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普遍认同 Nation State 为一种比较健全的国家形式，因为“Nation State 是国家主权掌握在该国大多数人民的手中的主权国家”，它以国民主权为近代国家的组织原理，除此之外别无他意。然而奇妙的是，关于政治体制性质的 Nation State 的思想到了今日中国，却成就了这样一套以“国族”为中心的关于国体的话语：Nation State 就是“民族国家”；要想形成一个民族国家，首先就要建设“国族”；而建设国族，就是把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锻造”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注1）
且不问这个“锻造”如何进行，笔者不明白的是：在这番“锻造”中那些不同的文化特征将会等待到怎样的命运？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对不同文化特征的“锻造”或“打造”，甚至公然声称要在政治干预的背景下进行：“要打造一个强硬的国族，就要从文化和国家或政治两个层面下功夫”。可以明确地说：这种大肆鼓吹消灭不同文化特征、公然支持剥夺他人文化权利的“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恰恰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以主权在民为原理的 Nation State 思想的彻头彻尾的反动和歪曲。
近代中国的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公认的 Nation State 根本就是两回事。
近代中国的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公认的 Nation State 根本就是两回事。Nation State 的核心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的核心是强行追求构成材料单一性的国体，从而维护集权制。很多人之所以混淆了二者，是因为他们在国族话语的影响下把“民族国家”直视为只由一个民族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
例如，《民族辞典》认为“民族国家”，“一般指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注2）还有人说得更加清楚：“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是与多民族国家根本对立的”。（注3）更有甚者，直接就将 Nation State 定义为单一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指基本上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那种国家形态”。（注4）还有人将“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与多民族国家相对：“民族国家并非唯一的国家选择。不算已经消亡的那些多民族老大帝国﹐现代仍存在著一些多民族的大国﹐如美国﹑中国﹑俄国(尤其是前苏联)﹑印度。深究其实﹐英国(称联合王国)﹑比利时一类亦应属多民族国家”。
按照这个 Nation State＝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的公式，今天的美国、英国和比利时也不能算作是 Nation State，不知道是因为它们具有多个民族，还是因为它们实行了联邦制？这种分不清政体与国体、用构成材料代替组织原理的作为国族话语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论今日能够得以大行其道，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可以就贯彻主权在民原理的 Nation State 思想之所以被篡改为“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所做出的深入解释是：为了说明权力的近代性，需要祭出 Nation State 的大旗；但是为了夺取权力，就要把挂著 Nation State 旗号的“民族国家”篡改为“民族”的“国家”；而为了维护权力和实现集权，“民族”的“国家”论又被具化为了实质为单一民族国家论的“国族”论。总之，贯彻主权在民原理的Nation State 思想之所以被篡改为“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就是因为这样它可以成为维护权力和集权的工具。
当年被中共大加鞭笞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是一例。1943年7月21日，陈伯达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一针见血地指出：“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注5）“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注6）中共指出单一民族国家论的实质是专制主义，所以8月16日周恩来针对《中国之命运》写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其中也明确提到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就是这种专制主义的重要表现：“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的思想么？”（注7）。
将 Nation State 思想篡改为“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的直接目的，在于证明打造“国族”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当代中国的学者们特别明白这一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的确表现得特别努力：“在民族国家的体制和框架内，国家与国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紧密结合体。只有在民族国家的限度内，国族共同体才能获得内在规定性和生存保障；而民族国家的合法存在和制度优势，又必须以国族共同体的凝聚与认同为支撑。“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和解释力度，与“国族”有著紧密的联系”。（注8）
简单说来，这种论述的逻辑就是，只有在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态中，国家和国族才能合二为一；但要建设单一民族国家就要建设“国族”，而要实现“国族”就要追求单一民族国家，二者只是一个事物的不同称呼而已。为了达到制造“国族”也即制造单一民族国家的目的甚至可以利用“制度优势”，因为只要通过建设“民族国家”的大义名分加大“解释力度”就能够得到合法性。
我们不得不强调：这种“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正是对以主权在民为原理的 Nation State 思想的彻底反动。
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说法不过是支持灭绝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大民族主义者（或为专制政权附和者）玩弄的一种移花接木的文字游戏。因为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合法存在”是在暗示这个民族国家就是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 Nation State；但是事实上，Nation State思想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关於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成分；Nation State即使被译为了“民族国家”，它的思想也不能被歪曲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土壤上建设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证明。平等是 nation 的必要条件，法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制定的。世界人民公认的一个常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鼓吹单一民族国家论的“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带有鲜明的屠杀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目的性，这种完全无视平等原则的思想，如何能够推理出来它的合法性？我们不得不强调：这种“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正是对以主权在民为原理的 Nation State 思想的彻底反动。
“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再次祭出当年孙中山所发明和由蒋介石所继承的这个说法，在时间上是与当局提出“一带一路”、并且开始对维吾尔人进行民族镇压同步进行的。孙中山当年虽然向往通过汉化少数民族以形成国族，提出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但尚以“王道”、“霸道”之说来形容民族与国家之形成具有不同的途径；（注9）可惜今天某些中国的学者连这一点化妆也不要，公然鼓吹起“主观建构”国族：“国族在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政治制度性的认同，还是历史文化性的认同，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主观建构的产物”。（注10）
本质上这是为著政权服务的：“在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两者又是相互作用和渗透。国家构建为国族构建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开展更为强有力的一体化建构；而国族构建能够为国家构建提供合法性认同，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撑”。（注11）
为了正当化这种对 Nation State 思想的篡改，更有“学者”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
为了正当化这种对 Nation State 思想的篡改，更有“学者”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公然篡改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强调“民族认同意识”在欧洲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思想的传播，标志著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到来，……以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发展能力”、“抵抗力”和“创造力”已经显现出来，他们致力于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需要动员和凝聚反封建的力量，其最简捷最有效的动员方式，就是“唤醒”原先具有文化渊源关系的人们群体的“民族认同意识””，因为唤醒了这种“民族认同意识”，得以让人民摆脱封建领主，得以引进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得以将其升华为系统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得以利用近代的主权国家原则固化“一族一国”，从而建立起近代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注12）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把欧洲近代史歪曲成一个以“民族认同意识”为原动力的追求“一族一国”历史的观点，不仅没有伴以任何具体的历史研究，甚至是在没有借鉴任何有关欧洲近代史的先行研究的状况下被提出来的。
当年孙中山等人创造“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时，无疑是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当年日本的“民族国家论”也是建立在扭曲 Nation State 思想的基础上的。
当年孙中山等人创造“国族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论”时，无疑是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当年日本的“民族国家论”也是建立在扭曲 Nation State 思想的基础上的。当时的日本人虽有一族一国的意识，但是却没有国族的概念。这应该与日本的历史特点有关：在日本人发明民族这个共同体概念之前，除了非常少的阿伊努人之外，包括被视为具有不同文化的异族8世纪之前居住在东北地方的虾夷和居住在九州南部的隼人在内，生活在日本国这个地理范围和政治共同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民之间，已经有了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文化尤其重要的是有了共同的语言。
战后的日本已经放弃了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单一民族国家论，而把统治正当性定义在实行主权在民原理的Nation State思想上。
换言之，由于日本人与日本国的范围已经合二为一，所以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人借入了 nation 的概念时，从统合“人民”的目的出发并没有将其译为“国族”而是译为了“民族”，尽管没有用“国族共同体”，但他们心目中的“民族国家”事实上也就是单一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战后的日本已经放弃了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单一民族国家论，而把统治正当性定义在实行主权在民原理的Nation State思想上。
（王柯，日本神户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日近代关系、天下国家与民族国家思想）
注1：参见张会龙、朱碧波著：《族际整合与国家建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国族构建与民族构建相伴而生，国族构建贯穿于民族国家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是一种互为条件、相生相伴关系。一个国家要建立民族国家，就必须把国内各个民族整合成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国族构建”。“国族建设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凝聚为一体的过程。把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文化民族锻造成统一的、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也就构成了国族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作为民族国家各民族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族不但含有历史文化的印痕，而且还含有国家特性或政治特性的深深烙印。所以，要打造一个强硬的国族，就要从文化和国家或政治两个层面下功夫”。
注2：陈永龄主编：《民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351页。
注3：陈永龄主编：《民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351页。
注4：陈乐民、周弘著：《欧洲文明的扩张史》，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82页。
注5：陈伯达著：〈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45页。
注6：同上，陈伯达著：〈评《中国之命运》〉，第946-947页。
注7：周恩来著：〈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6日），同上《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723-724页。
注8：张健著：<民族国家构建与国家民族整合的双重变奏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本文刊发在《思想战线》2014 年第 6 期，29-34页。
注9： 孙中山著：《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85–186页。
注10：同前，张健著：<民族国家构建与国家民族整合的双重变奏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
注11： 同上，张健著：<民族国家构建与国家民族整合的双重变奏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
注12：原文为：“这样做第一可以以此种认同排斥原有封建社会结构中的“领民”意识，第二可以在此种认同中引入启蒙思想中的以反对封建等级制，这样还不够，原来作为人类社会自然形成的社会意识的民族意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仅仅是被“唤醒”和复苏，而是根据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被升华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于是欧洲社会生长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将本来以传统文化为依归的人们群体转化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将这个群体原来的文化边际转化为国家疆界，又利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定后形成的国家疆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国家拥有主权的原则固化这个“一族一国”的国家，从而建立起近代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陈玉屏著：<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26页。
據我粗淺的閱讀，”國族”指涉一個政治社區，以此區別於”民族”。先有國家，再有國民，這很常見，問題是，是透過真實的政治參與過程形成國民，或者僅僅是政治儀式？在今日中國與戒嚴時代的台灣，只有虛假的政治儀式，所形成的國族當然也是假國族。
1789法國革命大概不是資產階級革命，革命時候講法語的人口只佔一半，有人講德語，因為共同反封建，認同人權宣言與共和，結合成一個法蘭西共和國族。馬賽曲所召喚的是”citizen”，那就是國族的主體。(註12)嚴重扭曲歷史，甚至否定1949中國革命的進步性。陳伯達打臉蔣介石，今天又被習近平打臉，真是諷刺之至。
与习近平相同的还有南韩的大韩主义者，其必然走向亲中-统一的路线是与所谓”大韩民族国家“的认知途径结合的。而只有民主制度产生的新认同才能推延-制止这个结局。
到了现在同样的理论认识当然就使得习近平走向了蒋介石的未竟之业：成为东亚的核心，输出儒家秩序挑战英美霸权；以及殖民边疆（新疆”培养国民认同“的再教育营；香港的一国一制以及武统）。并且在党内，抛弃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是一家，世界联合的意识形态，转而拥抱中国主义，强调伟大”复兴“的理论。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认知图景当然就导致了习近平路子越走越窄的结局，复辟天朝帝制的历史结局。习近平于是成为了袁世凯、蒋介石的必然继承人。
民族国家当然也就代表了认同政治的结果，是民主制度下理性认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根本不是所谓国家政权建构出来的神话就能完成的。民主制度奠定了民族的基础，民族认同构成民族的框架。没有选择产生的认同，其认知结果当然是服从专制统治集团的私利的结果。
试想，为什么苏联建立不了民族认同；哈布斯堡帝国没有民族认同；奥斯曼帝国没有民族认同呢？当然就是因为他们都不是民族民主国家，而是专制政体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发明出来的维持帝国统治的产物。其建构逻辑是帝国统治疆域即为民族国家。在中国，这样的历史反动是被梁启超-袁世凯集团在中华帝国时建立起来的。通过所谓“四大文明”；“国耻教育”发明出来的产物。
而到了党国时期，两个列宁主义政党是通过党组织建立的国家，通过历史发明建立自己的中国主义意识形态。创造出”岳飞”“郑成功”“文天祥”等等所谓“民族英雄“。中国主义（把满清帝国完全吃下来）这样的建国理论实际上为它赋予了只有列宁主义政党才能完成的使命：榨干民众，同时与美英日作对，以及动员十八省的“汉人”往满洲、西藏、新疆殖民。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依靠-背叛 苏联这个两段式结局达到1969年完全孤立的结局。
做实证主义考察文章水平尚可，但有一个问题，谁有资格说nation state必须是主权在民的民主体制呢？仅从民族国家这种现象进行考察，它既和专制搅在一起，又和民主搅在一起。民族国家应该是近代出现的政治现象，是中世纪欧洲政治秩序瓦解和崩溃的产物，是Hobbes意义上的modern leviathan.
话说回来，这类作者对国族的观点确实老掉牙了，大概是一个世纪前的产物吧，那时候的国家恰好流行这类观点，本文作者所在的日本不就是个绝佳的例子么
A nation state is a state in which a great majority shares the same culture and is conscious of it. The nation state is an ideal in which cultural boundaries match up with political boundaries.—- “Nation-State”. UNESCO.
我也不认同大汉族主义，也不认同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在文化、民族习惯上的侵蚀和同化，但本文是否有点自己树靶子自己打的意思呢。。。想说你的观点就直接说呗，何必找中国某些学者的一家之言来说事呢。。。没必要
nation state本来就不是一个基于所有地区现实的概念。当这个体制成为国际架构的时候，之后成立的国家政体都必须把自己具体的现实往这个框架里面生搬硬套，于是就产生了很多扭曲的自己的诠释。
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潮在18-19世纪，Massimo d’Azeglio在意大利统一之后就讲过”We have made Italy, now we have to make Italians” (L’Italia è fatta. Restano da fare gli italiani)。19世纪在柏林中心博物馆岛上的一系列博物馆也是在尝试创造一个德国叙事，以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民族国家。这些建立民族的过程都不是轻轻松松，毫无暴力的，相当多的文化、语言、族群在这些统一过程之中都消失掉了。
但和中国相关的重要一点是时间，以及语境。19世纪的高加索人在创造他们的民族国家的时候，对世界认知的理论是和当下不同的，这也和不同族群的权力分配有关系。在民族国家社会建构的时间轴上，中国大陆的体制和文化有很多部分其实还是处于19世纪的状态，当然有的部分也很快，已经到了21世纪了。
这个发展过程是很难跳过的，你可以骂大陆有的地方落后，因为很多社会已经在对民族的认知上到了21世纪，而中国还在经过19世纪的过程，但它要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有些过程必须经历。这是社会成长的过程，就好像年轻人不会真正理解老人的建议，这些建议其实也真的是无效的，只有自己痛过才能内化这些教训。
引用李敖的话，大陆和共产党“就这个死样子”，它只会因为自己内部需求的变化去变，而不会因为外界的原因，而且体量还这么大，有时候真的很没办法的，只能和它比寿命，谁活得长谁就赢了。自己急了，反而容易跳湖夭寿。
所謂中國特色的Nation state理論，就是沒有Nation state特色的Nations State理論。
好文章，對nation state的理解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