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梦：野百合学运、90年代宪改与《狂飙一梦》

野百合学运三十周年的前一周，发生了一件看似与运动本身完全无关的事件。正值2019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此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制作了全球疫情线上地图，广受世界各地媒体与网友引用。此前，台湾在地图上一直都被标示为Taiwan，但在3月10日下午，网友发现，原本列表上的“台湾”（Taiwan）被改成“台北及周边”（Taipei and environs）并标上China。

正如以往的每次“台湾正名”战争一般，台湾（与支持台湾的一方）坚称自身是独立的国家、或至少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来自中国的网友则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有趣的是，在本次的热战之中，Github上出现了一个issue（ https://pse.is/QKPR7 ），题为“中国大陆是台湾的一部分”（Mainland China is a part of Taiwan）

对于今日来说，这不过是在反击中国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一次富有创意的语言游戏，大概不会有人真心相信中国是台湾的一部份。但对于三十年前的中正纪念堂广场、野百合学运发生的90年代来说，这是真实的历史：作为中华民国“最后的一省”，中国大陆曾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台湾的一部分”，而在90年春天上街的学生与市民，亟欲改变此一处境。

这乍看违反常理的政治现象从何而来？在中华民国仍统有全中国与台湾之时，其《宪法》明定总统由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每县市选出一名国大代表，台湾省共计有27名国大代表，于1947年11月投票；立法院则于1948年1月投票。这批国大及立委代表，是二战后中华民国第一批全国级的中央民意代表。随着中央政府失去大陆统治权，台湾省成为中华民国“最后的国土”，这批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因“尚未反攻大陆”迟迟无法改选，逐渐由具有合法正当性的“中国民意代表”，成为台湾岛上畸形的“万年国代”。

要求中央民代改选的呼声，并非从90年代始。早在60年代末期，距离第一届中央民代选举超过二十年，部分民代开始辞世，便开始出现员额不足与其后衍生的“增补选”需求。1969年3月，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通过〈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该年底，政府开始依法举办首次增补选，早期的“党外”政治人物如黄信介等人即是在本次当选立委，进入国会，逐步展开“中华民国国会”本土化、台湾化的路程。

此后，历经多次游戏规则复杂的增补选，党外政治势力逐渐成为台湾政治体制内的热门名词。1977年因“作票”（国民党意欲以不正当手段使党外人士落选）争议的中坜事件、1979年因中美断交而衍生的中央民代增补选延期，更间接引爆年底的美丽岛事件，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新时代。

在这过程当中，“民主化”与“本土化”是两条并不相等、却时常同时推进的复杂轴线，中央在民主选举原则下仅愿意有限度开放增补选的背后议程，未必只是因为“反民主”，亦有更大动力是“反本土”：若让中央级民意代表当中台湾人的比例不断提高，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的正当与合法性安在？历经80年代多次激烈的街头运动潮流后，1987年解除台湾省戒严、1988年蒋经国过世，两条轴线的汇流已势难阻挡。

1990年三月，这批普遍出生于1970年前后的大学生，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以一省承担一国”的畸形体制，走上街头诉求这“七百多个皇帝”必须退场，要求改革。痛斥这些民代为“皇帝”，不仅揭穿让他们迟不退位的畸形体制，也犀利刺中这群中央民代的痛点：反攻大陆的口号已经喊了二十年，眼看将成幻影。这群无法回到大陆改选的民意代表，原本是战后中华民国第一代的民主实践者，却在此时成为民主之敌，任谁也难在1947、48年选举时就能料想到这结局。

如今回头看来，台湾在1990年发生的广场学运之所以能促成宪政改革，不只肇因于80年代的民主化（解严）进程，也受前一年天安门学运影响甚深，在“我们是民主政府、不可学中共镇压学生”的压力下，学生运动成为当时暗潮汹涌的台北政局里的最佳局外人，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89年天安门学运对野百合学运的影响，可见诸史料。当时的学运广场总指挥之一、现任世新大学社发所教授陈信行曾撰写〈我的野百合〉一文回忆：“第二年的三月，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符号一件一件地重现在中正纪念堂：『广场指挥中心』、绝食团、一份题为『27军不要来！』的广场文宣。我的同志们绑着头带含泪向父母道歉、加入绝食行列的镜头，在电视上看来酷似前一年的纪录片。甚至『野百合』这个图腾，也是广场学生们讨论要以什么形式来替代天安门那座与自由女神肖似到令人不安的『民主女神』像时，而产生的一个我们觉得更为可亲的识别标志。”

另一名广场总指挥、现任立法委员范云也曾于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访问时提到，“六四运动有一个自由女神像，所以也的确是这样，我们就觉得台湾也要有一个运动的象征物，可是因为中国的缘故，我们就觉得不要一个西方的东西，因为中国那个自由女神像是模仿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只是换了一个东方的脸孔。”“很多人会说我是台湾的柴玲，因为柴玲是六四的女性民运领袖里面最有名的嘛！那我当时就发了一个声明给记者说，我不是台湾的柴玲，我是范云。”

除了在学运的象征上，展现出当时学生摸索“本土民主”符号的努力；以法制上而论，野百合学运所欲推动的“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解散国民大会”乃至后来推动的“《宪法》增修条文”，同样是在给民主运动加上完整的“本土”叙事轴线。解除台湾省戒严，犹可说是让“中华民国台湾省”自由，并不涉及民国法统动摇问题；但随着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将大陆各省代表以台湾本土代表取而代之，而《宪法》增修条文明确将台澎金马称作“自由地区”、中共领土为“大陆地区”，则“中华民国”必须成为“中华民国台湾”，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自90年代开始，本土化与民主化看起来是不可逆的潮流，但在史观渐渐变化的同时，在民国史观下生长的一代人，不会每一个人都有跟上“时代的脚步”，势所必然。在“亡国感的战争”页面中，端传媒曾找出1994年赵少康参选台北市长时的政见发表影片，不但可说是台湾选举史上“亡国感”的起源，也可说是外省族群（1949年后随中央政府来台的各省军民）的一次团结。早在1986年，作为外省第二代的赵少康即呼吁，若外省族群不能团结起来，终将成为台湾社会上的弱者，成为无根的族群。当年的赵少康，是这样说的：

“我最担心的倒不在本省人，而是外省人的第二代。在经济上外省人是弱势者，他们没有土地、祖产；而在政治上外省人也是弱者，除了极少数中央部会的官员，日前外省人也是越来越少。台湾省主席、台北市长、高雄市长都是本省人。为什么现在有些黑社会帮派中，很多眷村子弟？因为他们只有在那里才能满足自我，否则就是到国外留学不回来，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前途并不好。”

“我们再大胆一点讲，今天固然在一千九百万人中，外省人只有两三百万，是少数，但与大陆十亿人口相比，台湾人还是绝对少数。假如有一天，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觉得活不下去，觉得受到压迫、排斥，他们有没有可能和中共里应外合？中共一直找不到理由来打台湾，但假如有一天外省人说欢迎中共来，那中共会不会来？”

赵少康在解严前一年提出这番“外省人弱者”论，而在90年代成为外省政治菁英代表。时移事往，三十年后，赵少康口中的“外省人第二代”韩国瑜参与了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韩国瑜以中华民国作为号召，扎实掳获了一群热情支持者，最终又引发新生台湾本土意识的反扑，在强烈的亡国感驱动下，以817万票将蔡英文送上连任之路。

但是，未跟上新生的“亡国感”世代者，并不是只有“韩粉”而已。于本周上映的台湾纪录片《狂飙一梦》中，一路热情参与党外运动、坚定支持台湾独立的主角康惟壤，曾在大选前接受端传媒专访。当他被问到，“你对当前年轻人的亡国感有何看法？”他滔滔不绝地回答，“年轻人不会有真正的亡国感的，他们接受的是台湾的本土教育、他们天然认同台湾是他们的国家，不可能觉得中华民国是他们的国家...”

待康惟壤流利地答了好一阵子，一群出生于解严后的年轻人才反应过来，康惟壤一时误会，以为今日年轻人所认同之“国”仍只有中华民国，而未能马上理解，年轻人心目中的“国”，早已是新生的“中华民国台湾”、或更直接地抛弃“华独”认同（意指认同台湾可以中华民国身份作为独立国家）的台湾共同体。

在民国史观下奋力抗争的康惟壤，曾在2002年代表参与台北县议员落选；另一位主角曾心仪则是于1998年代表建国党选举立委，与她同台竞选的，有2020年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位于新北市（邻近台北市）的中和素来是深蓝选区，在该届的选举中，韩国瑜顺利当选，而曾心仪落选。曾心仪回忆，自己在该区参选的初衷，只为挑战前行政院长、国民党高层李焕家的“政二代”李庆华，“完全没有注意到韩国瑜”。

两位主角与多条历史轴线的交错与无意间的“误答”，几乎可说是那一代人的生命缩影，在青年到壮年的时间之内，经历了国族与历史观念的数次变迁，至今仍未有成形的答案，而每一个生命个体自有其独立而难以轻易更替的选择。野百合学运三十年后，韩国瑜以“中华民国”保卫者为号召，虽未当选，却仍可见有五百余万人被其召唤。

对于野百合世代而言，这现象或许意味着摆脱“万年国代”、呼喊本土的议程迄今仍在路上；但当年以“外省人弱者”论与清新形象纵横政坛的赵少康，至今仍在荧光幕前活跃，与他同时的一代人，也都当壮年，双方在情感上或政治上，大约很难有共识。在去年的“韩粉”争议中，台湾多数人当可明白，这段历史并非一场远去的梦境，而是仍进行中的现实。如何与承载不同历史的他者相遇？如何认真看待这段“中国大陆是台湾的一部分”的历史而非只当做网路上的一则趣谈？当是野百合三十周年、对自身制度已有足够自信的青年台湾，可以成熟面对、也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

端传媒将于三月持续推出野百合学运相关报导、评论，并于今年下旬推出“台湾90年代”系列专题，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