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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政大學生又醜又笨又不用功?一個大學兼任教師的觀察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導演易智言。 圖:IC Photo
導演易智言。 圖:IC Photo

【編者按】:2020年5月10日上午8時,台灣導演易智言在 facebook 發文(帳號目前暫時關閉)表示自己遭到國立政治大學的「羞辱」而拒絕繼續在該校教課,他先是指出校方邀請他擔任兼任老師時的說法與實際開課情況不一,同時批評「被學生騷擾」,像是私下要求到他公司實習或當演員。不到兩小時,易智言再度發文:「老師應該奉獻嗎?當一切荒蕪,幹嘛奉獻給又醜又笨又不用功的學生,和官僚懦弱的學校體制?」校方隔天立即回應,表示「目前請英文系溝通聯繫中」。由於公開批評學生又醜又笨,引來網上一陣論戰。對此,不到 48 小時之內,易智言一共發了十篇文章回應。整起事件也引起許多高教官僚與師生倫理問題的討論。以下為台灣一名「兼任助理教授」李律對此事件的評論。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這個身分從 2015 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流浪」從字面上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而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的流浪博士」。

博士畢業後,我曾擔任過政治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也在該校的「X書院@創意實驗室」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可能我發表的研究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所以這學期我有了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我猜絕大多數的人,包括學生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喙角全泡(閩南語,形容講話口沫橫飛)的人到底實拿多少錢。

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 700 多元。假設一學期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2×18×700=25,200(學分數×周數×700)。值得一提的是, 25,200 並不是月薪,而是整個學期所實際拿到的薪水。

一堂課一小時 700 元,合理嗎?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的店員多了一兩倍,但是,作為一名兼任助理教授的勞動,並不只是上課而已。上課前,我的通勤往返時上是花四小時,另外花好幾個小時備課、製作教材;下課後,我繼續留下來解答學生的問題,到他們滿意為止。以這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逃避問題,要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表訂是四點下課,但我回到家已經超過晚上十點,這當中我所花去的時間,一毛錢都領不到。我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名教書的老師,其實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 Eats 外送員沒什麼不同,他們都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若撇開聖職的光環,老師也只是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但是,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5月10日上午八時,易智言於臉書發文:「決定不繼續在學校教書了,肇因被政大羞辱,我母校官僚溫情主義在說服我抽空來兼任時好話說盡,但承諾與現實落差極大,台灣教育體制顯然有我不瞭解的問題,我浪漫庸俗的人情做到這裡。原本完全沒有意願,但前年英文系就聯絡我,請我教 creative writing,說同學迫切需要,(再之前的廣電系,狀況好一些些。)。於是排除其他工作承諾來上課,但前年開學前臨時被通知,學校沒有費用所以不用來了。在台灣兼任老師一小時六百元多,整學期預算一學期四個多月大約四萬,政大沒有四萬,臨時沒有費用開課。我無所謂,繼續學校外的工作,那才是真槍實彈吧?事隔一年今年又找我,告知今年有四五萬的預算,可以開 creative writing ,因為「好多」同學還是需要,浪漫欣然答應。

實際開學,上課的英文系只有兩位同學,加上其他科系同學勉強湊足八九位吧?然後被上課同學騷擾,問我是否可以到我公司實習,是否可以提拔當演員,是否可以做他私下劇本指導他可以主演,這是目前政大上 creative writing 的狀況。說被政大羞辱,還有些含蓄,我應該是被台灣國立大學看中來湊數的。每上一堂課,要備課五小時,實際上課三小時,沒有遲到早退。被羞辱很好,因為挫折讓我比較接地氣。但我們也要羞辱政大,讓他挫折接地氣。我的母校,我到現在應該只見過助教一面,他遞給我一張上課名單。我接下來的電影廢棄之城即將上映,不會給政大任何招待券,反正他們看不懂,他們缺乏生命值得的嚮往浪漫。」

易智言導演在臉書批評政治大學的發言,引來許多人討論。有關政治大學的問題,我並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通常,一所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是因為學生沒課上。學校裡的專任老師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九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如果另外兼行政職、科技部研究或產學研究等的老師,還可以減少授課(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因此,很多專任老師減到三學分。一旦專任老師減到一學期三學分的課,一個系自然是開不出什麼課,但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意即刪減教師的基本授課節數)?因為對校方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招生、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心無旁騖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節省經費,專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授課,或是乾脆花六、七百元找業師(由業界專家擔任老師)來當兼任教師補缺。至於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台灣的大學教授的聘任是透過系教評會、院教評會、校教評會「三級三審」機制決定),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的職缺,可空好幾個學期,只是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上述問題誰負責?校長嗎?主秘嗎?院長嗎?系主任嗎?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學者;我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不會是壞人。

實際上,這些問題的源頭,還是與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有關。這十幾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教學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

5月10日上午十時,易智言於臉書發文:說個笑話,我不能用得過金鐘獎和金馬獎的作品在學校升等,如要升等我必須另外書寫三四萬字對我作品的分析評論。不在乎升等啦,升等後的兼任老師,終點費用由六百元增加為七百元。老師應該奉獻嗎?當一切荒蕪,幹嘛奉獻給又醜又笨又不用功的學生,和官僚懦弱的學校體制?奉獻要讓我覺得值得,無條件的奉獻是母愛,我不母愛。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因為開不出課焦頭爛額找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在大學裡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

我在政治大學擔任助教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太多我提過的書、電影或聽過我放的歌,但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至於易智言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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