文杰决定先“留下一些record”，万一出事了，“希望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找到了BBC、《每日电讯报》和《华尔街日报》三家英文媒体的记者，做了访问拍下影片，但考虑到安全以及和英国领事馆的谈判，他让记者暂时不公开报导。他也开始每天回忆拘禁经历，把细节统统记录下来。

和英国领事馆的谈判拉锯了两个多月，到了11月4日，有薪假期过完了，他正式离职，但英国方面始终没有答应给予居英权，最终提出为他和女友办理两年工作假期的签证。郑文杰不想再消耗下去，接受了，但心底始终沮丧，因为他本来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英国的工作假期签证是他本来就可以申请到的。

不过，英国处理签证时的态度让他更加失望。 他对端传媒表示，英国政府处理签证的部门先是要求他回香港，或是去泰国、韩国等第三国进行肺结核检测，后来又提出他女朋友需要抽签来决定是否得到签证。“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就想，你明明已经答应了我不需要回到香港去做，那我如果去泰国，当时有桂民海事件，为什么内政部的一个人员会让我去泰国呢？”

孤身无援，郑文杰和女朋友决定不再仅仅依靠英国政府。“不如我们直接斩钉截铁当我们得不到英国政府的协助，转而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援。”两人决定公开一切，“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在这件事上，不应该对英国政府有任何的期望。最坏的情况就是，要留在台湾。”

11月20日，他公开了经历。除了他个人遭遇之外，舆论更关注的是，他声称在深圳拘留所中看见一些香港人被跨境带到深圳审问，并有国保人员对他承认有香港抗争者在深圳被关押。对此，香港政府和大陆政府并无任何回应。

公开一切的前一天，郑文杰把手机、电脑都送走了，接下来三天几乎与世隔绝。他害怕电子产品会让自己被追踪，也担忧爆料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各界反应。“我跟我的女朋友和亲友讲，未来三天不要看消息...... 很难预计到效果和反应是怎样，是一个很巨大的压力。”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相同经历，但最后决定不讲。

三天之后，郑文杰再次打开手机，海量信息在他眼前炸开。英国外交大臣发表了一份措辞颇为严峻的声明，指郑在中国被拘捕期间被“torture”（酷刑），他已召见中国驻英国大使，“表达了我们对郑文杰残忍和可耻遭遇的愤怒”，希望中方调查此事，追究责任人，同时强调“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正在协助郑文杰和他的未婚妻，其中包括协助他们来英国。”

另一边，各种消息则指控他是去深圳嫖娼而被捕。内地社交媒体上流传一张一名裸露上身的男子和女子蹲在地上的照片，网民称这是郑文杰嫖娼被捕的现场，后被查实是台湾《壹周刊》2018年一篇报导中所援引的照片；深圳罗湖警方公布了他接受审讯及出入按摩场所的视频，但网民查实该场所实为罗湖区营业多年的“丽水云间休闲会所”，据影片所见有一家大小进出，而该店在事发后正常营业。

郑文杰否认了嫖娼的指控，但消息一直传不停。2016年，林荣基公开爆料之后，《星岛日报》专访了一名内地女子，她指自己是林荣基女友，林曾答应她与妻子离婚，她称被林欺骗感情和利用，代林把香港书籍转售到大陆。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相同经历，但最后决定不讲。”郑文杰说，要不要公开一切，其中牵涉大量现实的考量。他想，在所有曾经有过相似遭遇的人中，他或许是相对幸运的，因为“相对有更多资源和能力去讲出自己的经历”。

“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郑文杰说。今年1月，支援抗争者的组织“国难中医”一名成员传出失踪，其母亲在香港召开记者会称儿子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中医，1月8日凌晨在宿舍被带走，音讯全无。至今六个月，公众仍未知道这个年轻人的下落。

认识中国

郑文杰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盯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来他当时任职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原本岗位为苏格兰发展局，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启动后，他经常跨境去广东省为苏格兰寻找商机，在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领事馆委派他在网上搜集各种示威活动信息。二来，在业余时间，他参与合法集会游行，并认识一些前线示威者，其中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示威者是他的朋友，这名示威者在反修例运动的冲突现场被香港警方拘捕，而他的家人在深圳。

去年8月8日早上，他坐高铁去深圳出差，以领事馆职员的身份出席一个商业会议。会后，他去拜访了那名大陆示威者的家人。该示威者当时正在香港取保候审，急需生活费，其家人托郑文杰带一些钱回港交给这名示威者。

“本身应该在香港的国保国安线眼已经留意到我，但是迫使他们立即要行动我觉得那件事（大陆示威者）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线。他出事时在中联办门口，然后他被香港警察拘捕之前是有和我见面的，所以误导中共政权有怀疑他是不是受到我指使，甚至是英国政府指使，”郑文杰说。他强调，他当时在工作中仅仅是为领事馆搜集示威信息，而这些工作与他在业余中参与集会并无关系。

对郑文杰的工作性质，英国领事馆的声明仅表示郑是领事馆苏格兰国际发展局雇员。BBC去年11月20日报导中援引英国政府消息指，郑文杰当时的工作不涉及任何运动指挥，仅仅是“纯粹观察”（purely observe），而观察工作是许多领事馆都会做的。

“你是某种意义上的秘密间谍吗？”近日，接受BBC节目Hard Talk的采访时，主持人问他。郑文杰否认之后，主持人穷追不舍：“你不觉得这有利益冲突吗？作为香港居民参与运动，但其实在为英国领事馆搜集信息？”郑文杰回答：“大使馆对我的指引是，作为香港居民，你有权利和自由参与合法的游行。”主持人又问：“你首先忠于英国政府，还是主权属于中国的香港？”郑文杰回答：“我首先忠于的是香港人。”

读书的时候，郑文杰很关心中国，是典型的“大中华胶”。

2010年，他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读大二，申请去北京大学做交换生。当时胡温主政，两岸三地的关系仍未有今日这般紧张。在这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美国媒体CNN专访，谈及政治体制改革，郑文杰留意到这个访问，还在读大学的他感觉，温家宝的形象“好开明”。

“就算他是影帝也好，他要做场戏都已经进步了不少。”郑文杰感觉，“中国内地的年青人在经济发展之后，他们会拥抱一些比较自由的思想”。

在北京交换的几个月，他确实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他好奇中国大学的政治课如何上，专门去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听课，发现“不是所有老师都在歌功颂德”。有同学特地带他去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学校参观——这些学校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开办，当时刚刚关停了一批，来自北京不同高校的学生，周末时就去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那阵子，北大法学院博士、“新公民运动”的召集人许志永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遭到官方阻挠，未能入围候选人名单，最终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中国“防火长城”主要设计者方滨兴成功当选，北大校内热议纷纷。

如果对中国仍有一份热诚，除了在台大用遥望镜看看对岸之外，是没有理由不往之走一趟，亲眼了解她的真实，来验证港台的经验。

后来的几年，郑文杰关注著自己曾经感受过的北京如何一步步改变。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空间一步步缩小，北京政府发起了“清理低端人口”的行动。2014年，许志永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获刑四年，2020年2月，他又因一封劝习近平退位的文章，与外界失联，2月15日被逮捕，据报导他家人6月20日才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书。而在大学校园里，不断有大学教师因课堂或网络言论，遭学生、网民举报和起底。

郑文杰曾经感觉，举报、失联、拘捕，这些事情离在香港的自己很远。毕业后，他成了一个“中产打工仔”，下班后去健身，睡前打游戏或看看电影，周末回父母家吃饭。即便面对汹涌的反修例运动，他说，自己也只是一个“后台的支援角色”，除了几次有警方不反对通知书游行集会，最多参与了佐敦连侬墙的维护工作。

如果没有发生去年8月的一切，他本没有计划走得更前。

整整十年前，他去北大之前，给北大学生带去了一些台大的纪念品，还在其中捎了一封信，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什么热爱政治学、在香港与台湾生活的体验等等。信的末尾他写道：“如果对中国仍有一份热诚，除了在台大用遥望镜看看对岸之外，是没有理由不往之走一趟，亲眼了解她的真实，来验证港台的经验。”

直面黑暗

2020年5月，郑文杰下定决心，此后留在英国，不回香港了。最近，他在英国参与游说，著力的是反对即将落实的港区国安法，以及为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争取更实质的权益，包括工作权等。

不过，有了去年和英国长达三个月的拉锯经验，他认为，对英国政府要“睇定先”（先看定一些）。“当时兜兜转转与他们谈判了三个月，他们都是给很多很模糊，模棱两可的答法，尽量令你觉得很满意，或者充满期待，但结果其实不是，”郑文杰说，他也留意到，英国政府最近对香港问题更关注、态度更强硬，但他的心态一直是，“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太急、太快，英国政府一定会比我们预期的慢和温和”。

我不会难受，反而觉得说出来会好一点。

周旋大国，拉动角力，并非一蹴而就。去年11月30日，郑文杰和女朋友拿著英国政府的工作假期签证，抵达伦敦。他没有找全职工作，而是马上投入游说，先去见英国政府和议会的不同持份者，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自己在深圳被审问的经历。

“他们像一个辅导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接著我就说，他们问问题我就回答......我不会难受，反而觉得说出来会好一点。”他感觉，这样一遍遍地说，像一种心理辅导的过程。

他很想念香港和家人，有一阵子曾经想过，不如索性回香港，“正面去和建制派迎击，正面去面对一些亲北京媒体的指控”。他原本所属选区的区议员曾经问他，是否考虑回港参与9月的立法会选举，这样也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挣扎好几个月之后，他还是决定留在英国。他认为，接下来国际游说会比议会选举更重要，而在海外，公开身份、直接露脸的流亡者并不多，他这个身份，留在海外“更有用”。

有些事情你可以说是很黑暗的，但起码你首先知道那件事是黑暗，然后你自己决定你是否stand against它（对抗它）。

“国安法之后，我更加确定了我不应该回去，”他说。

他没有和家人说过这个决定。他们断绝了联系，只有偶尔通过区议员，了解家人是否平安。其实早在断联系之前，他和家人的沟通也只限于日常生活，“他们不敢主动问太多，有可能担心安全，可能担心给我添麻烦，也有可能事情太复杂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未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次见到家人。“什么条件下回去？我想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政权产生系统性的改变。如果有一天我们回来，我们就会将民主自由带回来。”他说。

他还是不时做恶梦，梦见自己再次被捕，“几个国保人员第二次审讯我，我很恐慌，我知道我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如果我再被捕一次我就不可能再出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摆脱这个梦魇，或许不能摆脱，只能直面。

“我选择这条路，就是为了做自己，说人话，”郑文杰说，他选择了一遍遍说出梦魇，“有些事情你可以说是很黑暗的，但起码你首先知道那件事是黑暗，然后你自己决定你是否stand against它（对抗它）。”

（实习记者李智贤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