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火、历史和司法中寻求种族正义，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抗议道路

编按：2020年6月6日，墨尔本迎来了2019冠状病毒疫情解禁后的第一场大型示威游行。过万示威者从三面包围了国会大楼，举著反对种族歧视的标牌。尽管维多利亚州的疫情有所减缓，但绝大部分示威者还是戴上口罩，并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现场也有志愿者分发口罩和免洗消毒液。示威持续四小时，人群一边游行一边高喊：“Black lives matter！”

五月，非裔美国人 George Floyd 因警察暴力致死，引发美国全国反种族歧视游行，很快，这场“Black Lives Matter”游行蔓延到大洋之隔的澳大利亚，只是此处的“Black”并非指非裔澳大利亚人，而是澳大利亚原住民。

2020年6月1日，一名17岁原住民少年在街上与警察对峙时，被警察一脚踢倒，面部直接撞到砖瓦人行道上。少年被拘捕的短片迅速在脸书上传播，引起澳大利亚民众愤怒。据《卫报》仍在进行的原住民调查报导，自1991年以来，有437位原住民在警察拘留过程中死亡。尽管新州警方已表示会对此进行内部调查，但短片已勾起多年来警察针对原住民滥用暴力的惨痛回忆。

除了墨尔本，阿德莱德、布里斯本、悉尼等地在6月6日均有游行，上千民众参与。有美国反种族歧视引发骚乱的先例，澳大利亚警方对这次游行绷紧神经，但各地游行均和平收场。惟悉尼的游行历经一波三折：在游行前夕，新州警方就向法庭申请游行禁令，指游行违反了2019冠状病毒疫情限聚令，示威组织方向新州高院上诉，在游行开始前夕才获得高院许可；示威结束后，部分示威者在悉尼的中央火车站聚集，期间出现警民冲突，警方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喷雾。

这场席卷澳大利亚、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与五个月前，在澳大利亚国庆日的反国庆日游行，一脉相承。

2020年1月26日，澳大利亚国庆日，早上六点。墨尔本亚拉河一侧的国王公园的草地上，燃起了篝火。将近千名观众在志愿者的指引下，围著篝火，静默地排成五列，双手蘸上白色的赭石粉末，人们捡起放在地上的棕榈树叶，静默上前，将树叶扔进火中，以此纪念在过去两百年间，被殖民者屠杀的原住民。一缕缕白烟缓缓飘起，对原住民来说，这火与烟，有洗去灵魂污垢的重要意义。

原住民艺术家吹起传统乐器，太阳缓缓升起。在这场肃穆的纪念仪式结束五小时后，在亚拉河的另一侧，超过两万示威者包围了维州国会大楼。他们高举“废除澳大利亚”、“种族灭绝是耻辱”等标牌，挥舞著红黑黄的澳大利亚土著旗，齐声呼喊：“这片土地，以前和将来，都是属于原住民的！”

20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将1月26日定为国庆日，但因其浓厚的殖民色彩，国庆日长期遭到许多原住民部落和活动人士的抵触。现在有将近80万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居民，其中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大陆生活了超过六万年，共有超过500多个的“国家”（nation），各个“国家”也形成了独特的风俗和语言。然而，这份安逸却止在了1788年1月26日。当日，英国第一只皇家舰队登陆杰克逊港，海上来的殖民者从此开始了在澳大利亚大陆的掠夺。之后两百年间，原住民经历了被驱逐出领地、孩童被强制隔离带走等悲剧，而欺凌、强奸、屠杀原住民的案件亦常有发生。

目前，澳大利亚仍未有准确被屠杀的原住民人数。卫报在2019年制作了一份从1788年至1928年澳大利亚各地的原住民屠杀梳理，报导指，在这140年间，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参与过至少有270场原住民屠杀。

近年，部分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活动人士强烈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更改国庆日期，并以“入侵日”为名，在国庆日当日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承认殖民实质，承认对原住民社区长期的伤害，认可和尊重原住民的主权（sovereignty）和土地拥有权（land right）。2020年的“入侵日游行”，主办方更是宣布会在游行中“要求”非土著澳大利亚人“支付租金（pay the rent）”，指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住在属于原住民、被殖民者偷走的土地（“stolen land”），而筹得的款项将会捐给一个处理原住民殡葬的基金。

“入侵日游行”之时，澳大利亚连续多月的森林大火才刚熄灭。曾多次获得全球最宜居城市称号的墨尔本，在国庆日前夕甚至下起了“尘雨”，贯穿城市的亚拉河也染成橙色。游行当日，尽管烈日当空，国会大楼依然被上万示威者重重包围。当中原因，也和山火有关：这场生屠上亿生灵的大火，也将澳大利亚原住民从殖民时期起就经历的不公义，再次暴露出来。

“气候正义”即“原住民正义”？

“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没有一个国家或者社会能幸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如此解释“气候正义”：“并且，和往常一样，贫困弱势群体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也最大。”

原住民约占澳大利亚人口的3%，由于殖民者霸占了市区中心，许多原住民被迫迁到偏远地区，而偏远地区的经济水平比城市要低。近年联邦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鼓励新移民搬到偏远地区，也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均、希望能通过新移民带动偏远地区发展有关。

而这场持续数月的森林山火，集中发生在新州和维州的偏远地区。在维州，山火最猛烈、影响最严重是东部偏远地区东吉普兰（East Gippsland）。当地的主要产业为农业、林业和畜牧业，依赖自然资源。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当地偏老龄化，65岁或以上的占了人口的28.2%，当地人均每周收入仅为维州平均收入的78.6%，全职就业率比维州的要低7.9%，人口教育程度也相对低于维州的平均值。

“入侵日”游行当日在现场的 Alara hood，就来自东吉普兰，她是一位 Kurnai原住民，而她所在的 Kurnai-gunai“国家”在东吉普兰已居住了超过一万八千年。2019年12月末，他们一家在东吉普兰住了30多年的房子，在大火中被烧毁。Alara 向端传媒记者展示了房子的照片：灰白的砖瓦散落一地，烧得焦黑的树倒在废墟上，残垣断壁中，仅存完好的只有一只橙色马克杯，和洗碗机内的碗碟。

从东吉普兰到墨尔本需要大约三个半小时的车程，Alara 为此特意提早一日到达墨尔本。“对于许多包括我自己的原住民来说，土地是我们与我们的文化的连结，”Alara 说。在她看来，殖民活动和资本驱动令原住民文化遭到破坏，而这场山火将原住民视为母亲般的土地烧得满目疮痍，也让部落的图腾动物、树木濒临灭绝。“我们和自己文化的另一连结也被断开了。”

澳大利亚山火频繁，当局采用的控制山火的手段之一便是实行“风险规避燃烧（hazard reduction burns）”，即是通过在人为监控下先燃烧部分树木，从而避免将来出现更严重的山火。而经历自然上千年洗礼的原住民，也根据多年积累的对居住地生态的了解，形成各部落专有的山火预防燃烧方法，又称“文化燃烧（cultural burning）”。

全球气候变暖，再加上疑似有人为纵火，澳大利亚山火持续失控，过亿动物葬身火海。澳大利亚当局的山火管理遭受批评，而已有千百年实践历史的文化燃烧则进入民众视线。据澳广新闻报导，在新州小镇 Ulladulla，有居民就是采用当地的文化燃烧预防山火，从而保住了生命和财产。

不过，与 Alara 同属 Kunai-gunai 的Gunai部落的文化保管人（culture custodian）Wayne Thorpe对于这股对“文化燃烧”的推崇表达了谨慎态度。他认为，外界对文化燃烧的看法仍然片面。“他们认为原住民用火去烧树木、土地，是为了预防山火，但这不是我们用火的目的。我们用火是为了促进植被再生，”Wayne 在电话中告诉端传媒记者。

在 Wayne 看来，自然万物相连，因此控制山火，不能著重局部，而是要从整体出发，从鸟类到袋鼠，从河流到土壤，均是环环相扣，其中一部分改变了，就会影响另一部分，相关的防火策略就应随之而变。这次山火失控，Wayne 认为是当局控制山火的策略只是著重怎样去烧，但是没有考虑到整体、系统的土地管理，最终出了问题。

Wayne 脚下的这片土地，其品质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农耕、建城镇、建路、埋电线、筑铁路等人类活动，让更多的风吹过大地，而风、土壤和树木，也因为这些活动变得更为干燥。Wayne 说：“这些活动也让动摇了树的根基，那些上年纪的老树都不见了，只剩下那些年轻的树木在生长。树木形成的冠层也越来越少，而这些冠层能让土壤保持潮湿和阴凉。鸟和动物是自然派来的土地管理者，也因为栖息地的减少而在消失。”

“当我开始（从事）燃烧的时候，政府和农民也开始燃烧（土地）。他们燃烧是为了清走树木，让草得到更充足的雨水，然后给他们的牛和羊提供食物。”Wayne说，“现在，树木在很多地方都重新长出来了，但它们也面临挑战。地面出现越来越多的凹陷，昆虫、鸟和动物都少了，整片区域都变得干燥了。”

近年，在维州政府的支持下，许多原住民社区建立了具有一定自治性能的委员会（land council），其中一项职能便是参与政府制定的预防山火政策计划，推广文化燃烧在预防山火的应用。此外，也有原住民领导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协助政府部门与原住民长老和工匠建立联系，期望在全国普及文化燃烧。

Oliver Costello 是原住民篝火联盟（Firesticks Alliance）的首席执行官。在过去十年，他一直在经营有关原住民文化燃烧的培训项目，通过作坊、导师制等形式，帮助消防从业人员与原住民领袖建立联系，从而掌握针对当地的文化燃烧，进行有效的防火管理。

原住民篝火联盟的经费来源大多是捐款，当中也有政府资助，但资金远远不够。在山火失控后，原住民篝火联盟与维州前任应急管理专员一同呼吁联邦政府投入资金，建立全国范围的推广文化燃烧的项目，让更多原住民社区里的专业技能工匠（ranger）和当地的长老参与培训。

Oliver 也在和各州政府接触，希望能在继续作坊和导师制之余，进一步推广文化燃烧。各州政府虽对此态度积极，但支持的都是一些短期的项目，而培训出一个对熟练文化燃烧的从业人员，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毕竟，文化燃烧是否成功，取决的不仅是火。

在 Wayne 看来，政府虽有心，但策略仍然落在燃烧技术上，因而治标不治本。“每一个地区都有独特的生态，因此才需要与其对应的、独特的土地管理策略。他们只是说“（和）原住民（合作）”，但是原住民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的生态都不同，用火的策略也不同。”Wayne亦回忆起，过去曾有政府机构在制定土地管理时，采纳的是北半球国家的经验。“这些策略在南半球是行不通的。”

环保议题背后的主权争端

Wayne 说，实行有效的山火控制，最重要允许原住民用千万年来祖先积累的智慧，全面参与土地管理。正如环保议题总与经济发展起冲突，澳大利亚政府与原住民在土地保育上也是纷争不已。

2019年，维州政府为了建西部高速公路，决定砍去260棵超过800年树龄的、位于维州西部的 Djab Wurrung 部落的原住民的树木，引发当地原住民和活动人士与将近一年的持续示威和警民冲突。2020年，澳大利亚矿业名企 Rio Tinto 被揭发在西澳开发时，破坏了一处有超过四万年历史的洞穴，而在当地原住民部落看来，该洞穴是其四千年文化的寄托之一。事件在澳大利亚引发热议，Rio Tinto 的首席执行官也随后公开道歉。事件还未平息，就在6月11日，卫报报导，西澳政府允许澳大利亚另一煤矿名企BHP在当地拓展其矿田，而这可能会导致至少40个超过一万五千年的原住民文化遗址遭到破坏，令矿业再次受到声讨。

尽管在当下法律和各州行政框架下，各原住民“国家”可以通过委员会，拥有一定的自主决定社区的教育、卫生、土地等“自决”权力。譬如1993年，澳大利亚政府就通过了《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法》（native title act），允许获得“原住民土地所有权”（native title）的部落按照传统部落法律去使用土地和水。

但这一权力本身有限，随时能被政府利用规则收回。在昆士兰加加利盆地，著名煤矿公司阿达尼（adani）计划在当地开采煤矿，遭到原住民反对而一直被搁浅。直到2019年9月，昆士兰政府突然取消了当地原住民部落的土地所有权，意味著原住民的反对将不会起任何法律作用，甚至必要时警方可以介入，带走当地抗议者。

查尔斯史都华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 Dominic O\”Sullivan 指出，《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法》本身就有局限性。要想获得土地所有权，原住民部落要先向政府证明他们与土地有“不曾断绝过的联系（unbroken connection）”。但殖民政府已经通过驱逐原住民等方式，强行断了这一联系；甚至，政府会将夺来的土地出售，原住民部落重新认领回自己的领地，变得更遥遥无期。“也许政府想给原住民的，只是有限的自决权力。”O\”Sullivan教授说。

这背后牵涉到的，还有原住民参政的问题。直到2019年联邦大选，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事务部才选出了第一位原住民出身的部长 Ken Wyatt，而在这之前担任该职的都是白人政客。在与原住民社区更密切的州政府，同样如此。2017年，在维州绿党议员 Lidia thorpe 在维州议会Northcote一席的补选中胜出，成为161年来维州议会首位原住民出身的女性议员。

在“入侵日”的前两天，端传媒记者在人权组织特赦国际组织的墨尔本分部采访了前议员Lidia——2018年维州选举，Lidia未能保留席位，抱憾从政坛退场，但仍继续在捍卫原住民权益的前线奔走。2019年，她筹办了第一场入侵日黎明纪念仪式，期望能通过烛光、日出与平和的音乐舞蹈，让因国庆日而饱受焦虑的同胞得到心灵的抚慰。仪式从清晨五点半开始，她原本期望会是场小型集会，却意外看到有将近700人出席，令她决定在今年也继续举办纪念仪式。

Lidia 同样来自 kurnai-gunai，在2020年的入侵日黎明纪念仪式前夕，她就任特赦国际的原住民事务主管。在办公室里，她穿著背后印著“尊重原住民的母系”（Respect the blak matriachy，编注：blak特指原住民）的黄色T恤，并特地向记者展示这句标语。

原住民的参政率低，Lidia 认为这与澳大利亚政府的主权合法性有关：在许多原住民看来，当今澳大利亚政府就是殖民者的延续，仍然是压迫和种族灭绝的象征，而深受其害的许多原住民，不愿与政府同流合污。而参与澳大利亚政府事务，就意味著承认了澳大利亚政府的主权，从而损害了原住民自己的主权（sovereignty），因而让许多原住民对从政望而却步。目前澳大利亚的政党以白人为主，也让隐形种族歧视充斥著大大小小的选举，也令许多有志参政的草根原住民被拒之门外。

作为不多的原住民政客，这些年来，Lidia 一直在推动和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和原住民签订公约，在公约的框架内协商，弥补殖民开始以来的破坏，让原住民重新拥有土地，终结所有针对原住民的不义。签订公约，意味著澳大利亚政府承认原住民的主权，并承认过去的殖民是非法占领。

目前，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前英国殖民地的政府均与当地原住民建立了公约，唯有澳大利亚仍未有类似的公约。维州在近年推出与原住民的“公约”，建立维州原住民议会，允许38个原住民“国家”代表参与议事。但Lidia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要签订的公约，需要通过国际审查，与州政府推行的州内“公约”不同。

Lidia 并不认可维州的这份“公约”：“这份公约很官僚化，它是政府主导，并且政府选择能坐在谈判桌上的人。维州有93%的原住民没参与到这份维州公约的程序中，因为他们不信任它。”

更重要的是，Lidia 认为这条维州公约并没有将原住民当作独立主权看待，而澳大利亚政府一日不认可原住民的主权，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就永不停息。“如果另一边（政府）没有认可原住民的主权，那么这份公约又有什么意义？主权是这份公约的基础。”

“我相信澳大利亚是有身份危机的——这个国家的人们不清楚它的国家究竟是长什么样，不清楚这个国家真正的历史，甚至有人拒绝这个国家真正的历史。”

Lidia 觉得这份公约对于站在原住民对立面的澳大利亚也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提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有澳式足球，有网球，有啤酒和BBQ，但没什么人会首先讲到原住民，”Lidia说，“这是因为，他们会为提到一些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过去而感到羞耻。”

年轻世代会带来改变吗

不过，时代在变。201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布澳大利亚人对国庆日态度的民调结果，结果发现，年龄越小的澳大利亚人，越倾向反对1月26日为国庆日。报告显示，90%出生于“被偷走的一代”时期（73岁或以上）和73%的X世代（39-53岁）的澳大利亚人支持1月26日为国庆日，而Z世代（23岁或以下）对国庆日的支持率仅有47%。

在澳大利亚，无论是气候变化，抑或是原住民议题，都能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世代的身影。2019年12月，澳大利亚多座城市出现连续数周的学生示威，抗议政府处理山火不力，要求总理莫里逊辞职。在墨尔本的首场学生游行，尽管当天下起倾盆大雨，仍有超过3万人参与，此属少见。

澳大利亚建国初期实行排斥原住民和所有非欧洲移民的“白澳”政策，该政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废除，而也迎来其多元文化政策的新阶段。201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有超过300多个族裔，移民人口也从传统欧洲国家向亚洲转移——亚洲出生的移民年龄中位数为35岁，而欧洲出生的则为59岁。在移民社区日益增多的今天，许多年轻的移民后代也站出来，捍卫原住民正义，江烨便是其中一位。

江烨在布里斯本长大，父母是上海人。中学时期，她就在课堂上学过澳大利亚建国史。后来，她搬到墨尔本就读人类学，大一的时候选修了一门原住民相关的课程。从阅读中，她发觉中学学过的内容，都是被美化过的：“英国殖民者被成为“先行者（pioneer）”“探索者（explorer），殖民被叫做“欧洲安居（European settlement）”，原住民则几乎没被提过。即使提了，也没有讲过殖民者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政策，只是强调那是“平和的安居（peaceful settlement）。””

后来，江烨把自己的专业换成了原住民研究。她的同班同学，有部分是原住民，更多的是白人，而少数族裔则屈指可数。“很多同学上完课后的反应都‘我不敢相信我在中学时没学过这个’。”

三年大学生涯，尽管选择该专业的学生，都是抱著学习真实历史的心态，但江烨也留意到，在课堂讨论中，有白人学生仍会无意识地为殖民者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会有这些想法，这与他们成长环境有关……毕竟，他们在这个国家是以白人的身份长大的。”

2019年，江烨加入刚在墨尔本的“反殖民亚裔同盟”。“反殖民亚裔同盟”首先在悉尼创立，试图集齐亚裔力量，声援和捍卫原住民权益，反对种族歧视。目前，这个组织在脸书上有过百成员，成员年龄从20到35岁不等。江烨说：“我在这里长大和生活，我有义务去承认原住民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我在这儿成长，因此我也从这片土地得益，然而这片土地仍处于‘被偷走’状态，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支持原住民的主权，这是我的责任。”

江烨试过和父母讲起原住民的事。“第一次和父母讲起时，我是有些不爽的。”当时，江烨急于将所有东西解释给父母听，用了不少像“主权”“被偷走的土地”等这些她熟悉的政治词语，却忽略了父母作为一代移民，并没有和她相似的成长经历，因此也难以理解这些语境。“如果我不跟他们提起这些，他们甚至未必知道（什么是原住民）。”

为了“入侵日”游行，亚裔同盟的志愿者们准备了正举一块巨大的标布：这块标布的一侧，画著被燃烧的蓝底白星米字旗，另一侧则是原住民的土著旗与青绿草地，上面画著：“该被烧毁的是殖民地，而不是这片土地（Burn the colony，not the land)”。

在亚裔社区推广原住民历史并非易事。移民后代首先在语言上就受限。和其他社区一样，亚裔社区同样对原住民存有误解，许多人认为原住民好吃懒做，得到许多政府补贴。

“许多华人移民是中产背景，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后，更注重个人生活和挣钱，他们可能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生活是怎样，”江烨说。“他们会觉得，原住民议题与我无关，我来澳大利亚是为了生活，我确保我和家人的生活就行了。”她的父母也有这样的观念。

但这样“与世无争”的期待，并不总能达成。随著疫情在澳大利亚蔓延，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持续增多。四月，澳广新闻报导墨尔本的一个华裔家庭在夜晚被打烂窗户，车库门口被人用红漆喷上“COVID-19 China die”的字眼。五月下旬，有亚裔活动组织和反对种族歧视团体发布发布关于亚裔在疫情期间受到歧视的调查结果。调查发起方一共接收到328个回复，其中83%的受访者称他们在疫情期间受到种族歧视的攻击。

后来，江烨想到了一个中文比喻，并用它来向父母解释，为什么认可原住民主权是澳大利亚人的责任：“我们去别人家做客，得到主人的招待，作为客人总是要礼貌回应，尊重主人。原住民就是澳大利亚大陆的主人，我们其余人都是客人，但是现在有人反客为主，那就是政府。”

“作为移民，我们从这片土地获得许多经济利益，因此我们更应该怀著感恩之心去感谢这片土地的主人，感谢原住民让我们居住在这儿。”这一次，她的话，好像多少走进了父母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