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改變的生活 深度

瘟疫最熾時,一場影展是怎樣作戰的?以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延期為例

「影展」最珍貴的意義乃是「在場」,電影創作者、電影和觀眾齊聚一堂交流;只是因為瘟疫,這一切不再相同⋯⋯


2020年3月3日台北,一名觀眾在人少的電影院內看電影。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3月3日台北,一名觀眾在人少的電影院內看電影。 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規模關閉電影院、劇院、博物館、學校等公共場所,禁止不同規模的群聚活動,確保社交距離⋯⋯短短數月,這些瘟疫時期的日常幾已成為人類「集體記憶」。疫情期間台灣本土所受影響雖相對較輕,但自一月下旬為防「社區感染」發生,大型活動如台北國際書展等紛紛延期或取消。其時正值農曆年後,本是新一年度各種文學、電影、表演藝術等大型文化活動即將展開的時期,對台灣影迷來說,最期待的當然是年初奧斯卡獎季過後,將在台灣接力出現的各類影展,只是今年,這些影展皆因疫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引介亞洲觀點的重要平台

台灣每年大大小小影展多達數十個,幾乎每月都有大型影展,每年影片放映量多逾1000部,八成以上是院線看不到的電影。對觀眾來說,影展提供了院線電影之外的多元選擇,是觀賞到異於好萊塢電影、日韓商業電影以外獨立、藝術電影的重要管道。特別是紀錄片,由於台灣映演紀錄片的管道有限,除了公共電視「紀錄觀點」節目製作、播映紀錄片,以及部分紀錄片有機會上院線和串流平台以外,觀眾若要觀賞到國內外優質的紀錄片作品,就得仰賴影展,尤其是兩年舉辦一次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TIDF是台灣熱愛紀錄片、喜歡挑戰不同於劇情電影的影迷最重要的電影盛會,平均選映130-150部國內外紀錄片,約200場放映,其中約有120-130場會安排映後座談。在10天的主影展期間,吸引約25000觀影人次,是台灣目前活動規模僅次於金馬國際影展和台北電影節的影展。作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紀錄片影展之一(其與亞洲另一重要的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正好一個是單數年舉辦,一個是雙數年舉辦),TIDF是引介具亞洲觀點之獨立紀錄片作品的重要平台。例如,當中國許多獨立紀錄片播映管道被官方關閉之際,2014年TIDF與北京獨立影像展(栗憲庭電影基金)、中國獨立影像展、重慶獨立影展、雲之南影展合作,規劃「敬!CHINA 獨立紀錄片」單元,選映如趙亮《上訪》、胡杰《星火》、馬莉《京生》、顧桃《犴達罕》等反應中國真實社會景況的紀錄片,為這些被官方視為「禁片」的作品,開闢播映與討論的場域。

2016年之後,該單元更名為「敬!華語獨立紀錄片」,除了持續邀約中國紀錄片工作者例如張贊波《大路朝天》、周浩《大同》、徐若濤《表現主義》等針貶中國政權的犀利之作,並擴大選映包含香港在內的紀錄片作品——陳梓桓《亂世備忘》、林子穎《地厚天高》。此外,「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對話1980-90s」單元與香港錄映太奇共同主辦,將紀錄片討論的光譜,擴及1980年代初期於港台崛起的錄像藝術家,在歷經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1987年「台灣解嚴」,1989年「六四天安門」與1997年「香港回歸」等重大事件之後,如何透過錄像藝術介入社會議題,重新思考影像紀錄在關鍵的歷史轉折點所展現的獨特感性與洞察力。

2018年TIDF委由荷蘭籍策展人葛江.祝鴻規劃了「憂傷似海:東南亞真實之浪」單元,此專題極具指標性地擴張台灣觀眾對東南亞電影的認識。此外,TIDF自2014年定下影展核心精神「再見・真實」,長期耕耘具研究導向的台灣專題,持續為觀眾帶入更多不同類型、具實驗精神的影像作品。

由於TIDF影展的套票價只要一張50元新台幣,相當親民,許多影迷幾乎天天從早到晚泡在電影院一場電影一場電影地接著看。而重視影展作為一種「嘉年華」(festival)式活動的TIDF,也會在影展期間邀集多達百位的國際影人來台參與,在電影院現場與觀眾交流,並且會包下台北光點華山電影院附近的一家酒吧,供觀眾和影人們在看完電影後,有個暢所欲言、喝酒聊天的空間。

據一名資深影迷觀眾的說法,參與影展的期間,天天在電影院中流連,沈浸在充滿光影的黑盒子空間中,與其他影迷朋友一同趕場、激辯電影的時光,仿若只有電影裡的世界才是真實的,外界的一切都有種不真實的感受。這是影展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它在短時間內齊聚了原本散居各地、熱愛電影的人們,無論是電影工作者、觀眾和電影,都可以在影展中相遇,彼此激盪出令人靈光乍現、情感觸動的時刻。

2019年,TIDF放映林子穎的作品《地厚天高》。

2019年,TIDF放映林子穎的作品《地厚天高》。圖: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被疫情打亂的影展生態

然而,這種高密度與電影親密接觸的機會,卻因為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而大幅減少;許多影展紛紛取消或延期,活動內容或轉移到線上舉辦,而是否這樣轉移,則相當取決於主辦單位的屬性與資源。比如原訂三月底舉辦的台灣國際兒童影展決定取消,但由於主辦單位公共電視自有線上平台「公視+」,因此部份節目可以移往線上呈現。台灣電影新銳創作者之重要展映場域的金穗獎,也調整活動舉辦方式,包括電影院採取梅花座,縮小巡迴放映的活動規模,頒獎典禮改為線上直播。

以選片風格鮮明、影迷同歡K歌場、《洛基恐怖秀》狂歡場而廣受觀眾喜愛的金馬奇幻影展,則在三月中歐美疫情拉響警報後,宣布取消。疫情之下,大眾對主辦單位金馬執委會在此刻做出的決定多可理解。疫情緊張令影片聯繫和運輸作業受到影響,而取消最受影迷歡迎的K歌場、狂歡場等,幾乎失去金馬奇幻影展獨有的觀影體驗。因此,團隊忍痛決議將影展停辦一屆,變作舉辦多場主題線上直播節目「金馬奇幻會客室」,邀請影人出席,在苦悶疫情期間持續與電影同好互動。

緊接著,原訂於今年5月1日到10日舉辦的第 12 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也於3月20日正式對外公告延期到 2021 年春。這決定看似順應疫情態勢,但達成共識、做出決定的過程卻並不容易。

時間拉回2月下旬,因台灣周邊亞洲國家的疫情升溫,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CDC)公告的旅遊警示範圍擴張,導致航班限縮,直接影響到 TIDF 的外賓邀約。按照往年慣例,TIDF 會邀請國際競賽、亞洲視野競賽入圍的外國導演出席影展——大量的影人出席影展與觀眾交流,本來就是TIDF的一大特色;上屆影展計國際評審、選片人、媒體、影評人等約有 135 位外賓來台。但當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擴張,負責外賓邀約、聯繫、協助處理機票住宿的接待組成員壓力不小,每天盯著國際疫情發展,依據 CDC 公佈的旅遊警戒區建立「影人出發國清單」,那份清單納入的國家越來越多,邀集許多外賓參展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真正讓 TIDF 團隊內心警鈴大作的,是一名澳洲音樂家二月下旬來台演出,回國後確診的案例。因此案例,台灣逾百人隔離,兩廳院閉館消毒。而案例中的音樂家並非來自當時公告的旅遊警示區。就算外賓突破萬難來到台灣,不僅入境後要自我健康管理或居家檢疫 14 天,TIDF 團隊還煩惱如何準備足夠的口罩供給出席影人與工作人員,沒人敢冒「社區傳播」的風險。於是,澳洲音樂家事件當下,TIDF即暫停所有國際影人的邀約。時距影展開幕不足兩月,影展主視覺已公佈了,也辦了入圍競賽記者會,各種節目和活動的規劃都幾已完成,新聞稿已對外發佈了幾篇,後續要發佈的也都寫好在資料夾裡預備了,節目手冊在校稿階段,準備送印。一切都箭在弦上⋯⋯

3月11日WHO 世界衛生組織終於宣布 COVID-19 新冠肺炎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疾病,TIDF內部會議討論影展要按照原定時間、符合防疫的情況下低限舉辦,抑或延期。低限舉辦指梅花座方式售票,座位數減半,只有台灣影人出席映後座談,現場電影演出、紀錄劇場表演、互動展覽等活動也須符合社交距離而縮小規模舉辦或取消。延期方案則牽涉大量合約修改與聯繫工作,包括合作的戲院和活動場地檔期、影人行程、贊助與媒體合作單位,更重要的,乃是預算的調度——這攸關若影展延期,能否確保同一群工作人員可以一起完成這一屆影展,且不至於有人隨著影展的取消或延期而失業。

TIDF 競賽入圍名單公佈記者會。

TIDF 競賽入圍名單公佈記者會。圖: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線上舉辦?台灣與哥本哈根的不同

會議上,TIDF經過討論還是達成共識將影展延期了。論數一場「影展」,最珍貴的意義之一,乃是電影創作者、電影和觀眾齊聚一堂,共同觀賞並交流,因此,「在場」是重要的,特別是紀錄片——作為一種取材自現實世界,高度帶有創作者觀點的影像作品,無論在處理的題材或呈現手法上,皆展現紀錄片工作者的個人關懷與觀看世界的視角,而這獨一無二的視角所開啟的視野與後續討論,往往是 TIDF 最吸引人的地方;盡可能創造意見交流的場合,亦是 TIDF 思考影展型態時相當看重的部分。若因疫情而選擇低限舉辦影展,國際影人無法出席、現場活動無法舉辦,一場不「在場」的紀錄片影展約只剩下放映電影的功能,不僅意義不大,節目規劃也非原本完整的樣貌了。

TIDF也曾考慮過將影展移往線上舉辦的方式。但負責國際聯絡的成員指出,不僅影片版權合約要全數重談,且高達 130 部的影片數量,台灣沒有合適的線上平台可以吃得下;把節目分拆至不同平台,一樣會讓策展概念不完整,且有些電影是放映膠卷,轉成線上放映的機會與意義不大。目前雖有不少國際影展採取將影展移往線上舉辦的方式,但 TIDF 在綜合考量資源與條件後決定延期,這對觀眾和影人來說雖無法如期參與兩年一度的紀錄片盛會,但權衡之下乃是對各方傷害不大、又能保有影展核心理念的方式。

相較於偏重「產業」性質的影展在選片條件上會針對影片設定嚴格的首映條件, 對TIDF 而言,影片的首映狀態並非必要的門檻,其競賽單元基本上只要求「台灣首映」。若今年入選影片因影展延期,其間便可能有其他平台邀約或發行計畫,TIDF負責國際競賽的成員也表示影展對此樂見其成,願放寬首映條件。

首映,對影展而言,是產業地位與重要性的展現:如果越多優秀的作品在該影展世界首映,作為影片在世界影展迴路(festival circuit)的第一站,即意味著該影展能夠先於其他平台選映作品,且能吸引重要的創作者和選片人參展,扮演著引領產業品味的角色。比如世界最大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便強調「首映條件」,優先順序為世界首映、國際首映或歐洲首映,許多影片會選擇在 IDFA 世界首映,對創作者而言,也是一個讓作品曝光與觀眾、影人、業界交流的關鍵機會。

例如此次疫情成功將實體影展移轉線上舉辦的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CPH:DOX),即是產業與觀眾並重的影展。從2003年成立至今,已是吸引世界各地紀錄片發行商、選片人、製片、導演、攝影師等電影工作者,媒體、觀眾等共約 11 萬人次參與的大影展——從培訓影視人才的「DOX:ACADEMY」、「CPH:LAB」、「DR Talent Award」到提供資金、跨國合製提案、媒體合作的「CPH:FORUM」,以及促成紀錄片銷售的「CPH:MARKET」,CPH:DOX已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產業生態鍊。

全球疫情大流行後,原訂三月下旬舉辦的CPH:DOX若直接取消或延期,都會對其帶動的產業和影展組織造成偌大的財務困難。因此,CPH:DOX將部分節目與產業活動轉為線上舉辦,促成了超過450場產業提案線上會議,並透過網路直播舉辦了多場產業性論壇與討論。此外,CPH:DOX與紐西蘭的串流平台Shift72合作,共有150多部影片可供丹麥全境觀眾以一部片6歐元的價格線上觀賞;至於媒體與發行商等產業型觀眾,則可透過Cinando平台觀影。雖然營收不可能達到往年的水準,但CPH:DOX將影展轉移到線上舉辦而非選擇取消或延期,將原本可能遭受到的損失降低了一半甚至是七成。當然並非每個影展都擁有迅速改變策略的資源與條件,但CPH:DOX成功轉移線上舉辦的例子,為其他仍在觀望該如何因應疫情的影展們,打下一劑強心針。

然而,與之相比,TIDF 並非「產業型」的紀錄片影展,相較於肩負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責任,其重要性乃在於深耕在地議題、開拓觀眾視野與客群,透過具區域特色的主題性策展,將世界/台灣鑲嵌於彼此的光譜之中,TIDF 在意的乃是影片值不值得被觀眾看到。例如 2016 年「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2018 年「想像式前衛:1960s的電影實驗」單元,兩者皆透過深掘、梳理影像材料,重新定義並擴充台灣甚至是亞洲電影史的圖像;而這些內容,也透過海外巡展等機會引介至國外,豐富外界對台灣電影的認識。

趕工到一半的手工絹印影展T恤。圖案由前鹿特丹影展策展人葛江・祝鴻(Gertjan Zuilhof)設計。因為疫情導致影展延期後,TIDF團隊有更充裕時間可以以手工印刷圖案。

趕工到一半的手工絹印影展T恤。圖案由前鹿特丹影展策展人葛江・祝鴻(Gertjan Zuilhof)設計。因為疫情導致影展延期後,TIDF團隊有更充裕時間可以以手工印刷圖案。圖: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結構性問題暴露

此外,TIDF 選擇延期,除綜合考量技術條件、影展定位是觀眾導向而非產業型影展以外,與TIDF是雙年展、隸屬於「台灣國家電影中心」也很有關係。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創辦於 1998 年,兩年一屆,2006 年以前,TIDF 由不同團體於台北舉辦,而後則納入國立台灣美術館的業務中;2014 年起,國影中心成立 TIDF 常設辦公室,由文化部編列專案預算,目前為兩年新台幣 3,000 萬元,供 TIDF 偶數年舉辦主影展,奇數年則是巡迴影展。近年,隨著影展規模和觀眾參與度逐漸提升,文化部提供的經費難免不足,但相對穩定的預算來源,讓 TIDF 在疫情下考慮因應方案時,得以不用太擔心今年度沒舉辦影展會沒有經費營運,為期兩年的專案補助,讓影展調配預算的空間相對彈性。

為了讓現有的工作團隊得以在今年暫不舉辦影展的情況下,仍按照原訂勞務契約持續工作到六月底,而不立即失業;且預計延期到2021年春天的影展,也能依照原訂規模舉辦——等於增加至少三個月左右的人力預算需求。面對經費缺口,策展人林木材表示,也只能先縮小明年巡迴影展的規模,拿原本要用在巡迴的預算來補。這大概是沒有更好的選項中最好的選項了。

所幸,TIDF 做出延期決定的時間點相當剛好,影視局和文化部同意執行後,實質的損失並不多。一方面仰賴團隊經驗豐富,有效針對業務進行盤點與風險評估,才能迅速作出判斷並達成共識。另一方面也真是命運之神眷顧,假使疫情再晚一週全球大爆發的話,影展節目手冊恐怕就送印了,後續免不了一番撤回、手工修改年份資訊等工作,甚至很可能要整批報銷。

然而,此次疫情暴露出人們長期忽略,但可能是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像TIDF這樣極高比例仰賴公部門補助的觀眾型影展,與紀錄片產業的連結不深,長期並非與自己的觀眾建立自給自足的關係,雖然在疫情之下,來自公部門的經費相對穩定,不至於馬上出現經營危機,但高度仰賴官方補助,也意味著另一種面向的體質「脆弱」,若未來政策突然轉向、刪減文化預算,影展就可能得面臨組織縮編或裁撤等「斷炊」的命運。而必須年度結案的標案型影展,或如金馬影展需要自負盈虧的影展,無論是延期或取消都可能會產生經費難以靈活週轉的損失與額外開銷,對承辦單位和組織的運作都會是個負擔。

特別是疫情期間許多活動接續停辦,讓多數以接案維生的影展「遊『幕』民族」們,更容易暴露在沒有收入的風險下。如何讓「零工經濟」世代的藝文、影視工作者勞動條件更具保障,政府如何能快速地做出產業的損害評估,例如設置調查反饋的平台以全面了解業界的現況,以便更有效地制定紓困方案,而不致發生緩不濟急、提油救火的情況;以及,如何讓影展的經費相對有機、均衡健全,亦作為分散風險的策略,則是組織者後續持續要思考的議題。

回看這段尚未決策、在兩種方案之間搖擺的階段,TIDF 團隊成員紛紛表示是相當痛苦的過程,充滿太多不確定性,一顆心懸在半空,每天都隨著疫情發展起起伏伏。對外宣佈延期後,內心反覺得痛快,才明確知道後續要採取哪些措施。目前,影展雖延期,但影片字幕的翻譯和拷貝製作工作持續進行,也有比較充裕的時間進行影展主題別冊的製作、訪談台灣競賽影人和歷年資料庫整理。

在另一個沒有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的平行時空中,TIDF 此時剛舉辦完頒獎典禮,眾影人在典禮後的 after party 上敘舊、聊天,討論電影。然而,真實世界裡,病毒依然肆虐。聊到影展延期後是否有什麼遺憾?策展人林木材思考了一下說,可能是節目時效性的問題吧。如何透過不同影片的組合,呈現與回應社會的現況,正是策劃時不斷思考的事情。雖然他打趣著影展延期就像把準備好的材料放進冰箱,冰凍一年,明年再拿出來享用。但也許,明年拿出來之後,還會再稍稍添油加醋增添風味也不一定。

本文感謝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全體工作成員協助提供經驗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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