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夢：野百合學運、90年代憲改與《狂飆一夢》

野百合學運三十週年的前一週，發生了一件看似與運動本身完全無關的事件。正值2019新型冠狀病毒流行的此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製作了全球疫情線上地圖，廣受世界各地媒體與網友引用。此前，台灣在地圖上一直都被標示為Taiwan，但在3月10日下午，網友發現，原本列表上的「台灣」（Taiwan）被改成「台北及周邊」（Taipei and environs）並標上China。

正如以往的每次「台灣正名」戰爭一般，台灣（與支持台灣的一方）堅稱自身是獨立的國家、或至少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來自中國的網友則堅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有趣的是，在本次的熱戰之中，Github上出現了一個issue（ https://pse.is/QKPR7 ），題為「中國大陸是台灣的一部分」（Mainland China is a part of Taiwan）

對於今日來說，這不過是在反擊中國的大前提下進行的一次富有創意的語言遊戲，大概不會有人真心相信中國是台灣的一部份。但對於三十年前的中正紀念堂廣場、野百合學運發生的90年代來說，這是真實的歷史：作為中華民國「最後的一省」，中國大陸曾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成為「台灣的一部分」，而在90年春天上街的學生與市民，亟欲改變此一處境。

這乍看違反常理的政治現象從何而來？在中華民國仍統有全中國與台灣之時，其《憲法》明定總統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產生，每縣市選出一名國大代表，台灣省共計有27名國大代表，於1947年11月投票；立法院則於1948年1月投票。這批國大及立委代表，是二戰後中華民國第一批全國級的中央民意代表。隨著中央政府失去大陸統治權，台灣省成為中華民國「最後的國土」，這批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因「尚未反攻大陸」遲遲無法改選，逐漸由具有合法正當性的「中國民意代表」，成為台灣島上畸形的「萬年國代」。

要求中央民代改選的呼聲，並非從90年代始。早在60年代末期，距離第一屆中央民代選舉超過二十年，部分民代開始辭世，便開始出現員額不足與其後衍生的「增補選」需求。1969年3月，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該年底，政府開始依法舉辦首次增補選，早期的「黨外」政治人物如黃信介等人即是在本次當選立委，進入國會，逐步展開「中華民國國會」本土化、台灣化的路程。

此後，歷經多次遊戲規則複雜的增補選，黨外政治勢力逐漸成為台灣政治體制內的熱門名詞。1977年因「作票」（國民黨意欲以不正當手段使黨外人士落選）爭議的中壢事件、1979年因中美斷交而衍生的中央民代增補選延期，更間接引爆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將台灣一步步推向新時代。

在這過程當中，「民主化」與「本土化」是兩條並不相等、卻時常同時推進的複雜軸線，中央在民主選舉原則下僅願意有限度開放增補選的背後議程，未必只是因為「反民主」，亦有更大動力是「反本土」：若讓中央級民意代表當中台灣人的比例不斷提高，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正當與合法性安在？歷經80年代多次激烈的街頭運動潮流後，1987年解除臺灣省戒嚴、1988年蔣經國過世，兩條軸線的匯流已勢難阻擋。

1990年三月，這批普遍出生於1970年前後的大學生，再也無法忍受這種「以一省承擔一國」的畸形體制，走上街頭訴求這「七百多個皇帝」必須退場，要求改革。痛斥這些民代為「皇帝」，不僅揭穿讓他們遲不退位的畸形體制，也犀利刺中這群中央民代的痛點：反攻大陸的口號已經喊了二十年，眼看將成幻影。這群無法回到大陸改選的民意代表，原本是戰後中華民國第一代的民主實踐者，卻在此時成為民主之敵，任誰也難在1947、48年選舉時就能料想到這結局。

如今回頭看來，台灣在1990年發生的廣場學運之所以能促成憲政改革，不只肇因於80年代的民主化（解嚴）進程，也受前一年天安門學運影響甚深，在「我們是民主政府、不可學中共鎮壓學生」的壓力下，學生運動成為當時暗潮洶湧的台北政局裡的最佳局外人，推動了歷史的進程。

89年天安門學運對野百合學運的影響，可見諸史料。當時的學運廣場總指揮之一、現任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陳信行曾撰寫〈我的野百合〉一文回憶：「第二年的三月，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符號一件一件地重現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指揮中心』、絕食團、一份題為『27軍不要來！』的廣場文宣。我的同志們綁著頭帶含淚向父母道歉、加入絕食行列的鏡頭，在電視上看來酷似前一年的紀錄片。甚至『野百合』這個圖騰，也是廣場學生們討論要以什麼形式來替代天安門那座與自由女神肖似到令人不安的『民主女神』像時，而產生的一個我們覺得更為可親的識別標誌。」

另一名廣場總指揮、現任立法委員范雲也曾於接受台灣中央廣播電台訪問時提到，「六四運動有一個自由女神像，所以也的確是這樣，我們就覺得台灣也要有一個運動的象徵物，可是因為中國的緣故，我們就覺得不要一個西方的東西，因為中國那個自由女神像是模仿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只是換了一個東方的臉孔。」「很多人會說我是台灣的柴玲，因為柴玲是六四的女性民運領袖裡面最有名的嘛！那我當時就發了一個聲明給記者說，我不是台灣的柴玲，我是范雲。」

除了在學運的象徵上，展現出當時學生摸索「本土民主」符號的努力；以法制上而論，野百合學運所欲推動的「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解散國民大會」乃至後來推動的「《憲法》增修條文」，同樣是在給民主運動加上完整的「本土」敘事軸線。解除臺灣省戒嚴，猶可說是讓「中華民國臺灣省」自由，並不涉及民國法統動搖問題；但隨著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將大陸各省代表以台灣本土代表取而代之，而《憲法》增修條文明確將台澎金馬稱作「自由地區」、中共領土為「大陸地區」，則「中華民國」必須成為「中華民國台灣」，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自90年代開始，本土化與民主化看起來是不可逆的潮流，但在史觀漸漸變化的同時，在民國史觀下生長的一代人，不會每一個人都有跟上「時代的腳步」，勢所必然。在「亡國感的戰爭」頁面中，端傳媒曾找出1994年趙少康參選台北市長時的政見發表影片，不但可說是台灣選舉史上「亡國感」的起源，也可說是外省族群（1949年後隨中央政府來台的各省軍民）的一次團結。早在1986年，作為外省第二代的趙少康即呼籲，若外省族群不能團結起來，終將成為台灣社會上的弱者，成為無根的族群。當年的趙少康，是這樣說的：

「我最擔心的倒不在本省人，而是外省人的第二代。在經濟上外省人是弱勢者，他們沒有土地、祖產；而在政治上外省人也是弱者，除了極少數中央部會的官員，日前外省人也是越來越少。台灣省主席、台北市長、高雄市長都是本省人。為什麼現在有些黑社會幫派中，很多眷村子弟？因為他們只有在那裡才能滿足自我，否則就是到國外留學不回來，因為他們覺得在這裡前途並不好。」

「我們再大膽一點講，今天固然在一千九百萬人中，外省人只有兩三百萬，是少數，但與大陸十億人口相比，台灣人還是絕對少數。假如有一天，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覺得活不下去，覺得受到壓迫、排斥，他們有沒有可能和中共裏應外合？中共一直找不到理由來打台灣，但假如有一天外省人說歡迎中共來，那中共會不會來？」

趙少康在解嚴前一年提出這番「外省人弱者」論，而在90年代成為外省政治菁英代表。時移事往，三十年後，趙少康口中的「外省人第二代」韓國瑜參與了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韓國瑜以中華民國作為號召，紮實擄獲了一群熱情支持者，最終又引發新生台灣本土意識的反撲，在強烈的亡國感驅動下，以817萬票將蔡英文送上連任之路。

但是，未跟上新生的「亡國感」世代者，並不是只有「韓粉」而已。於本週上映的台灣紀錄片《狂飆一夢》中，一路熱情參與黨外運動、堅定支持台灣獨立的主角康惟壤，曾在大選前接受端傳媒專訪。當他被問到，「你對當前年輕人的亡國感有何看法？」他滔滔不絕地回答，「年輕人不會有真正的亡國感的，他們接受的是台灣的本土教育、他們天然認同台灣是他們的國家，不可能覺得中華民國是他們的國家…」

待康惟壤流利地答了好一陣子，一群出生於解嚴後的年輕人才反應過來，康惟壤一時誤會，以為今日年輕人所認同之「國」仍只有中華民國，而未能馬上理解，年輕人心目中的「國」，早已是新生的「中華民國台灣」、或更直接地拋棄「華獨」認同（意指認同台灣可以中華民國身份作為獨立國家）的台灣共同體。

在民國史觀下奮力抗爭的康惟壤，曾在2002年代表參與台北縣議員落選；另一位主角曾心儀則是於1998年代表建國黨選舉立委，與她同台競選的，有2020年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位於新北市（鄰近台北市）的中和素來是深藍選區，在該屆的選舉中，韓國瑜順利當選，而曾心儀落選。曾心儀回憶，自己在該區參選的初衷，只為挑戰前行政院長、國民黨高層李煥家的「政二代」李慶華，「完全沒有注意到韓國瑜」。

兩位主角與多條歷史軸線的交錯與無意間的「誤答」，幾乎可說是那一代人的生命縮影，在青年到壯年的時間之內，經歷了國族與歷史觀念的數次變遷，至今仍未有成形的答案，而每一個生命個體自有其獨立而難以輕易更替的選擇。野百合學運三十年後，韓國瑜以「中華民國」保衛者為號召，雖未當選，卻仍可見有五百餘萬人被其召喚。

對於野百合世代而言，這現象或許意味著擺脫「萬年國代」、呼喊本土的議程迄今仍在路上；但當年以「外省人弱者」論與清新形象縱橫政壇的趙少康，至今仍在螢光幕前活躍，與他同時的一代人，也都當壯年，雙方在情感上或政治上，大約很難有共識。在去年的「韓粉」爭議中，台灣多數人當可明白，這段歷史並非一場遠去的夢境，而是仍進行中的現實。如何與承載不同歷史的他者相遇？如何認真看待這段「中國大陸是台灣的一部分」的歷史而非只當做網路上的一則趣談？當是野百合三十週年、對自身制度已有足夠自信的青年台灣，可以成熟面對、也必須直接面對的問題。

端傳媒將於三月持續推出野百合學運相關報導、評論，並於今年下旬推出「台灣90年代」系列專題，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