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Lives Matter 深度

在山火、歷史和司法中尋求種族正義,澳洲原住民的抗議道路

澳洲對美國「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呼應,來自這片大陸上原住民群體長久的抗爭。


2020年6月6日,澳洲民眾響應美國反種族歧視遊行,原住民在雪梨市政廳前舉行傳統煙火儀式。 攝:Lisa Maree Williams/Getty Images
2020年6月6日,澳洲民眾響應美國反種族歧視遊行,原住民在雪梨市政廳前舉行傳統煙火儀式。 攝:Lisa Maree Williams/Getty Images

編按:2020年6月6日,墨爾本迎來了2019冠狀病毒疫情解禁後的第一場大型示威遊行。過萬示威者從三面包圍了國會大樓,舉著反對種族歧視的標牌。儘管維多利亞州的疫情有所減緩,但絕大部分示威者還是戴上口罩,並保持一定社交距離,現場也有志願者分發口罩和免洗消毒液。示威持續四小時,人群一邊遊行一邊高喊:「Black lives matter!」

五月,非裔美國人 George Floyd 因警察暴力致死,引發美國全國反種族歧視遊行,很快,這場「Black Lives Matter」遊行蔓延到大洋之隔的澳洲,只是此處的「Black」並非指非裔澳洲人,而是澳洲原住民。

2020年6月1日,一名17歲原住民少年在街上與警察對峙時,被警察一腳踢倒,面部直接撞到磚瓦人行道上。少年被拘捕的短片迅速在臉書上傳播,引起澳洲民眾憤怒。據《衞報》仍在進行的原住民調查報導,自1991年以來,有437位原住民在警察拘留過程中死亡。儘管新州警方已表示會對此進行內部調查,但短片已勾起多年來警察針對原住民濫用暴力的慘痛回憶。

除了墨爾本,阿德萊德、布里斯本、雪梨等地在6月6日均有遊行,上千民眾參與。有美國反種族歧視引發騷亂的先例,澳洲警方對這次遊行繃緊神經,但各地遊行均和平收場。惟雪梨的遊行歷經一波三折:在遊行前夕,新州警方就向法庭申請遊行禁令,指遊行違反了2019冠狀病毒疫情限聚令,示威組織方向新州高院上訴,在遊行開始前夕才獲得高院許可;示威結束後,部分示威者在雪梨的中央火車站聚集,期間出現警民衝突,警方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

這場席捲澳洲、反對種族歧視的遊行,與五個月前,在澳洲國慶日的反國慶日遊行,一脈相承。

2020年1月26日,澳洲國慶日,早上六點。墨爾本亞拉河一側的國王公園的草地上,燃起了篝火。將近千名觀眾在志願者的指引下,圍著篝火,靜默地排成五列,雙手蘸上白色的赭石粉末,人們撿起放在地上的棕櫚樹葉,靜默上前,將樹葉扔進火中,以此紀念在過去兩百年間,被殖民者屠殺的原住民。一縷縷白煙緩緩飄起,對原住民來說,這火與煙,有洗去靈魂污垢的重要意義。

原住民藝術家吹起傳統樂器,太陽緩緩升起。在這場肅穆的紀念儀式結束五小時後,在亞拉河的另一側,超過兩萬示威者包圍了維州國會大樓。他們高舉「廢除澳洲」、「種族滅絕是恥辱」等標牌,揮舞著紅黑黃的澳洲土著旗,齊聲呼喊:「這片土地,以前和將來,都是屬於原住民的!」

20世紀初,澳洲政府將1月26日定為國慶日,但因其濃厚的殖民色彩,國慶日長期遭到許多原住民部落和活動人士的牴觸。現在有將近80萬澳洲原住民和託雷斯海峽居民,其中澳洲原住民在大陸生活了超過六萬年,共有超過500多個的「國家」(nation),各個「國家」也形成了獨特的風俗和語言。然而,這份安逸卻止在了1788年1月26日。當日,英國第一隻皇家艦隊登陸傑克遜港,海上來的殖民者從此開始了在澳洲大陸的掠奪。之後兩百年間,原住民經歷了被驅逐出領地、孩童被強制隔離帶走等悲劇,而欺凌、強姦、屠殺原住民的案件亦常有發生。

2020年1月26日,澳洲國慶日,民眾正在雪梨海德公園集會抗議,要求政府更改國慶日期。
2020年1月26日,澳洲國慶日,民眾正在雪梨海德公園集會抗議,要求政府更改國慶日期。攝:Don Arnold/Getty Images

目前,澳洲仍未有準確被屠殺的原住民人數。衞報在2019年製作了一份從1788年至1928年澳洲各地的原住民屠殺梳理,報導指,在這140年間,澳洲政府積極參與過至少有270場原住民屠殺。

近年,部分澳洲原住民和活動人士強烈要求澳洲政府更改國慶日期,並以「入侵日」為名,在國慶日當日示威抗議,要求政府承認殖民實質,承認對原住民社區長期的傷害,認可和尊重原住民的主權(sovereignty)和土地擁有權(land right)。2020年的「入侵日遊行」,主辦方更是宣布會在遊行中「要求」非土著澳洲人「支付租金(pay the rent)」,指非土著澳洲人住在屬於原住民、被殖民者偷走的土地(「stolen land」),而籌得的款項將會捐給一個處理原住民殯葬的基金。

「入侵日遊行」之時,澳洲連續多月的森林大火才剛熄滅。曾多次獲得全球最宜居城市稱號的墨爾本,在國慶日前夕甚至下起了「塵雨」,貫穿城市的亞拉河也染成橙色。遊行當日,儘管烈日當空,國會大樓依然被上萬示威者重重包圍。當中原因,也和山火有關:這場生屠上億生靈的大火,也將澳洲原住民從殖民時期起就經歷的不公義,再次暴露出來。

「氣候正義」即「原住民正義」?

「氣候變化正在發生,我們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沒有一個國家或者社會能倖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如此解釋「氣候正義」:「並且,和往常一樣,貧困弱勢群體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也最大。」

原住民約佔澳洲人口的3%,由於殖民者霸佔了市區中心,許多原住民被迫遷到偏遠地區,而偏遠地區的經濟水平比城市要低。近年聯邦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鼓勵新移民搬到偏遠地區,也與這一地區經濟發展不均、希望能通過新移民帶動偏遠地區發展有關。

而這場持續數月的森林山火,集中發生在新州和維州的偏遠地區。在維州,山火最猛烈、影響最嚴重是東部偏遠地區東吉普蘭(East Gippsland)。當地的主要產業為農業、林業和畜牧業,依賴自然資源。根據2016年人口普查,當地偏老齡化,65歲或以上的佔了人口的28.2%,當地人均每週收入僅為維州平均收入的78.6%,全職就業率比維州的要低7.9%,人口教育程度也相對低於維州的平均值。

「入侵日」遊行當日在現場的 Alara hood,就來自東吉普蘭,她是一位 Kurnai原住民,而她所在的 Kurnai-gunai「國家」在東吉普蘭已居住了超過一萬八千年。2019年12月末,他們一家在東吉普蘭住了30多年的房子,在大火中被燒毀。Alara 向端傳媒記者展示了房子的照片:灰白的磚瓦散落一地,燒得焦黑的樹倒在廢墟上,殘垣斷壁中,僅存完好的只有一隻橙色馬克杯,和洗碗機內的碗碟。

從東吉普蘭到墨爾本需要大約三個半小時的車程,Alara 為此特意提早一日到達墨爾本。「對於許多包括我自己的原住民來說,土地是我們與我們的文化的連結,」Alara 說。在她看來,殖民活動和資本驅動令原住民文化遭到破壞,而這場山火將原住民視為母親般的土地燒得滿目瘡痍,也讓部落的圖騰動物、樹木瀕臨滅絕。「我們和自己文化的另一連結也被斷開了。」

澳洲山火頻繁,當局採用的控制山火的手段之一便是實行「風險規避燃燒(hazard reduction burns)」,即是通過在人為監控下先燃燒部分樹木,從而避免將來出現更嚴重的山火。而經歷自然上千年洗禮的原住民,也根據多年積累的對居住地生態的了解,形成各部落專有的山火預防燃燒方法,又稱「文化燃燒(cultural burning)」。

全球氣候變暖,再加上疑似有人為縱火,澳洲山火持續失控,過億動物葬身火海。澳洲當局的山火管理遭受批評,而已有千百年實踐歷史的文化燃燒則進入民眾視線。據澳廣新聞報導,在新州小鎮 Ulladulla,有居民就是採用當地的文化燃燒預防山火,從而保住了生命和財產。

不過,與 Alara 同屬 Kunai-gunai 的Gunai部落的文化保管人(culture custodian)Wayne Thorpe對於這股對「文化燃燒」的推崇表達了謹慎態度。他認為,外界對文化燃燒的看法仍然片面。「他們認為原住民用火去燒樹木、土地,是為了預防山火,但這不是我們用火的目的。我們用火是為了促進植被再生,」Wayne 在電話中告訴端傳媒記者。

原住民篝火聯盟於2019年在約克角半島舉辦的文化燃燒培訓項目。

原住民篝火聯盟於2019年在約克角半島舉辦的文化燃燒培訓項目。圖:原住民篝火聯盟提供

在 Wayne 看來,自然萬物相連,因此控制山火,不能著重局部,而是要從整體出發,從鳥類到袋鼠,從河流到土壤,均是環環相扣,其中一部分改變了,就會影響另一部分,相關的防火策略就應隨之而變。這次山火失控,Wayne 認為是當局控制山火的策略只是著重怎樣去燒,但是沒有考慮到整體、系統的土地管理,最終出了問題。

Wayne 腳下的這片土地,其品質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農耕、建城鎮、建路、埋電線、築鐵路等人類活動,讓更多的風吹過大地,而風、土壤和樹木,也因為這些活動變得更為乾燥。Wayne 說:「這些活動也讓動搖了樹的根基,那些上年紀的老樹都不見了,只剩下那些年輕的樹木在生長。樹木形成的冠層也越來越少,而這些冠層能讓土壤保持潮濕和陰涼。鳥和動物是自然派來的土地管理者,也因為棲息地的減少而在消失。」

「當我開始(從事)燃燒的時候,政府和農民也開始燃燒(土地)。他們燃燒是為了清走樹木,讓草得到更充足的雨水,然後給他們的牛和羊提供食物。」Wayne說,「現在,樹木在很多地方都重新長出來了,但它們也面臨挑戰。地面出現越來越多的凹陷,昆蟲、鳥和動物都少了,整片區域都變得乾燥了。」

近年,在維州政府的支持下,許多原住民社區建立了具有一定自治性能的委員會(land council),其中一項職能便是參與政府制定的預防山火政策計畫,推廣文化燃燒在預防山火的應用。此外,也有原住民領導的非營利組織,通過協助政府部門與原住民長老和工匠建立聯繫,期望在全國普及文化燃燒。

Oliver Costello 是原住民篝火聯盟(Firesticks Alliance)的首席執行官。在過去十年,他一直在經營有關原住民文化燃燒的培訓項目,通過作坊、導師制等形式,幫助消防從業人員與原住民領袖建立聯繫,從而掌握針對當地的文化燃燒,進行有效的防火管理。

原住民篝火聯盟的經費來源大多是捐款,當中也有政府資助,但資金遠遠不夠。在山火失控後,原住民篝火聯盟與維州前任應急管理專員一同呼籲聯邦政府投入資金,建立全國範圍的推廣文化燃燒的項目,讓更多原住民社區裏的專業技能工匠(ranger)和當地的長老參與培訓。

Oliver 也在和各州政府接觸,希望能在繼續作坊和導師制之餘,進一步推廣文化燃燒。各州政府雖對此態度積極,但支持的都是一些短期的項目,而培訓出一個對熟練文化燃燒的從業人員,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畢竟,文化燃燒是否成功,取決的不僅是火。

在 Wayne 看來,政府雖有心,但策略仍然落在燃燒技術上,因而治標不治本。「每一個地區都有獨特的生態,因此才需要與其對應的、獨特的土地管理策略。他們只是說「(和)原住民(合作)」,但是原住民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每個地方的生態都不同,用火的策略也不同。」Wayne亦回憶起,過去曾有政府機構在制定土地管理時,採納的是北半球國家的經驗。「這些策略在南半球是行不通的。」

2020年3月6日,一群原住民在雪梨市政廳前示威,抗議警方拘留期間導致原住民死亡。

2020年3月6日,一群原住民在雪梨市政廳前示威,抗議警方拘留期間導致原住民死亡。攝:Steven Saphore/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環保議題背後的主權爭端

Wayne 說,實行有效的山火控制,最重要允許原住民用千萬年來祖先積累的智慧,全面參與土地管理。正如環保議題總與經濟發展起衝突,澳洲政府與原住民在土地保育上也是紛爭不已。

2019年,維州政府為了建西部高速公路,決定砍去260棵超過800年樹齡的、位於維州西部的 Djab Wurrung 部落的原住民的樹木,引發當地原住民和活動人士與將近一年的持續示威和警民衝突。2020年,澳洲礦業名企 Rio Tinto 被揭發在西澳開發時,破壞了一處有超過四萬年歷史的洞穴,而在當地原住民部落看來,該洞穴是其四千年文化的寄託之一。事件在澳洲引發熱議,Rio Tinto 的首席執行官也隨後公開道歉。事件還未平息,就在6月11日,衞報報導,西澳政府允許澳洲另一煤礦名企BHP在當地拓展其礦田,而這可能會導致至少40個超過一萬五千年的原住民文化遺址遭到破壞,令礦業再次受到聲討。

儘管在當下法律和各州行政框架下,各原住民「國家」可以通過委員會,擁有一定的自主決定社區的教育、衞生、土地等「自決」權力。譬如1993年,澳洲政府就通過了《原住民土地所有權法》(native title act),允許獲得「原住民土地所有權」(native title)的部落按照傳統部落法律去使用土地和水。

但這一權力本身有限,隨時能被政府利用規則收回。在昆士蘭加加利盆地,著名煤礦公司阿達尼(adani)計畫在當地開採煤礦,遭到原住民反對而一直被擱淺。直到2019年9月,昆士蘭政府突然取消了當地原住民部落的土地所有權,意味著原住民的反對將不會起任何法律作用,甚至必要時警方可以介入,帶走當地抗議者。

查爾斯史都華大學的政治學副教授 Dominic O'Sullivan 指出,《原住民土地所有權法》本身就有局限性。要想獲得土地所有權,原住民部落要先向政府證明他們與土地有「不曾斷絕過的聯繫(unbroken connection)」。但殖民政府已經通過驅逐原住民等方式,強行斷了這一聯繫;甚至,政府會將奪來的土地出售,原住民部落重新認領回自己的領地,變得更遙遙無期。「也許政府想給原住民的,只是有限的自決權力。」O'Sullivan教授說。

這背後牽涉到的,還有原住民參政的問題。直到2019年聯邦大選,澳洲的原住民事務部才選出了第一位原住民出身的部長 Ken Wyatt,而在這之前擔任該職的都是白人政客。在與原住民社區更密切的州政府,同樣如此。2017年,在維州綠黨議員 Lidia thorpe 在維州議會Northcote一席的補選中勝出,成為161年來維州議會首位原住民出身的女性議員。

在「入侵日」的前兩天,端傳媒記者在人權組織特赦國際組織的墨爾本分部採訪了前議員Lidia——2018年維州選舉,Lidia未能保留席位,抱憾從政壇退場,但仍繼續在捍衞原住民權益的前線奔走。2019年,她籌辦了第一場入侵日黎明紀念儀式,期望能通過燭光、日出與平和的音樂舞蹈,讓因國慶日而飽受焦慮的同胞得到心靈的撫慰。儀式從清晨五點半開始,她原本期望會是場小型集會,卻意外看到有將近700人出席,令她決定在今年也繼續舉辦紀念儀式。

Lidia 同樣來自 kurnai-gunai,在2020年的入侵日黎明紀念儀式前夕,她就任特赦國際的原住民事務主管。在辦公室裏,她穿著背後印著「尊重原住民的母系」(Respect the blak matriachy,編註:blak特指原住民)的黃色T恤,並特地向記者展示這句標語。

原住民的參政率低,Lidia 認為這與澳洲政府的主權合法性有關:在許多原住民看來,當今澳洲政府就是殖民者的延續,仍然是壓迫和種族滅絕的象徵,而深受其害的許多原住民,不願與政府同流合污。而參與澳洲政府事務,就意味著承認了澳洲政府的主權,從而損害了原住民自己的主權(sovereignty),因而讓許多原住民對從政望而卻步。目前澳洲的政黨以白人為主,也讓隱形種族歧視充斥著大大小小的選舉,也令許多有志參政的草根原住民被拒之門外。

作為不多的原住民政客,這些年來,Lidia 一直在推動和要求澳洲政府和原住民簽訂公約,在公約的框架內協商,彌補殖民開始以來的破壞,讓原住民重新擁有土地,終結所有針對原住民的不義。簽訂公約,意味著澳洲政府承認原住民的主權,並承認過去的殖民是非法佔領。

2018年7月6日,維州綠黨前議員Lidia Thorpe與群眾在墨爾本議會大廈前示威。

2018年7月6日,維州綠黨前議員Lidia Thorpe與群眾在墨爾本議會大廈前示威。攝:Darrian Traynor/Getty Images

目前,紐西蘭、美國、加拿大等前英國殖民地的政府均與當地原住民建立了公約,唯有澳洲仍未有類似的公約。維州在近年推出與原住民的「公約」,建立維州原住民議會,允許38個原住民「國家」代表參與議事。但Lidia強調,澳洲政府要簽訂的公約,需要通過國際審查,與州政府推行的州內「公約」不同。

Lidia 並不認可維州的這份「公約」:「這份公約很官僚化,它是政府主導,並且政府選擇能坐在談判桌上的人。維州有93%的原住民沒參與到這份維州公約的程序中,因為他們不信任它。」

更重要的是,Lidia 認為這條維州公約並沒有將原住民當作獨立主權看待,而澳洲政府一日不認可原住民的主權,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就永不停息。「如果另一邊(政府)沒有認可原住民的主權,那麼這份公約又有什麼意義?主權是這份公約的基礎。」

「我相信澳洲是有身份危機的——這個國家的人們不清楚它的國家究竟是長什麼樣,不清楚這個國家真正的歷史,甚至有人拒絕這個國家真正的歷史。」

Lidia 覺得這份公約對於站在原住民對立面的澳洲也具有重要意義。「當我們提到澳洲的時候,有澳式足球,有網球,有啤酒和BBQ,但沒什麼人會首先講到原住民,」Lidia說,「這是因為,他們會為提到一些他們不得不面對的過去而感到羞恥。」

年輕世代會帶來改變嗎

不過,時代在變。2019年,澳洲國立大學發布澳洲人對國慶日態度的民調結果,結果發現,年齡越小的澳洲人,越傾向反對1月26日為國慶日。報告顯示,90%出生於「被偷走的一代」時期(73歲或以上)和73%的X世代(39-53歲)的澳洲人支持1月26日為國慶日,而Z世代(23歲或以下)對國慶日的支持率僅有47%。

在澳洲,無論是氣候變化,抑或是原住民議題,都能看到越來越多年輕世代的身影。2019年12月,澳洲多座城市出現連續數週的學生示威,抗議政府處理山火不力,要求總理莫里遜辭職。在墨爾本的首場學生遊行,儘管當天下起傾盆大雨,仍有超過3萬人參與,此屬少見。

澳洲建國初期實行排斥原住民和所有非歐洲移民的「白澳」政策,該政策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廢除,而也迎來其多元文化政策的新階段。2016年澳洲人口普查顯示,澳洲目前有超過300多個族裔,移民人口也從傳統歐洲國家向亞洲轉移——亞洲出生的移民年齡中位數為35歲,而歐洲出生的則為59歲。在移民社區日益增多的今天,許多年輕的移民後代也站出來,捍衞原住民正義,江燁便是其中一位。

江燁在布里斯本長大,父母是上海人。中學時期,她就在課堂上學過澳洲建國史。後來,她搬到墨爾本就讀人類學,大一的時候選修了一門原住民相關的課程。從閲讀中,她發覺中學學過的內容,都是被美化過的:「英國殖民者被成為「先行者(pioneer)」「探索者(explorer),殖民被叫做「歐洲安居(European settlement)」,原住民則幾乎沒被提過。即使提了,也沒有講過殖民者對原住民種族滅絕的政策,只是強調那是「平和的安居(peaceful settlement)。」」

後來,江燁把自己的專業換成了原住民研究。她的同班同學,有部分是原住民,更多的是白人,而少數族裔則屈指可數。「很多同學上完課後的反應都『我不敢相信我在中學時沒學過這個』。」

三年大學生涯,儘管選擇該專業的學生,都是抱著學習真實歷史的心態,但江燁也留意到,在課堂討論中,有白人學生仍會無意識地為殖民者的行為進行辯護。「他們會有這些想法,這與他們成長環境有關……畢竟,他們在這個國家是以白人的身份長大的。」

2019年1月26日,澳洲國慶日,巴蘭加魯的澳洲原住民正在傳統煙火儀式期間跳舞,紀念二百年前因英國殖民而死去的原住民。

2019年1月26日,澳洲國慶日,巴蘭加魯的澳洲原住民正在傳統煙火儀式期間跳舞,紀念二百年前因英國殖民而死去的原住民。攝:Cole Bennetts/Getty Images

2019年,江燁加入剛在墨爾本的「反殖民亞裔同盟」。「反殖民亞裔同盟」首先在雪梨創立,試圖集齊亞裔力量,聲援和捍衞原住民權益,反對種族歧視。目前,這個組織在臉書上有過百成員,成員年齡從20到35歲不等。江燁說:「我在這裏長大和生活,我有義務去承認原住民對這片土地的所有權。我在這兒成長,因此我也從這片土地得益,然而這片土地仍處於『被偷走』狀態,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支持原住民的主權,這是我的責任。」

江燁試過和父母講起原住民的事。「第一次和父母講起時,我是有些不爽的。」當時,江燁急於將所有東西解釋給父母聽,用了不少像「主權」「被偷走的土地」等這些她熟悉的政治詞語,卻忽略了父母作為一代移民,並沒有和她相似的成長經歷,因此也難以理解這些語境。「如果我不跟他們提起這些,他們甚至未必知道(什麼是原住民)。」

為了「入侵日」遊行,亞裔同盟的志願者們準備了正舉一塊巨大的標布:這塊標布的一側,畫著被燃燒的藍底白星米字旗,另一側則是原住民的土著旗與青綠草地,上面畫著:「該被燒毀的是殖民地,而不是這片土地(Burn the colony,not the land)」。

在亞裔社區推廣原住民歷史並非易事。移民後代首先在語言上就受限。和其他社區一樣,亞裔社區同樣對原住民存有誤解,許多人認為原住民好吃懶做,得到許多政府補貼。

「許多華人移民是中產背景,他們來到澳洲後,更注重個人生活和掙錢,他們可能不會太在意別人的生活是怎樣,」江燁說。「他們會覺得,原住民議題與我無關,我來澳洲是為了生活,我確保我和家人的生活就行了。」她的父母也有這樣的觀念。

但這樣「與世無爭」的期待,並不總能達成。隨著疫情在澳洲蔓延,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持續增多。四月,澳廣新聞報導墨爾本的一個華裔家庭在夜晚被打爛窗戶,車庫門口被人用紅漆噴上「COVID-19 China die」的字眼。五月下旬,有亞裔活動組織和反對種族歧視團體發布發布關於亞裔在疫情期間受到歧視的調查結果。調查發起方一共接收到328個回覆,其中83%的受訪者稱他們在疫情期間受到種族歧視的攻擊。

後來,江燁想到了一個中文比喻,並用它來向父母解釋,為什麼認可原住民主權是澳洲人的責任:「我們去別人家做客,得到主人的招待,作為客人總是要禮貌回應,尊重主人。原住民就是澳洲大陸的主人,我們其餘人都是客人,但是現在有人反客為主,那就是政府。」

「作為移民,我們從這片土地獲得許多經濟利益,因此我們更應該懷著感恩之心去感謝這片土地的主人,感謝原住民讓我們居住在這兒。」這一次,她的話,好像多少走進了父母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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