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疫情到底怎样了？不透明的政府与煽动性的舆论，让人无法知晓答案

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晚，Kinan 正刷着韩剧《青春时代》。Kinan 是印尼一家全国性媒体的记者，平日里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没有工作的周末显得格外宝贵。但就是那个刷剧的晚上，她的电话突然响起，屏幕显示是上级编辑。

“Kinan，去看你的Whatsapp。”他没有再多解释。 Kinan打开办公室的群组，信息洪水般涌来。她的名字反复被提及，同事们不停问她：“你最后一次与交通部长苏马迪（Budi Karya）见面是什么时候？”

“我开始回翻聊天记录，直到看到一个新闻连结，写着交通部长已被检测出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阳性，那一刻我很震惊。”她在电话采访中告诉端传媒，“大家不断提到我的名字，说‘Kinan经常见到他。’我就更恐慌了。”

Kinan长期跟踪交通议题，这意味着她经常参加交通部举办的活动，也会因此常与部长见面。最近一次采访他是在2月26日，活动上讨论了刺激发展旅游业的措施以及受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毒爆发影响的航班安排。

“在例行的与其他记者一起的闭门会议之前，我单独采访了部长，我们确实面对面交谈过，尽管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她解释道。当时部长不巧需要先接待一位客人，我们的谈话就被打断了。“我们等下再继续。”他说。

等苏马迪再回来，就开始了闭门会，记者们立刻提了一大堆问题，采访照常进行。没有麦克风和扩音器，为了确保高质量的录音，记者们必须尽可能的靠近被采访者。当时，政府已经确认了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例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然而记者和政府官员还是按照过去惯例，直接近距离对话。

一位部长的确诊

当时，公共生活一切照旧，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也好像什么都不会发生。即使1月底，机场已经开始使用探热扫描仪检查乘客体温，并发出了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然而，在2月中旬，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还在提出说，政府正在设计一个刺激方案，希望保持外国游客涌入的状态，甚至为游客打出30%的折扣。

一个半月后，截止4月1日，印尼全国已有1677名新冠肺炎患者，157人死亡。然而，总统仍不愿意实施封锁，而是宣布进入公民紧急状态。一些公民宣传组织认为这一举动十分荒谬，因为这种状态更适合在公民安全的遇到威胁，譬如武装叛乱时实施。

而且，在历史上，紧急状态时期，曾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2004年，在与主张暴力独立的自由亚齐运动（Free Aceh Movement）的多年武装冲突，亚齐省实行了紧急状态。有报告称，在这一时期，以及在之前的戒严期间，在印尼军方任意逮捕、酷刑、绑架、性虐待和法外处决等案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平民。

紧急状态之后，Kinan回忆说：“去现场采访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被鼓励使用口罩和洗手液。办公室的确提供了N-95口罩，但那是为优先级高的记者严格保留的，比如那些去传染病医院（RSPI）报导的记者，最早发现的两名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就是在那里接受治疗。”

但在那次记者会之后，交通部长就很少在公众面前出现了。3月2日，他在西爪哇省的马加伦卡的科达查迪（Kertajati）机场停留，为一架飞机降落在该省机场做准备。这架飞机载有68名从日本——被病毒袭击的钻石公主号上——回来印尼船员。

“在那之后，我再没见到部长。他也再没有出席议程里本应出席的交通部会议。从那以后，记者们都说苏马迪病了。”记者们本能地想问：“他刚从科达查迪回来，有可能感染了冠状病毒吗？”

出于对于部长长时间缺席的不安，记者们曾向交通部公共关系司询问此事。交通部发言人在3月10日星期二对记者说，部长出现了“伤寒症状”，目前正在休息。

没过多久，消息终于传开：四天后，国务秘书普拉蒂诺（Pratikno）证实，交通部长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Kinan和其他记者们是第一个注意到幕布后面怪事的人，然而，他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看这清背后的故事。目前，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声称自己是本国公布冠状病毒信息的唯一权威，这使得公众需要依赖政府的透明，和公众传播的质量。

不幸的是，政府不断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可靠的消息源。

传染：已知的未知

关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处理的公共传播草案要求保证“官方叙述”，也即“政府是严肃的，准备好的，可以处理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公民必须保持冷静和警惕”以及“你可以从2019新型冠状病毒复原”。

苏马迪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患身份有着讽刺意味：不久前，他在一个公开演讲里打趣道，印尼人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有更强的免疫力，因为我们喜欢吃“nasi kucing”——一种在街边车卖的，用香蕉叶子包住少量大米和一小份配菜， 比如甜豆豉、辣椒凤尾鱼、或炒面。虽然听起来很美味，但苏马迪这里暗示的信息很明确：印尼人有免疫力，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处于健康的边缘。

这句显然是个笑话，虽然是讲在这样可怕的时刻。更令人担忧的是，苏马迪不是唯一一个在应对流感大流行时，选择调侃疫情或者随意发布声明的国家官员。如果要将那些声明全都列出，那将会是一个很长的列表。

早在2月，卫生部长德拉万（Terawan Agus Putranto）就回应了哈佛大学的一项早期研究。该研究称，印尼迄今没有发现任何病例，是由于检查病例的数量不够多。卫生部长要求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来印尼“证明自己”，同时坚称“政府没有隐藏任何东西”。

德拉万的辩护加剧了公众对于政府没有能力、或者没有严肃对待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怀疑——政府当时似乎更优先考虑其他大型项目，比如将首都迁到加里曼尼（Kalimantan）。

“我认为政府的公共传播可以被归为糟糕透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政府倾向于低估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危险。”印度尼西亚独立记者联盟（AJI）的主任马楠（Abdul Manan）说，政府的公共传播牵涉到政府如何向公众传递信息，以及信息透明度的问题。

“当2019新型冠状病毒席卷武汉时，政府倾向于忽视这一点，只简单宣称印度尼西亚没有冠状病毒，尽管当时还没有进行过病毒测试。于此同时，一些政府官员还表示印尼人会因为祈祷而远离病毒的侵袭。他们一直在低估这场危机。”马楠说。

在疫情中，公众不难通过一些信息来衡量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 每天能做多少测试？我们的医院能救治多少病人？以及这些医院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最后一个问题极为重要，因为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人口分布不均。

在印尼，信息传播一直非常集中，国家媒体从首都雅加达向全国各地的观众广播，传递信息。这剥夺了大众了解自己所在城市和地区信息的权力，要知道，2019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不仅仅对首都人民构成威胁。

居住在巴厘岛的电视记者黛维（Dewi Agung Ayu）告诉端传媒，因为所有信息都需要和中央政府直接协调，她在本地报导疫情受到了阻碍。这一机制被写入总统办公室（KSP）发布的关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处理的公共传播草案中，里面规定，地方政府只有在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之后，才能发布所在地区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信息。

草案还要求保证“官方叙述”，也即“政府是严肃的，准备好的，可以处理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公民必须保持冷静和警惕”以及“你可以从2019新型冠状病毒复原”。

“我们很焦虑，公众需要快速、准确的信息，然而，我们生活的地区，信息来源是匮乏的。更不用提记者们还需要和在社交媒体上如野火般蔓延的谣言赛跑。”黛维说。

这种集中化的信息流，使记者无法找到与当地社区相关的信息。苏门答腊岛上明古鲁省（Bengkulu）的一名网络记者 Alexander 解释说，当地政府越来越不愿和媒体讨论有关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

“如今他们更封闭了，我们政府不再举办各种活动和会议，我们要如何报导？这是一个棘手的情况。政府官员现在把他们自己隔离起来，在家办公。”他说。

当黛维试图从巴厘岛省政府获得一些信息时，她也遇到过一样的困境。“目前，新闻发布会通过直播进行，问题则由 Whatsapp 发送。这让官员能够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或者干脆完全无视掉这些问题。”她解释道。

另一方面，独立记者联盟主任马楠认为，在疫情大流行中，信息集中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出现问题，那必然会坏事。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公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阳性患者出现的区域，以便当地社区能了解各自疫情的严重性。

“公众总是被实际患病人数所误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提出的数字不相符。我们究竟有多少病人？这也增加了公众的困惑。”马楠补充道。

毫无疑问，公共传播的失败会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直到今天，也许没有比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政府发言人艾玛德（Achmad Yurianto）的声明更糟糕的公共传播失误了。他呼吁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富人帮助穷人，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正常生活，而穷人则通过不传播疾病来保护富人。”后来，他澄清自己的说法是指一些初创公司和机构提供社会援助，让穷人不必走出家门去工作。但是他没有反驳自己最初提到的，穷人是“威胁富人的疾病携带者”这一说法。

有无数原因令政府总是无法向公众传达重要信息。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家长式的沟通关系：期待公民给予充分、无条件的信任，将自己当作可以了解和实施最佳行动方案的权威，或者简单地只为了避免大型的恐慌。另一方面，缺乏收集和处理大量数据的系统，也会导致政府无法传达公众迫切需要的信息。

因而，迄今为止，政府的公共传播只是在告诉公众，在应对疫情时有很多问题——但不知道那些问题到底是哪些。

但是，揭示问题正是专业新闻机构应该做的。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缄默，世上也没有不透风的墙：调查杂志《时代》（Tempo）发现，2月底，卫生部以怀疑商业动机为由，拒绝了新加坡大使馆提供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包。《时代》的这一发现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的批评。民众批评政府在实际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在用这种成本效益来分析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最近路透社的一份报告，雅加达——印尼的疫情中心——葬礼的人数在3月份上升了40%多，这表明与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死亡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的人数要多。

记者在减少疫情伤亡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对于一些记者来说，在家工作是奢侈的，因为他们要在外面寻找线索，比如医院和政府大楼，但这也令他们暴露在被感染的风险之中。

危机时刻的杂音

尽管有上述的重要意义，记者也在围绕冠状病毒的公众讨论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但媒体学者兼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传播系讲师伟斯努（Wisnu Prasetya Utomo）认为，许多印尼媒体也低估了疫情大爆发的可能性。

“回看在1月或2月左右，媒体做了什么，当时，他们还没有危机意识。”伟斯努解释道。“例如，仍然有一些媒体就2019新型冠状病毒采访名人，即使他们的意见无关紧要。这在正常时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它清楚表明，媒体当时认为我们仍处于正常时期，而不是在一场危机中。”

某种程度上，媒体一直依赖网络冲突和热点作为内容来源

伟斯努强调，选择不可靠的消息来源，不仅会有新闻伦理的问题，更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一个例子是，媒体报导了印尼武装部队前指挥官加托（Gatot Nurmantyo）将军在Instagram上的状态，他鼓励穆斯林在自己的清真寺里继续祈祷。在他的状态中，提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如何“起源于中国，一个坚持共产主义的国家，大多数人都不信仰宗教”。

对此，加托还补充道：“在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他们都对清真寺怀有恐惧，仿佛清真寺是一个传染病的源头。”印尼伊斯兰民粹主义的所有元素几乎都集中在这里：从煽动对华人、共产主义的仇恨，到暗示穆斯林是他们国土上的受害者。

“我们当然可以责怪加托。但是当加托的情况被报导（并且没有被批评）时，媒体也应承担责任。”伟斯努继续说，“媒体在这场大流行中发挥作用的最简单方式就是认真对待它，这样其他人也会开始这样做。这意味着，媒体不能如正常时期一样操作。”

原理很简单：煽动者通过发表有争议的言论来获利，而媒体报导这些言论，因为她们需要流行的内容来增加读者群。某种程度上，媒体一直依赖网络冲突和热点作为内容来源——在传播到更广泛的社区之前，数字领域成为观点和思想碰撞的第一个战场。

这也是“buzzer”行业存在的原因：在印尼，“buzzer”是指那些通过支持某一种政治立场并攻击反对派思想来推动政治议程的社交媒体账户。这包括拥有数十万粉丝的高级“互联网意见领袖”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包括 “机器”账号——专门为制造普通网民真实支持某种观点的印象而建立的Twitter账号，通常是通过支持某个标签成为潮流的方式。

印尼智库创新政策与治理中心（CIPG）的研究表明，印尼互联网上的这些“buzzers”主要是由企业、政党和政治人物雇佣，为了在社媒体放大信息，由匿名的机构来做中介，他们的任务是提供内容、确保项目和安排付款——“buzzer”因而被称为一个“产业”。

CIPG的研究还表明，2012年的雅加达省长选举——现任总统佐科威成功参选——是印尼第一次将“buzzer”行业作为政治工具。从那时起，印尼每次大选的候选人都有自己的“buzzer”，来扩大自己在数字领域的影响力。然而，几乎不可能去证明这些“buzzer”是被候选人雇佣的，而不是无偿为自己的候选人做宣传。

不过，“buzzer”的主要问题是他们延续了党派政治。在选举期间，“buzzer”使用的主要说法是指责任何诋佐科威的人是在不公平地抹黑他。一方面，这并不完全是不准确的，因为选举中充斥着黑色运动和骗局；但是，这也压制了对佐科威竞选方案的任何实质性批评。

这种逻辑甚至在选举结束后也会延续下去，因为积极为佐科威进行竞选活动的几位“buzzer”，已经调整了他们的角色，以维护政府的政策。然而，没有证据能表明政府一直在利用这些 “buzzer”：中介机构的存在使交易更难追踪。

事实证明，这种党派逻辑在疫情中有着特定的后果。除了像往常一样为政府的行动辩护，“buzzer”们现在必须为政府的不作为辩护，比如拒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禁闭以“使曲线变平”。由于一些地区领导人对他们的地区实施了封锁，一些人就试图将他们妖魔化，认为他们只是在追求利润和声望 —印尼法律规定，在与健康卫生有关的地区隔离期间，中央政府必须保障其公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

为了维持权力关系，生死问题似乎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人们甚至可能忍不住要思考：这些互联网上的战火，是否让我们远离了群岛里每个重症病房内真正的恐惧？

身在前线却处在黑暗之中

在得知交通部长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后，Kinan 的名字被办公室放入了必须接受2019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记者名单。但她的上司有些犹豫， Kinan 和苏马迪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4天前，这是病毒潜伏的最长时间。

“于是我和他们说，我经常去交通部大楼，甚至昨天都有去过。他们才同意让我一起去检测。”Kinan 说。

第二天一早，Kinan 就立刻前往雅加达东部的 Persahabatan 医院。一共有50多名记者正在接受测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驻扎在总统府。原来，3月11日星期三，苏马迪 参加由印尼总统佐科威直接主持的一次有限内阁会议后，也曾与他们会面。从印尼内阁秘书在官方帐号上发布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到，苏马迪坐在农业和土地计划部 Sofyan Djalil 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司令 Hadi Tjahjanto 之间。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等其他高级官员也出席了会议。

Kinan说，“由于 Persahabatan 医院是雅加达处理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官方医院之一，我们这一行所有人都认为，上级和医院工作人员事先已经有过沟通。然而，随后一名医生解释道，测试设备尚未准备就绪，事实上，进行测试的命令刚刚下达。”

最后，那天只有几名记者接受了检测，并且优先考虑那些在总统府举行内阁会议后直接与苏马迪会面，并且开始出现症状的记者。Kinan 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因为她没有在总统府见过苏马迪。没能得到医院经理的进一步解释，下午1点，Kinan 决定回家。一些记者选择去其他医院做检测，而其他人则留在原地，仍然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检测。

第二天，没能在 Persahabatan 医院接受检测的记者（包括Kinan在内）被转到雅加达北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检查。在这里，他们又遭遇了一项令人不快的“惊喜”：这不是一项2019新型冠状病毒测试，而是常规医疗体检。他们采集血样，监测血压，用X光扫描肺部，检查免疫系统。检查结果没有提到她的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她被贴上了“健康”的标签。

“护士告诉我，这不是检测冠状病毒的测试，而是普通体检。我听了之后很愤怒。”她生气地说道。

之后一段时间，Kinan 的体温都有些过高。她紧张地想到，自己可能感染了这种病毒，原因不是因为在交通部采访，而是因为连续两天花太多时间在指定的医院等待检测。直到现在，她仍然在宿舍里自我隔离，远程工作。

“我可能携带病毒，只是未被发现。”

从4月10日开始，印尼政府在雅加达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交限制（PSBB-pembatasan sosial berskala besar）政策，为期14天，限制范围包括公共庆祝、学校、办公、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还限制了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人数和运营时间。

印尼依然是全球检测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截止4月11日，印尼一百万人中只有71人接受了检验——总共19,452人得到检验，其中确诊3842例，327人死亡，286人痊愈。

（本篇报导由端传媒与东南亚新闻平台New Naratif“新叙述”合作完成。本文两位记者生活在雅加达，原文用英文撰写，感谢实习生吴迪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