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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三十一年間,六四悼念怎樣影響了香港人?

我總覺得過去的三十一年,是磨煉和提升香港人政治道德、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的過程。日後困難雖多,但香港人還會繼續鍛煉下去。


1989年6月4日,人力車司機在旁人的幫助下,將天安門廣場的傷者運送往醫院。 攝:Liu Heung Shing/AP/達志影像
1989年6月4日,人力車司機在旁人的幫助下,將天安門廣場的傷者運送往醫院。 攝:Liu Heung Shing/AP/達志影像

轉眼間,六四至今已經三十一年。當年今日,我仍在北京現場採訪,六月三日至六四凌晨,親歷槍林彈雨,目睹活人倒地變成遊魂野鬼。六四後,我莫名其妙地成為北京市交給全國人大的「平亂報告」中唯一被點名批判的香港記者,前後十一年不得國門而入。所以,回顧這三十一年,實在感慨良多。

不過,我不會停留在六四的悲情,不妨冷靜、全面地回顧六四,同時嘗試用樂觀的思緒,看看六四在這個地球上、在人心上,怎樣浮沉升降?到今天,即使沒有正式的維園燭光晚會,但六四不單仍然燭光閃亮,而六四本身的影響更是光遍全球。

談及過去三十一年六四對香港人的影響,以及香港人對六四精神的延續和培育,我嘗試分為三個階段,並作簡要憶述。

第一階段:由1989年六四之後到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在這不到十年間,六四的火光血影深深地印在香港人的腦海裡,探索六四前因後果以及中國的未來,出現從未有過的高潮,並在各行各業湧現了一批真正愛國愛港而無私利的有心人(雖然後來有人稱他們為「左膠」或「大中華膠」,但不要緊;在同一路上,名號不是對抗,殊途可以同歸)。

1989年5月18日,示威者在到達天安門廣場時受到旁觀者的歡呼。
1989年5月18日,示威者在到達天安門廣場時受到旁觀者的歡呼。攝:Sadayuki Mikami/AP/達志影像

今天細看,在教育界、文化界、傳播界、法律界、政界,以至金融和商界,很多獨當一面、出類拔萃,或已成為標兵的人士都是在六四後決定留在香港的。他們在六四的記憶中泡大,成長,同時在悼念六四的活動生死未卜的情況下挺過來的。大家平時努力工作,成為個體身處不同崗位但卻高度凝聚的堅實群體,並在無聲無色、無語無聞之下,延續和傳播思考六四的種子。到了每年六四悼念期間,他們又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在維園匯聚燭光的海洋,或用其他方式煥發六四精神。一點一滴的積累,令維園燭光每年此刻都成為世界焦點。這是官方阻不了,壓不住的。

在此期間,前蘇聯和東歐出現共產主義陣營相繼倒台的蘇東劇變,社會學家更會與六四拉上關係。這不是說蘇東劇變是六四的參與者掀起的,而是說明人類追求民主自由已發展成一條無形的紐帶,互相牽動、牽引、啟發。這種潛動力愈來愈明顯,這段期間的香港人也受到感染──六四的餘浪可以引起蘇東劇變,何解不能為黃土地帶來民主自由?那時候,香港正是「九七大限」已到之時,那就勇敢面對,不闖不知前景,不試不肯罷休;只要小心行事,那怕前路崎嶇!

我深深記得當時的一種壓力,有人質疑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會否被禁?人們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們要求結束的只是「結束專政」,而不是「結束執政」;只要共產黨不是專政,而是吸收人民意願,按主流民意辦事,一黨執政也沒有問題。直到今天,這個解說雖然少提,但仍然存在,所以官方和建制派被問及「結束一黨專政」會否被禁時,也只能閃縮迴避。這正是人民不忘六四而鍛煉出來的群眾智慧。

第二階段:1997年至2012年前後;這個階段又分兩個部分,1997至2003,和2003至2012。在此期間,無論北京和港府有多想遏制悼念六四的活動,但礙於香港回歸之初,世界和台灣關注「一國兩制」能否落實,官方不敢造次。所以,1997至2003年六四悼念活動和燭光晚會如常進行,基本上風平浪靜。

但2003年後,北京開始改變對港政策,同年成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這小組最近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逐步強硬起來。由那時起,開始出現一些聲音:「為什麼每年六四總被支聯會霸佔維園?」「燭光晚會製造大量噪音,滋擾附近居民。」後來,多種措施出台(例如集會、遊行要購買保險),警方以控制人流或人滿為由,減低了燭光晚會的效果。人們慢慢感到,無形的壓力已到,有形的壓力陸續有來。

2019年6月4日,六四三十週年維園集會,人數高達18萬。
2019年6月4日,六四三十週年維園集會,人數高達18萬。攝:林振東/端傳媒

不過,經過多年不歇的努力,每年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已成了一個穩定和不能隨便抹殺的標誌,也是外界觀察「一國兩制」是否繼續有效的象徵。所以,官方也不敢亂來。加上如果取消了維園的燭光晚會,大批民眾自然會分流或湧到其他地方,官方更難處理。支聯會也很靈巧,讓燭光晚會走出香港,進入全球,先是華人圈子,再進入外國人的眼球。例如,海外和內地的民運人士(例如「天安門母親」)突破封鎖,加強連線,以感情、人性、公義、良知等元素作為主體,向全球宣示,六四不單反映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同時反映人類的共同價值觀。悼念六四,應該成為全球爭取民主的人的共同責任。在此期間,另一代延續六四精神和責任的人也接上來了。

這裏插一句題外話──在第二階段中,參加六四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有起有跌。說也奇怪,每當中國大陸出現引起民憤的事件,或者官方推出倒行逆施的時候,那一年的集會人數就會增加;相反,人數可能減少。這就說明,如果官方採取寬鬆政策,可以起到懷柔之效;但如果官方趨向強硬,民間只會反彈。這階段的六四悼念活動,經常反映了這個規律。只可惜,有權勢者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第三階段:2012至今。遏制悼念六四的行動逐步明顯地浮現,愈接近今天,壓力也愈來愈大。最明顯的例子當然是六四紀念館,支聯會初期先開辦臨時性的紀念館,後來幾經艱辛,才在尖沙咀開辦首個算是固定地點的紀念館。可是,多種壓力以不同的形式紛至沓來,紀念館只好搬遷。後來,另一個固定地點的紀念館在旺角對外開放,但經常受到滋擾,已是見慣不怪了。

不過,各方壓力沒有壓倒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意願,維園的燭光依然凝聚和亮麗。如豆燭光,匯成光纖激流,傳遍海外。後來,有人建議把香港人作為一個整體,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理由是:悼念六四的活動和燭光晚會年年如是,和平進行;多年來的七一大遊行,數以十萬計的人和平上街,毫不混亂;香港人爭取真普選,一直和平、理性、非暴力地進行。說來好笑,官方對六四的打壓,反而成為國際更關注香港的原因。

但是,由2014年開始,官方打壓的行動不單針對六四,還有香港的整體民主運動。例如當年的人大831決定,落閘否定雙普選;後來激發的雨傘運動,又以被打壓告終。就在這段時候,年青一代對悼念六四產生懷疑。民意調查發現,六四與我何干的意識,慢慢成為一種支流,還有擴大的可能;中國民主不民主,跟香港有何關係?悼念六四為什麼總是行禮如儀?一定要在維園以燭光晚會的形式進行?

2019年6月4日,六四事年三十週年,維園燭光晚會,主辦方公布集會人數高達18萬。
2019年6月4日,六四事年三十週年,維園燭光晚會,主辦方公布集會人數高達18萬。攝:陳朗熹/端傳媒

對比第一和第二階段參與者的堅定,上述質疑可算是一種動搖。我完全理解這種動搖的成因,因為年青一代感到中國官方和港府冥頑不靈,熱心腸碰著冷屁股。這種思潮還擴大到其他年齡層。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進行的調查顯示,市民對中國大陸已出現「四感」──疏離感、無力感、厭惡感、模糊感。

其中,「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受訪者比率,近年來已飛速下跌,由2008年前後的接近八成,目前已跌落到五成;而認為「香港人對此並無責任」的受訪者,也史無前例上升到近四成。此外,「估計三年後中國的人權狀況將較現時有改善」的受訪者比率,也由2008年的峰值近八成,跌落到目前的三成;最近兩年,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會持續變差的受訪者人數,更超過對此持樂觀態度的香港人。

而今年民調進行時,正值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已進行了接近一年,而且港版《國安法》推行在即。與此同時,港府和警方使用「防疫」和「限聚令」反對支聯會舉辦燭光晚會。這是六四三十一年來第一次無法正式進行的燭光晚會。種種行動反映出,悼念六四的活動以至「兩制」的空間正不斷收窄,預期《國安法》加入《基本法》附件三並正式實施之後,各種政治空間可能進一步收緊。

不過,正因為港府禁了維園燭光晚會,無數燭光將在港九新界遍地開花,在台灣和一些海外地方,也會亮起六四燭光。可見,生命力在於群眾的堅持和智慧,而不在於官方的首肯。六四的影響將會發揚光大,繼續燃點著人類的民主希望。

在此,還要指出一些不著痕跡但卻可能影響、以至扭轉六四認知的勢頭。近年來,建制派中出現一些「尋回六四真相」的組織和活動。有關方面也通過細水長流的方式,傳達或滲透了官方的六四版本(類似六四後在左派機構內傳達的「平暴」和「外國勢力顛覆」的內容),令建制派「相信六四是暴動」。

2020年6月3日,64紀念館。
2020年6月3日,64紀念館。攝:陳焯煇/端傳媒

這類扭曲歷史的事情不單在六四事件上出現,還有: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左派一直稱為「反英抗暴」,最近他們收到消息,有關方面甚有可能重新定性為「愛國運動」,即否定八十年代「六七事件是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的第三次極左行為」的定性(見前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的憶述)。還有,內地教科書重新修定有關文革的內容,把毛澤東錯誤地發動文革的「錯誤地」三字刪去。眼前,香港教育局已逐步抓緊教學的具體內容,清理「不合格的教師」。內地連續多年選派導師來港,到中小學以至幼稚園「交流」,這些導師直接稱為「指導教師」。

在這種「一禁(遏制六四悼念)一倡(講述官方的六四版本)」之下,再配合《國安法》的條文,將是一場「遺忘與反遺忘」之爭,也是「真真相與假真相」之戰。

不過,我總覺得過去的三十一年,是磨煉和提升香港人政治道德、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的過程。日後困難雖多,但香港人還會繼續鍛煉下去,而且會更加昇華。我經常想,韓國光州事件、台灣二二八事件,還有更多的民主抗爭事例,始終會大白天下,昭日月,顯人心。我也因此而孕育出二十四字恆言:「醒目抗爭!智慧平衡!尊嚴存活!策略多元!」唯祈共勉。

(劉鋭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六四期間曾任職《文匯報》駐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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