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疫情下的老人：隱形的病毒，讓孤獨加重，讓死亡更近

以前，86歲意大利老人米桑（Mario Misan）每天早上的「規定動作」便是在他居住的廣場的咖啡店和他的朋友們見面，一起喝咖啡、聊天，「我老了，但我還喜歡散步和騎自行車。年輕時，我還攀岩呢，即便老了，我也會盡可能地去登山。」

自從2019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米桑就只能一直呆在米蘭的家裏了，「咖啡店早關門了，我也有好幾周沒聽到朋友們的消息了。」

他頓住，不完全是這樣。「今天，我的一位朋友死於冠狀病毒。他是我們當中最年輕的，只有75歲。」米桑沒辦法形容這個噩耗對他的打擊，只是知道他必須獨自面對。「我不想告訴妻子。」

米桑妻子身體有恙，一直在住院，已經快三個月了，在逐步恢復，「以前，在喝完早晨的咖啡後，我每天都會去探望她。」「以前」二字，成了無需解釋的劃分，對於米桑而言，以前，一切都更好，意大利全面封鎖之後，他們只能通過手機視頻聊天。

「不幸的是，我不知道怎麼用智能手機，所以只能在我女兒來看我的時候讓她幫我與妻子連線。」女兒們也來得越來越少了。「她們會接觸到人群，即便接觸發生在安全的距離範圍內，她還是會盡可能少來探望我。現在外孫女也不能來探望我，我們只能通過電話聊天。」

「我知道這是在保護我，但這真的很難。」在採訪中，米桑連歎數次「太難了」，「我知道我必須呆在家裏，即便我已經快要發瘋了。」

疫情下，脆弱的老人人群

歐洲老齡化嚴重，意大利更甚，人口老齡化情況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據意大利國家統計研究所（ISTAT）的數據顯示，意大利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占比約22%。疫情爆發以來，無論是確診還是重症以及死亡人數，都集中在老齡人口之中——截止3月15日，在確診的22512病例中，約74.9%為51歲以上，死亡的1625人中，約87.9%為70歲以上的老人。

疫情的公共衞生決策的制定與這個數字聯繫緊密：政府在爆發初便開始呼籲老年人儘可能呆在家裏，在3月8日全國封鎖的措施之前，意大利就已經下令關閉所有專為老年人提供設施的機構，並且開始對護理和養老院實施隔離：親屬們禁止探視，僅存的聯繫方式為視頻電話。

意大利老人瑪利亞（Maria Concetta Timeno）今年82歲，自從三年前丈夫去世後，退休了的小學老師瑪利亞，就住進了羅馬的一家養老院裏，她63歲的兒子住得很近，每天都能過來陪她一起出去散步——瑪利亞腿腳不便，出行得坐輪椅。

不過，從3月初開始，養老院就封鎖了，不許任何人探視。「護士成了我們與外界的唯一聯繫，」瑪利亞說，比起電視上意大利北部疫情重災區的恐怖情形，養老院的生活如常，只是，如今伴有隔離帶來的孤獨與新聞裏的恐慌。

不過，比起很多年輕人，老人瑪利亞顯得頗為從容，年過八旬，她反而並不那麼害怕死亡了。

在疫情逐漸嚴峻的法國，64歲的法國人杜布勒伊（Françoise Dubreuil）覺得，她母親可能也是這樣看待死亡的。2013年，杜布勒伊的父母同時進入養老院，父親去世後，留下母親獨自生活，今年已是90高壽。「她巴不得早一點投奔另一個世界，跟父親重逢。」

「我媽死都不怕，還在乎冠狀病毒？」

話雖這麼說，但杜布勒伊對養老院信得過，也不太擔心疫情會波及母親。令她傷神的是突如其來的新規——繼意大利後，歐洲其他國家疫情陸續爆發，封鎖養老院的措施也立即出現。法國政府就規定，3月12日起，養老院暫停一切親人探訪。六年來，杜布勒伊幾乎每天下午都去養老院。忽然不能見到老母親，她有些不知所措。

3月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探訪巴黎十三區養老院，呼籲大家「儘量避免探訪老人」。當天，法國養老院開啟「藍色計劃」（plan bleu），實施嚴格管控，可對老人和醫護進行隔離和撤退。2003年法國酷暑危機導致1.4萬人死亡（其中70%都是75歲以上的老人）後，「藍色計劃」被提上改革日程，保證養老機構快速有效應對突發衞生事件。

隨着疫情急轉直下，在很多歐洲國家，「社交疏遠」成了促進國民團結的新利器。蔓延的病毒打破了一些常識，並建立了新的範式。而在當前過渡時期，會產生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紊亂。

杜布勒伊便十分糾結。內心深處，她知道醫護人員謹慎小心，也理解養老院的苦衷。畢竟，暫停探訪也是為老人身體健康着想。但她連續幾天沒見到母親，同樣犯嘀咕：「他們照顧老人時，真的會嚴格遵守規定，並佩戴口罩麼？」她被攔在養老院門外，也不知道裏面到底怎樣，只能乾著急。

這家位於法國東南部伊澤爾省（Isère）的養老院，共有133個床位，每個房間裝有電話，但因建造年代久遠，並未配備互聯網設施。禁止探訪的第二天，她便和母親通了電話。對於杜布勒伊來說，這並非理想的交流方式。母親常年做輪椅，時而清醒，時而昏沉，沒法自己接電話。通話之前，她得先打電話給護工，並拜託後者轉交話筒。但護工本身工作十分繁重，杜布勒伊也不好老是打擾人家。

她喃喃自語：「媽媽肯定能感受到我不在她身邊。」常去養老院的她，能目睹老年人的孤獨境遇，深知生命最後一程若無家人陪伴，多少有些殘酷。

「優先保護」和「年齡歧視」的一線之隔

3月12日和16日，馬克龍相繼做了兩次電視講話。他強調奮鬥在前線的醫護人員，並承諾後續醫療用品供應，但絲毫未提及家庭護工（auxiliaire de vie）這一職業。

法國有280萬家庭護工，他們定期到老人以及殘疾人家中，提供多項協助服務。大多時候，他們需要同對方近距離接觸。如今口罩和酒精消毒液等防護用品奇缺，他們也只能「赤膊」上陣，埋下不少病毒傳染隱患。

法國衞生部2018年數據顯示，共計120萬人申請了老年生活自理個人津貼（APA），其中有72萬人在家居住。他們使用這筆補助（根據自主能力和每月繳納捐金不同，最低每月810.96歐元 ，最高高過2986.58歐元）僱傭家庭護工維繫日常生活。

和養老院的住戶一樣，他們也是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但相比養老院新規觸發的是非爭議，老年人居家護理面臨的挑戰，還尚未引發政府關注。疫情肆虐，家庭護工陷入兩難境地。一個名叫朱斯蒂娜的護工在推特上感慨說：「我時刻同老年人接觸，其中一些是孤寡老人。為了我的健康，尤其是他們的健康，我應該拋棄他們麼？一想到未來，我就很惆悵。」

22歲的法國姑娘查貝隆（Léa Chapeyron）便是這280萬家庭護工中的一員，目前在里昂一家護工協會工作。她意識到，最近，在與服務對象相處時，自己呼吸會不由自主變緩，如果隔得近，還會把臉轉到一邊。「我沒有口罩，彷彿潛意識裏也會想着儘量不要給他們帶來風險。」

她在大學攻讀心理學，課餘時間從事護工工作，服務對象包括殘疾人和老年人。隨着疫情變化，協會的工作安排也有調整。3月15日，統籌專員剛剛通知她，有些護理服務將被取消或推遲，其中包括簡單的家務和非緊急性服務項目。現在特殊時期，也有同事無法正常工作，她會承擔起不少替補工作。

協會發放了消毒液，但無法提供口罩。有護工不滿的，但查貝隆對此則不甚在意。她知道自己不是高危人群，但可能攜帶病毒並危害他人。她能做的，便是注意個人衞生，並儘可能更換衣服。初入行，她有很多東西要學。各種實地操作的知識點撲面而來，她似乎沒有時間擔心2019冠狀病毒。

查貝隆跟諸多法國人的想法類似，認為冠狀病毒只會危及老年人生命安全，跟自己關係不大。但這並不一定。未知的病毒，未知的疫情，現實情況可能要複雜得多。3月15日，法國衞生部長韋朗（Olivier Véran）稱，法國當前400人在重症監護室，其中50%的患者年齡低於60到65歲，算是比較年輕的人群。截止3月18日，法國的確診人數已達9134人，死亡人數264人。

著有《為老人辯護》一書的作者，也是法國前國民議員古艾熱（Jérôme Guedj）說：「每次公布2019冠狀病毒死亡人數，專家尤其強調死者的年齡，試圖藉此『安撫』民眾。仔細想想，這種做法實在讓人擔憂，其實反應出整個社會的年齡歧視。」

比起種族和性別歧視，年齡歧視較少見諸報端。但在法國，談論起老年人，養老涉及的財政花費成為不可繞過的話題。有學者認為，財政開銷負擔或為當今社會老年人遭遇普遍歧視的根源。

在2019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法語社交網絡上，已經出現不少針對老年人的惡評，雖有些出人意料，實則有跡可循。其中不乏一些無知且冷漠的言辭：「老年人多一個少一個都無所謂，反正我們體會不到區別」；「讓病毒進入養老院，只有老人會死，這樣我們就不需要繼續（退休）改革了」……政策制定者也許沒有料到，他們認為「優先保護」對象——老年人，也會因此成為「被歧視」對象。

孤獨，會更惡化

老年人的孤獨，在疫情發生前，就已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而今的「社交疏遠」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對此，養老機構同樣保持警醒。法國老年人服務機構負責人協會（ADPA）會長尚普沃爾（Pascal Champvert）便質疑道：「老年人長時間無法見到自己的家人，大家是否想過其後果？」在他看來，心理健康同身體健康同等重要。在法國，目前養老院的老人裏，三分之一就已經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擾，進一步隔離，只會導致現狀惡化。

2017年，法國一個名為「貧苦兄弟」的老年人救助協會（Petits frères des Pauvres）曾做過一項調查，發現30萬名60歲以上的法國人，平日幾乎不與他人見面，可以說被判了「社會性死亡」。背後原因不一，但社會學家紛紛指出，老年人孤獨潮湧現，同西方現代社會家庭模式的演變，以及個人主義的盛行不可分割。

缺乏社會紐帶和關聯，長期處於孤獨狀態，容易導致抑鬱等心理疾病。不少人質疑：有些老人不會死於2019冠狀病毒，但會死於孤獨。

法國哲學家維爾-杜布可旦（Paul-Loup Weil-Dubucdans）批評，老年人死於孤獨，民意不會出現反彈，但如果他們死於疫情，民意則會強烈譴責政府。他認為暫停一切親人探訪這條措施，太過嚴苛，並於3月14日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撰文稱：「禁止親人探訪，並非為了保護老人，只是為政府撐起一把保護傘罷了。」

病毒和孤獨誰更可怕？在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可能很少考慮這個問題。46歲的法國人戈爾夏在諾曼底大區的一家公立教學醫院（CHU）擔任護士，十分支持嚴格控制家屬探訪。

戈爾夏所在的神經科以老年病人為主，他們大多在50到80歲之間。最近三週，她所在醫院不斷收緊訪客人數，已由四人一室，降低到一人一天。 年輕患者對此反應平淡，但作為病毒高危人群的老年患者，則因無法見到親人，尤為不滿。他們平時訪客沒幾個，但奇怪的是，疫情期間，來探望的家屬卻格外多。戈爾夏也沒法解釋這一現象，但猜測疫情期間，大家沒法工作，「便一拍腦袋說，我們去看看爺爺奶奶吧」。

調侃歸調侃，戈爾夏還是有些傷感：「老年人一般很孤獨。在法國，我們總是忘記老年人。」

像意大利和法國一樣，荷蘭的養老院也遵循政府要求，開始了封鎖。給荷蘭13處養老院提供醫療服務、擁有約4000醫護人員的Vivium Zorggroep集團，從3月12日開始禁止了所有「不必要的的往來」，志願者不能再進入這些養老院，院內的集體活動也取消了，醫護人員不能在多個養老院內工作。

埃洛伊（Eloy van Hal）是Vivium Zorggroep的顧問，在3月12日禁令宣佈之前幾個小時，還陪著一群美國學生在養老院與老人互動，週一（15日）再回去的時候，院裏已經變得非常安靜了。

但是，埃洛伊心知，所謂的「社交疏遠」，在這些住有失智或各種其他疾病的老人院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醫護人員需要很近距離地照顧他們，需要跟他們聊天，「無法停止與老人們握手，因為這會顯得很不正常。」尤其對於很多失智老人而言，旁人要與他們保持距離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在上週，一位住戶還跑過來親吻了我的臉頰。」

醫護人員也按政策，不會戴上口罩或是手套。一直以來，這些住所的政策都是希望讓醫護人員不那麼的「機構化」，「以此來提升老人們的生活質量。」

截止3月16日，荷蘭已有1413名確診病例，其中24人死亡。死去的病例最年輕的是59歲，最老的則是94歲。就像其他國家一樣，老人在病毒前，更為脆弱。

應該告訴院裏住著的老人們這個影響著外頭許多許多人的疫情嗎？埃洛伊也很猶豫。即便失智，老人們還是會想要知道更多，他們也會想知道為什麼親人們不來探望了，為什麼不能參加集體活動了，但是，「他們又會很難去理解和記住新的信息。」

「這些隔離政策會讓老人們更為孤單，如同你我，社交對於老人們極為重要，」埃洛伊說，「你要知道，並不是只要活著、活得越久就就好，更重要的是盡可能有質量地活著。」

42歲的法諾（Dalia Fano）是意大利的一名社會工作者，她所在的養老院裏，許多住戶也都有認知障礙，他們意識不到發生了什麼。「可能會被口罩嚇到，」因此，醫護人員不會戴口罩，會保證更換、消毒衣物、洗手。

法諾說，養老院的氣氛很好：「我們曾經是整個社區和家庭的聚會點，而現在感覺更像一個相互照應的家。」但相應的，養老院外頭家屬的情緒，起伏更大。家屬們有時甚至會很憤怒，「經常有家屬給我們打電話說，我不想讓我的父母孤獨地離世……」

然而，孤獨離世，已經在發生。意大利因2019冠狀病毒肺炎致死的人數還在猛增，單3月18日當天，就增加了475例。截止3月18日，意大利已有35,713確診病例，死亡人數2978。令人難過的是，意大利早已不允許舉行葬禮，家人都無法來送逝者最後一程，下葬時，在場的只有一名神父。

在意大利疫情最為嚴重的倫巴第大區貝加莫（Bergamo），當地報紙《L\”Eco di Bergamo》最近的訃告頁，從平時的兩三頁，增至每天11到12頁。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這家報紙的編輯說，當中有九成的死亡，都是因為新興冠狀病毒，像極了「戰爭公告」。

戰時的記憶湧回了很多意大利老人的腦海，電話採訪的另一頭，年過八旬的瑪利亞就帶着一絲平靜地聊起了二戰。

「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一些記憶：我還是個孩子，羅馬被轟炸，每個人都很害怕。有時我會覺得，我生命結束的時刻，就會像開始時一般。」

實習生王筠琪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