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王柯:「反動」動員——Nation State 如何在專政政治下被異化

將 Nation State 思想篡改為「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的直接目的,在於證明打造「國族」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2020年2月8日北京,一名中國婦女戴著口罩在北京的宣傳壁​​畫走過。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8日北京,一名中國婦女戴著口罩在北京的宣傳壁​​畫走過。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如今世界各國的人們都普遍認同 Nation State 為一種比較健全的國家形式,因為「Nation State 是國家主權掌握在該國大多數人民的手中的主權國家」,它以國民主權為近代國家的組織原理,除此之外別無他意。然而奇妙的是,關於政治體制性質的 Nation State 的思想到了今日中國,卻成就了這樣一套以「國族」為中心的關於國體的話語:Nation State 就是「民族國家」;要想形成一個民族國家,首先就要建設「國族」;而建設國族,就是把具有不同文化特徵的民族「鍛造」為一個「民族共同體」。(註1)

且不問這個「鍛造」如何進行,筆者不明白的是:在這番「鍛造」中那些不同的文化特徵將會等待到怎樣的命運?更為可怕的是,這種對不同文化特徵的「鍛造」或「打造」,甚至公然聲稱要在政治干預的背景下進行:「要打造一個強硬的國族,就要從文化和國家或政治兩個層面下功夫」。可以明確地說:這種大肆鼓吹消滅不同文化特征、公然支持剝奪他人文化權利的「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恰恰是對國際社會公認的以主權在民為原理的 Nation State 思想的徹頭徹尾的反動和歪曲。

近代中國的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與國際社會公認的 Nation State 根本就是兩回事。

近代中國的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與國際社會公認的 Nation State 根本就是兩回事。Nation State 的核心是建立「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體制,而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的核心是強行追求構成材料單一性的國體,從而維護集權制。很多人之所以混淆了二者,是因為他們在國族話語的影響下把「民族國家」直視為只由一個民族構成的「單一民族國家」的概念。

例如,《民族辭典》認為「民族國家」,「一般指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註2)還有人說得更加清楚:「民族國家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它是與多民族國家根本對立的」。(註3)更有甚者,直接就將 Nation State 定義為單一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指基本上一個民族構成一個國家的那種國家形態」。(註4)還有人將「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 」與多民族國家相對:「民族國家並非唯一的國家選擇。不算已經消亡的那些多民族老大帝國﹐現代仍存在著一些多民族的大國﹐如美國﹑中國﹑俄國(尤其是前蘇聯)﹑印度。深究其實﹐英國(稱聯合王國)﹑比利時一類亦應屬多民族國家」。

按照這個 Nation State=民族國家=單一民族國家的公式,今天的美國、英國和比利時也不能算作是 Nation State,不知道是因為它們具有多個民族,還是因為它們實行了聯邦制?這種分不清政體與國體、用構成材料代替組織原理的作為國族話語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論今日能夠得以大行其道,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可以就貫徹主權在民原理的 Nation State 思想之所以被篡改為「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所做出的深入解釋是:為了說明權力的近代性,需要祭出 Nation State 的大旗;但是為了奪取權力,就要把掛著 Nation State 旗號的「民族國家」篡改為「民族」的「國家」;而為了維護權力和實現集權,「民族」的「國家」論又被具化為了實質為單一民族國家論的「國族」論。總之,貫徹主權在民原理的Nation State 思想之所以被篡改為「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就是因為這樣它可以成為維護權力和集權的工具。

當年被中共大加鞭笞的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就是一例。1943年7月21日,陳伯達發表〈評《中國之命運》〉,一針見血地指出:「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卻別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怪的意見」,(註5)「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捏造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註6)中共指出單一民族國家論的實質是專制主義,所以8月16日周恩來針對《中國之命運》寫了〈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一文,其中也明確提到對少數民族的不尊重就是這種專制主義的重要表現:「至於他對國內各小民族,還不是充滿了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優越感和傳統的理藩政策的思想么?」(註7)。

將 Nation State 思想篡改為「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的直接目的,在於證明打造「國族」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當代中國的學者們特別明白這一點,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也的確表現得特別努力:「在民族國家的體制和框架內,國家與國族是一種相互依存的緊密結合體。只有在民族國家的限度內,國族共同體才能獲得內在規定性和生存保障;而民族國家的合法存在和制度優勢,又必須以國族共同體的凝聚與認同為支撐。“民族國家”的制度優勢和解釋力度,與“國族”有著緊密的聯繫」。(註8)

簡單說來,這種論述的邏輯就是,只有在單一民族國家的形態中,國家和國族才能合二為一;但要建設單一民族國家就要建設「國族」,而要實現「國族」就要追求單一民族國家,二者只是一個事物的不同稱呼而已。為了達到製造「國族」也即製造單一民族國家的目的甚至可以利用「制度優勢」,因為只要通過建設「民族國家」的大義名分加大「解釋力度」就能夠得到合法性。

2015年8月11日中國杭州,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電影節期間,一套抗戰電影在拍攝中。

2015年8月11日中國杭州,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電影節期間,一套抗戰電影在拍攝中。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我們不得不強調:這種「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正是對以主權在民為原理的 Nation State 思想的徹底反動。

不得不指出的是,這種說法不過是支持滅絕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文化的大民族主義者(或為專制政權附和者)玩弄的一種移花接木的文字遊戲。因為所謂的「民族國家的合法存在」是在暗示這個民族國家就是受到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 Nation State;但是事實上,Nation State思想中根本就沒有任何關於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成分;Nation State即使被譯為了「民族國家」,它的思想也不能被歪曲為在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土壤上建設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合法性證明。平等是 nation 的必要條件,法就是為了保障每個人的平等權利而制定的。世界人民公認的一個常識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鼓吹單一民族國家論的「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帶有鮮明的屠殺少數民族文化特徵的目的性,這種完全無視平等原則的思想,如何能夠推理出來它的合法性?我們不得不強調:這種「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正是對以主權在民為原理的 Nation State 思想的徹底反動。

「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並不是什麼新發明。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再次祭出當年孫中山所發明和由蔣介石所繼承的這個說法,在時間上是與當局提出「一帶一路」、並且開始對維吾爾人進行民族鎮壓同步進行的。孫中山當年雖然嚮往通過漢化少數民族以形成國族,提出在中國「民族就是國族」,但尚以「王道」、「霸道」之說來形容民族與國家之形成具有不同的途徑;(註9)可惜今天某些中國的學者連這一點化妝也不要,公然鼓吹起「主觀建構」國族:「國族在形成過程中,無論是政治制度性的認同,還是歷史文化性的認同,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種主觀建構的產物」。(註10)

本質上這是為著政權服務的:「在國家構建和民族構建的過程中,兩者又是相互作用和滲透。國家構建為國族構建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夠開展更為強有力的一體化建構;而國族構建能夠為國家構建提供合法性認同,為國家發展提供強大的心理支撐」。(註11)

為了正當化這種對 Nation State 思想的篡改,更有「學者」置基本的歷史事實於不顧。

為了正當化這種對 Nation State 思想的篡改,更有「學者」置基本的歷史事實於不顧,公然篡改英國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強調「民族認同意識」在歐洲近代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思想的傳播,標誌著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到來,……以新崛起的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發展能力”、“抵抗力”和“創造力”已經顯現出來,他們致力於擺脫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束縛,需要動員和凝聚反封建的力量,其最簡捷最有效的動員方式,就是“喚醒”原先具有文化淵源關系的人們群體的“民族認同意識”」,因為喚醒了這種「民族認同意識」,得以讓人民擺脫封建領主,得以引進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得以將其升華為系統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理論,得以利用近代的主權國家原則固化「一族一國」,從而建立起近代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註12)

必須指出的是,這樣一種把歐洲近代史歪曲成一個以「民族認同意識」為原動力的追求「一族一國」歷史的觀點,不僅沒有伴以任何具體的歷史研究,甚至是在沒有借鑒任何有關歐洲近代史的先行研究的狀況下被提出來的。

2020年5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戴著口罩的人在孫中山畫像前。

2020年5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戴著口罩的人在孫中山畫像前。攝:Fred Lee/Getty Images

當年孫中山等人創造「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時,無疑是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影響。但是當年日本的「民族國家論」也是建立在扭曲 Nation State 思想的基礎上的。

當年孫中山等人創造「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時,無疑是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影響。但是當年日本的「民族國家論」也是建立在扭曲 Nation State 思想的基礎上的。當時的日本人雖有一族一國的意識,但是卻沒有國族的概念。這應該與日本的歷史特點有關:在日本人發明民族這個共同體概念之前,除了非常少的阿伊努人之外,包括被視為具有不同文化的異族8世紀之前居住在東北地方的蝦夷和居住在九州南部的隼人在內,生活在日本國這個地理範圍和政治共同體中的絕大多數人民之間,已經有了共同的生產方式、共同的生活習慣、共同的文化尤其重要的是有了共同的語言。

戰後的日本已經放棄了具有民族沙文主義思想的單一民族國家論,而把統治正當性定義在實行主權在民原理的Nation State思想上。

換言之,由於日本人與日本國的範圍已經合二為一,所以到了明治時期日本人借入了 nation 的概念時,從統合「人民」的目的出發並沒有將其譯為「國族」而是譯為了「民族」,儘管沒有用「國族共同體」,但他們心目中的「民族國家」事實上也就是單一民族國家。也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戰後的日本已經放棄了具有民族沙文主義思想的單一民族國家論,而把統治正當性定義在實行主權在民原理的Nation State思想上。

(王柯,日本神戶大學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中日近代關係、天下國家與民族國家思想)

註1:參見張會龍、朱碧波著:《族際整合與國家建設》(雲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國族構建與民族構建相伴而生,國族構建貫穿於民族國家的整個歷史進程中,二者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面,是一種互為條件、相生相伴關係。一個國家要建立民族國家,就必須把國內各個民族整合成為統一的民族共同體,這就是國族構建」。「國族建設的過程,就是民族國家內部的各個歷史文化共同體凝聚為一體的過程。把民族國家內部的各個文化民族鍛造成統一的、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體,也就構成了國族建設的總體目標和發展方向。作為民族國家各民族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體,國族不但含有歷史文化的印痕,而且還含有國家特性或政治特性的深深烙印。所以,要打造一個強硬的國族,就要從文化和國家或政治兩個層面下功夫」。
註2:陳永齡主編:《民族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8月,351頁。
註3:陳永齡主編:《民族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8月,351頁。
註4:陳樂民、周弘著:《歐洲文明的擴張史》,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82頁。
註5:陳伯達著:〈評《中國之命運》〉(194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 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945頁。
註6:同上,陳伯達著:〈評《中國之命運》〉,第946-947頁。
註7:周恩來著:〈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1943年8月16日),同上《民族問題文獻彙編 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723-724頁。
註8:張健著:<民族國家構建與國家民族整合的雙重變奏 ——近代中國國族構建的模式與效應分析>本文刊發在《思想戰線》2014 年第 6 期,29-34頁。
註9: 孫中山著:《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85--186頁。
註10:同前,張健著:<民族國家構建與國家民族整合的雙重變奏 ——近代中國國族構建的模式與效應分析>。
註11: 同上,張健著:<民族國家構建與國家民族整合的雙重變奏 ——近代中國國族構建的模式與效應分析>。
註12:原文為:「這樣做第一可以以此種認同排斥原有封建社會結構中的“領民”意識,第二可以在此種認同中引入啟蒙思想中的以反對封建等級制,這樣還不夠,原來作為人類社會自然形成的社會意識的民族意識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不僅僅是被“喚醒”和復蘇,而是根據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被升華為一種系統的理論,於是歐洲社會生長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將本來以傳統文化為依歸的人們群體轉化為一個政治實體———國家,將這個群體原來的文化邊際轉化為國家疆界,又利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定後形成的國家疆界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和國家擁有主權的原則固化這個“一族一國”的國家,從而建立起近代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陳玉屏著:<對“民族國家”和“國族”問題的理論思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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