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疫情到底怎樣了？不透明的政府與煽動性的輿論，讓人無法知曉答案

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晚，Kinan 正刷著韓劇《青春時代》。Kinan 是印尼一家全國性媒體的記者，平日裏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沒有工作的週末顯得格外寶貴。但就是那個刷劇的晚上，她的電話突然響起，屏幕顯示是上級編輯。

「Kinan，去看你的Whatsapp。」他沒有再多解釋。 Kinan打開辦公室的群組，信息洪水般湧來。她的名字反覆被提及，同事們不停問她：「你最後一次與交通部長蘇馬迪（Budi Karya）見面是什麼時候？」

「我開始回翻聊天記錄，直到看到一個新聞連結，寫著交通部長已被檢測出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陽性，那一刻我很震驚。」她在電話採訪中告訴端傳媒，「大家不斷提到我的名字，說『Kinan經常見到他。』我就更恐慌了。」

Kinan長期跟蹤交通議題，這意味著她經常參加交通部舉辦的活動，也會因此常與部長見面。最近一次采访他是在2月26日，活動上討論了刺激發展旅遊業的措施以及受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毒爆发影响的航班安排。

「在例行的與其他記者一起的閉門會議之前，我單獨採訪了部長，我們確實面對面交談過，儘管只有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她解釋道。當時部長不巧需要先接待一位客人，我們的談話就被打斷了。「我們等下再繼續。」他說。

等蘇馬迪再回來，就開始了閉門會，記者們立刻提了一大堆問題，採訪照常進行。沒有麥克風和擴音器，為了確保高質量的錄音，記者們必須盡可能的靠近被採訪者。當時，政府已經確認了印度尼西亞的第一例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然而記者和政府官員還是按照過去慣例，直接近距離對話。

一位部長的確診

當時，公共生活一切照舊，似乎什麼都沒發生過，也好像什麼都不會發生。即使1月底，機場已經開始使用探熱掃描儀檢查乘客體溫，並發出了前往中國的旅行警告。然而，在2月中旬，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還在提出說，政府正在設計一個刺激方案，希望保持外國遊客湧入的狀態，甚至為遊客打出30%的折扣。

一個半月後，截止4月1日，印尼全國已有1677名新冠肺炎患者，157人死亡。然而，總統仍不願意實施封鎖，而是宣布進入公民緊急狀態。一些公民宣傳組織認為這一舉動十分荒謬，因為這種狀態更適合在公民安全的遇到威脅，譬如武裝叛亂時實施。

而且，在歷史上，緊急狀態時期，曾與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聯繫在一起。2004年，在與主張暴力獨立的自由亞齊運動（Free Aceh Movement）的多年武裝衝突，亞齊省實行了緊急狀態。有報告稱，在這一時期，以及在之前的戒嚴期間，在印尼軍方任意逮捕、酷刑、綁架、性虐待和法外處決等案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平民。

緊急狀態之後，Kinan回憶說：「去現場採訪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只是被鼓勵使用口罩和洗手液。辦公室的確提供了N-95口罩，但那是為優先級高的記者嚴格保留的，比如那些去傳染病醫院（RSPI）報導的記者，最早發現的兩名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就是在那裡接受治療。」

但在那次記者會之後，交通部長就很少在公眾面前出現了。3月2日，他在西爪哇省的馬加倫卡的科達查迪（Kertajati）機場停留，為一架飛機降落在該省機場做準備。這架飛機載有68名從日本——被病毒襲擊的鑽石公主號上——回來印尼船員。

「在那之後，我再沒見到部長。他也再沒有出席議程裡本應出席的交通部會議。從那以後，記者們都說蘇馬迪病了。」記者們本能地想問：「他剛從科達查迪回來，有可能感染了冠狀病毒嗎？」

出於對於部長長時間缺席的不安，記者們曾向交通部公共關係司詢問此事。交通部發言人在3月10日星期二對記者說，部長出現了「傷寒症狀」，目前正在休息。

沒過多久，消息終於傳開：四天後，國務秘書普拉蒂諾（Pratikno）證實，交通部長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Kinan和其他記者們是第一個注意到幕布後面怪事的人，然而，他們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以看這清背後的故事。目前，印度尼西亞中央政府聲稱自己是本國公布冠狀病毒信息的唯一權威，這使得公眾需要依賴政府的透明，和公眾傳播的質量。

不幸的是，政府不斷證明，自己是一個不可靠的消息源。

傳染：已知的未知

關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處理的公共傳播草案要求保證「官方敘述」，也即「政府是嚴肅的，準備好的，可以處理到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公民必須保持冷靜和警惕」以及「你可以從2019新型冠狀病毒復原」。

蘇馬迪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患身份有著諷刺意味：不久前，他在一個公開演講裡打趣道，印尼人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有更強的免疫力，因為我們喜歡吃「nasi kucing」——一種在街邊車賣的，用香蕉葉子包住少量大米和一小份配菜， 比如甜豆豉、辣椒鳳尾魚、或炒麵。雖然聽起來很美味，但蘇馬迪這裡暗示的信息很明確：印尼人有免疫力，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處於健康的邊緣。

這句顯然是個笑話，雖然是講在這樣可怕的時刻。更令人擔憂的是，蘇馬迪不是唯一一個在應對流感大流行時，選擇調侃疫情或者隨意發佈聲明的國家官員。如果要將那些聲明全都列出，那將會是一個很長的列表。

早在2月，衛生部長德拉萬（Terawan Agus Putranto）就回應了哈佛大學的一項早期研究。該研究稱，印尼迄今沒有發現任何病例，是由於檢查病例的數量不夠多。衛生部長要求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來印尼「證明自己」，同時堅稱「政府沒有隱藏任何東西」。

德拉萬的辯護加劇了公眾對於政府沒有能力、或者沒有嚴肅對待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懷疑——政府當時似乎更優先考慮其他大型項目，比如將首都遷到加里曼尼（Kalimantan）。

「我認為政府的公共傳播可以被歸為糟糕透頂。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政府傾向於低估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危險。」印度尼西亞獨立記者聯盟（AJI）的主任馬楠（Abdul Manan）說，政府的公共傳播牽涉到政府如何向公眾傳遞信息，以及信息透明度的問題。

「當2019新型冠狀病毒席捲武漢時，政府傾向於忽視這一點，只簡單宣稱印度尼西亞沒有冠狀病毒，儘管當時還沒有進行過病毒測試。於此同時，一些政府官員還表示印尼人會因為祈禱而遠離病毒的侵襲。他們一直在低估這場危機。」馬楠說。

在疫情中，公眾不難通過一些信息來衡量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 每天能做多少測試？我們的醫院能救治多少病人？以及這些醫院在全國的分佈情況。最後一個問題極為重要，因為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相當大的國家，人口分佈不均。

在印尼，信息傳播一直非常集中，國家媒體從首都雅加達向全國各地的觀眾廣播，傳遞信息。這剝奪了大眾了解自己所在城市和地區信息的權力，要知道，2019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不僅僅對首都人民構成威脅。

居住在巴釐島的電視記者黛維（Dewi Agung Ayu）告訴端傳媒，因為所有信息都需要和中央政府直接協調，她在本地報導疫情受到了阻礙。這一機制被寫入總統辦公室（KSP）發佈的關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處理的公共傳播草案中，裏面規定，地方政府只有在獲得中央政府的許可之後，才能發佈所在地區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信息。

草案還要求保證「官方敘述」，也即「政府是嚴肅的，準備好的，可以處理到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公民必須保持冷靜和警惕」以及「你可以從2019新型冠狀病毒復原」。

「我們很焦慮，公眾需要快速、準確的信息，然而，我們生活的地區，信息來源是匱乏的。更不用提記者們還需要和在社交媒體上如野火般蔓延的謠言賽跑。」黛維說。

這種集中化的信息流，使記者無法找到與當地社區相關的信息。蘇門答臘島上明古魯省（Bengkulu）的一名網絡記者 Alexander 解釋說，當地政府越來越不願和媒體討論有關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問題。

「如今他們更封閉了，我們政府不再舉辦各種活動和會議，我們要如何報導？這是一個棘手的情況。政府官員現在把他們自己隔離起來，在家辦公。」他說。

當黛維試圖從巴釐島省政府獲得一些信息時，她也遇到過一樣的困境。「目前，新聞發佈會通過直播進行，問題則由 Whatsapp 發送。這讓官員能夠忽略一些重要的問題，或者乾脆完全無視掉這些問題。」她解釋道。

另一方面，獨立記者聯盟主任馬楠認為，在疫情大流行中，信息集中不一定是壞事，但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出現問題，那必然會壞事。每一個地區都應該公布2019新型冠狀病毒陽性患者出現的區域，以便當地社區能了解各自疫情的嚴重性。

「公眾總是被實際患病人數所誤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提出的數字不相符。我們究竟有多少病人？這也增加了公眾的困惑。」馬楠補充道。

毫無疑問，公共傳播的失敗會直接影響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直到今天，也許沒有比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政府發言人艾瑪德（Achmad Yurianto）的聲明更糟糕的公共傳播失誤了。他呼籲社會各階層團結起來：「富人幫助窮人，是為了讓他們能夠正常生活，而窮人則通過不傳播疾病來保護富人。」後來，他澄清自己的說法是指一些初創公司和機構提供社會援助，讓窮人不必走出家門去工作。但是他沒有反駁自己最初提到的，窮人是「威脅富人的疾病攜帶者」這一說法。

有無數原因令政府總是無法向公眾傳達重要信息。他們可能已經習慣了家長式的溝通關係：期待公民給予充分、無條件的信任，將自己當作可以了解和實施最佳行動方案的權威，或者簡單地只為了避免大型的恐慌。另一方面，缺乏收集和處理大量數據的系統，也會導致政府無法傳達公眾迫切需要的信息。

因而，迄今為止，政府的公共傳播只是在告訴公眾，在應對疫情時有很多問題——但不知道那些問題到底是哪些。

但是，揭示問題正是專業新聞機構應該做的。儘管一些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緘默，世上也沒有不透風的牆：調查雜誌《時代》（Tempo）發現，2月底，衛生部以懷疑商業動機為由，拒絕了新加坡大使館提供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包。《時代》的這一發現引起了公眾對政府的批評。民眾批評政府在實際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仍在用這種成本效益來分析問題。

另一個例子是最近路透社的一份報告，雅加達——印尼的疫情中心——葬禮的人數在3月份上升了40%多，這表明與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的死亡人數可能比官方統計的人數要多。

記者在減少疫情傷亡方面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對於一些記者來說，在家工作是奢侈的，因為他們要在外面尋找線索，比如醫院和政府大樓，但這也令他們暴露在被感染的風險之中。

危機時刻的雜音

儘管有上述的重要意義，記者也在圍繞冠狀病毒的公眾討論中發揮了他們的作用。但媒體學者兼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傳播系講師偉斯努（Wisnu Prasetya Utomo）認為，許多印尼媒體也低估了疫情大爆發的可能性。

「回看在1月或2月左右，媒體做了什麼，當時，他們還沒有危機意識。」偉斯努解釋道。「例如，仍然有一些媒體就2019新型冠狀病毒採訪名人，即使他們的意見無關緊要。這在正常時期是一種常見的做法，但它清楚表明，媒體當時認為我們仍處於正常時期，而不是在一場危機中。」

某種程度上，媒體一直依賴網絡衝突和熱點作為內容來源

偉斯努強調，選擇不可靠的消息來源，不僅會有新聞倫理的問題，更有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一個例子是，媒體報導了印尼武裝部隊前指揮官加託（Gatot Nurmantyo）將軍在Instagram上的狀態，他鼓勵穆斯林在自己的清真寺裏繼續祈禱。在他的狀態中，提到2019新型冠狀病毒是如何「起源於中國，一個堅持共產主義的國家，大多數人都不信仰宗教」。

對此，加託還補充道：「在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他們都對清真寺懷有恐懼，彷彿清真寺是一個傳染病的源頭。」印尼伊斯蘭民粹主義的所有元素幾乎都集中在這裏：從煽動對華人、共產主義的仇恨，到暗示穆斯林是他們國土上的受害者。

「我們當然可以責怪加託。但是當加託的情況被報導（並且沒有被批評）時，媒體也應承擔責任。」偉斯努繼續說，「媒體在這場大流行中發揮作用的最簡單方式就是認真對待它，這樣其他人也會開始這樣做。這意味著，媒體不能如正常時期一樣操作。」

原理很簡單：煽動者通過發表有爭議的言論來獲利，而媒體報導這些言論，因為她們需要流行的內容來增加讀者群。某種程度上，媒體一直依賴網絡衝突和熱點作為內容來源——在傳播到更廣泛的社區之前，數字領域成為觀點和思想碰撞的第一個戰場。

這也是「buzzer」行業存在的原因：在印尼，「buzzer」是指那些通過支持某一種政治立場並攻擊反對派思想來推動政治議程的社交媒體賬戶。這包括擁有數十萬粉絲的高級「互聯網意見領袖」的社交媒體賬號，也包括 “機器”賬號——專門為製造普通網民真實支持某種觀點的印象而建立的Twitter賬號，通常是通過支持某個標籤成為潮流的方式。

印尼智庫創新政策與治理中心（CIPG）的研究表明，印尼互聯網上的這些「buzzers」主要是由企業、政黨和政治人物僱傭，為了在社媒體放大信息，由匿名的機構來做中介，他們的任務是提供內容、確保項目和安排付款——「buzzer」因而被稱為一個「產業」。

CIPG的研究還表明，2012年的雅加達省長選舉——現任總統佐科威成功參選——是印尼第一次將「buzzer」行業作為政治工具。從那時起，印尼每次大選的候選人都有自己的「buzzer」，來擴大自己在數字領域的影響力。然而，幾乎不可能去證明這些「buzzer」是被候選人僱傭的，而不是無償為自己的候選人做宣傳。

不過，「buzzer」的主要問題是他們延續了黨派政治。在選舉期間，「buzzer」使用的主要說法是指責任何詆佐科威的人是在不公平地抹黑他。一方面，這並不完全是不準確的，因為選舉中充斥着黑色運動和騙局；但是，這也壓制了對佐科威競選方案的任何實質性批評。

這種邏輯甚至在選舉結束後也會延續下去，因為積極為佐科威進行競選活動的幾位「buzzer」，已經調整了他們的角色，以維護政府的政策。然而，沒有證據能表明政府一直在利用這些 「buzzer」：中介機構的存在使交易更難追蹤。

事實證明，這種黨派邏輯在疫情中有著特定的後果。除了像往常一樣為政府的行動辯護，「buzzer」們現在必須為政府的不作為辯護，比如拒絕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禁閉以「使曲線變平」。由於一些地區領導人對他們的地區實施了封鎖，一些人就試圖將他們妖魔化，認為他們只是在追求利潤和聲望 —印尼法律規定，在與健康衞生有關的地區隔離期間，中央政府必須保障其公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

為了維持權力關係，生死問題似乎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人們甚至可能忍不住要思考：這些互聯網上的戰火，是否讓我們遠離了群島裡每個重症病房內真正的恐懼？

身在前線卻處在黑暗之中

在得知交通部長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後，Kinan 的名字被辦公室放入了必須接受2019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的記者名單。但她的上司有些猶豫， Kinan 和蘇馬迪的最後一次會面是在14天前，這是病毒潛伏的最長時間。

「於是我和他們說，我經常去交通部大樓，甚至昨天都有去過。他們才同意讓我一起去檢測。」Kinan 說。

第二天一早，Kinan 就立刻前往雅加達東部的 Persahabatan 醫院。一共有50多名記者正在接受測試，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駐紮在總統府。原來，3月11日星期三，蘇馬迪 參加由印尼總統佐科威直接主持的一次有限內閣會議後，也曾與他們會面。從印尼內閣秘書在官方帳號上發佈的一張照片可以看到，蘇馬迪坐在農業和土地計劃部 Sofyan Djalil 與印度尼西亞武裝部隊司令 Hadi Tjahjanto 之間。財政部長 Sri Mulyani 和總統辦公廳主任等其他高級官員也出席了會議。

Kinan說，「由於 Persahabatan 醫院是雅加達處理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的官方醫院之一，我們這一行所有人都認為，上級和醫院工作人員事先已經有過溝通。然而，隨後一名醫生解釋道，測試設備尚未準備就緒，事實上，進行測試的命令剛剛下達。」

最後，那天只有幾名記者接受了檢測，並且優先考慮那些在總統府舉行內閣會議後直接與蘇馬迪會面，並且開始出現症狀的記者。Kinan 被排除在名單之外，因為她沒有在總統府見過蘇馬迪。沒能得到醫院經理的進一步解釋，下午1點，Kinan 決定回家。一些記者選擇去其他醫院做檢測，而其他人則留在原地，仍然希望能在那裡得到檢測。

第二天，沒能在 Persahabatan 医院接受检测的记者（包括Kinan在內）被转到雅加达北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检查。在这里，他们又遭遇了一項令人不快的「驚喜」：這不是一項2019新型冠狀病毒測試，而是常規醫療體檢。他們採集血樣，監測血壓，用X光掃描肺部，檢查免疫系統。檢查結果沒有提到她的病毒檢測結果是陽性還是陰性——她被貼上了「健康」的標籤。

「護士告訴我，這不是檢測冠狀病毒的測試，而是普通體檢。我聽了之後很憤怒。」她生氣地說道。

之後一段時間，Kinan 的體溫都有些過高。她緊張地想到，自己可能感染了這種病毒，原因不是因為在交通部採訪，而是因為連續兩天花太多時間在指定的醫院等待檢測。直到現在，她仍然在宿舍里自我隔離，遠程工作。

「我可能攜帶病毒，只是未被發現。」

從4月10日開始，印尼政府在雅加達實施了大規模的社交限制（PSBB-pembatasan sosial berskala besar）政策，為期14天，限制範圍包括公共慶祝、學校、辦公、公共場所和娛樂場所，還限制了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人數和運營時間。

印尼依然是全球檢測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截止4月11日，印尼一百萬人中只有71人接受了檢驗——總共19,452人得到檢驗，其中確診3842例，327人死亡，286人痊愈。

（本篇報導由端傳媒與東南亞新聞平台New Naratif「新敘述」合作完成。本文兩位記者生活在雅加達，原文用英文撰寫，感謝實習生吳迪的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