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是梁文道先生，我最初思考社會的養份也有部份來自他的筆耕不絕。他能言擅辯，說起故事來娓娓動聽，思想的繡線瀟灑俐落，裏面的填充的綿花縝密卻又留有空間，讓人們的思想得以在裏面穿梭，刺激你想得更多，走得更遠。這場對談裏鹽叔追問了好幾個問題，文道先生都沒有正面回應，只是用不在乎的形態消解掉。可惜對談超時讓鹽叔要先行離場。在鹽叔離場後，文道先生又變得輕鬆許多，又變回那個熟悉動人的言說者。
文道先生說自己不希望成為任何人的同路人，在寫作上。其實關鍵不是梁「願不願意」同情，而是一種如梁念茲在茲的 integrity （正直）——當一個評論者多年追求民主反對極權講求自由，而這次運動是明罷著透過無數人的犧牲（是講實實在在的肉身與前途犧牲）去喚起全球的反極權中國意識，而且讓香港再度繼冷戰成為全球政治力量較勁與關注的焦點，壯大了香港反抗本錢，那麼這個評論者就「有責任」對運動者有種敬意與同情。這不是「願不願意」，而是「責任」問題——對自己的文字負責任，對自己文字一直講求的價值負責任。
這並不意味著梁必須服從運動，對運動無可非議。恰恰相反，正因為同情與尊重人們為了自己經年追求的價值的付出，這位寫作者才需要指出他眼中的運動問題，才更需要付出敬意，嘗試自己也投身到運動當中，去落手落腳，在創造中改變運動讓自己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因為這不是誰的別人的運動，而這是一個追求民主的運動，也是梁本身多年講求的價值的某種展現。投身到運動當中不等於上物理衝突戰場的最前線，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可以負起各種百樣的開拓戰線。（梁在過去多年其實有做，這次運動都有這樣的時候，必須看到他的付出）
梁在對談裏講到，他這次運動裏寫文章，其中是覺得大家講要背水／最後一戰是太過樂觀了，他不否認香港現時各樣情況很差，但他說以他對北京的認識，香港情況往後有可能更差，於是他說要提出這個可能，讓大家再反思運動的走向。這其實是一個大家對梁最為不滿的地方——以為大家不清楚香港有可能更差，實際是輕蔑了群眾的自覺性，過度以為自己看透世情；以為提出「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現實」（梁用語）是種提醒，實際上在大家都已知狀態之下再講這些，除了是否定大家的理性，客觀效果上便是助實了政權的打壓。人們不是不知道情況會更差，而是準備好捱過更差的狀況才走出來抗爭，然後你卻又走來講會更差，或者說你已經說過會更差，不是不可這樣做，只是其實無太大意思。
當然梁可以到後來認為運動走遠了本真，作出批評甚至反對。這也無須爭議，問題在於，他的批評與反對，在我看來也不太站得住腳。梁舉的例子是有人裝修藍色小店（他是理解也覺得裝修紅店「不是壞事」），於是他提出這有道德上的問題，不能因為這樣就去封殺意見不合者。我是認同他的這個立論的，但關鍵在於他如何看待這樣的行徑。鹽叔用的字眼是「overspilt」，即「溢出」，我也是持這個看法的，這關涉到我們如何看待一場運動——溢出是指有盛載的容器，而其中震盪太劇，所以有時盛載物會超出了容器本身。這場運動警暴傷人，濫捕，視人命如無物，人們身邊或許都有親朋戚友受過警暴所傷，而且運動發展得既深且廣，植根了在每個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裏面必然夾雜暴烈情緒，而且當紅店／藍店的界分不是來得如此明確或一刀切，「沒有辦法、有那麼絕對的是非判斷」（梁用語）時，個別群眾就必有誤判，或者情緒溢出理性可以框住的界線，衝出去咬了不該咬的人。
這些溢出的情緒與行動，對我來說是需要批評與糾正的，但不是一種直接的指罵，然後否定運動。我認為我們也許先該問運動整體有否自我修正的能力。回看當初「裝修」藍店及馬鞍山燒人案後，網路上連登上評論上都寫了許多反思文章，如鹽叔所講有定出「嚴謹的裝修準則」，當然亦如梁所講依然（偶爾）會有越界的時候，但群眾運動其實是種動態的相互反思均衡——越界，質疑，反思，討論，修正，某程度共識，又再越界……只要越界不是系統性的螺旋向下墜落，其實運動倫理的波動是群眾群動反抗運動的基本特性。後來對於藍店的裝修已經減少許多，而燒人的行徑已再無出現。這次運動持續修正的特質無可置疑是脆弱，且有持續變弱之勢，但曠日持久無可厚非。這次運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民抗命，那種「和平、有秩、守法」——如鹽叔所講已在2014年做到極致，無功而還，參與者被拉／打／關進牢房裏去。但與此同時，這次運動嘗試突破過去失效的抗爭手法，但又（暫時尚）止於血腥的武裝衝突，雖偶不儘善，但仍在嘗試摸索與調整武力的對像與目標。作為評論者應該要看到此點，繼而盡已一份力，為運動整體的推進創造更好條件。
對於此，梁文道先生說他「不是很知道為什麼要重大局」（整體運動的動能與延續），我認為他確實是問中了關鍵。梁作為長年的民主與反極權者、言論自由的推手與實行者，除非他說自己否定民主與反極權的追求，如非，那麼人們在為他筆耕不絕放得高高的自由民主犧牲與奉獻（就算他再不認同後來的裝修），那麼他就不能夠否定整個運動，不思考他口中的「大局」。
而基於不否定這個運動下的善意批評，其實就濃縮了在梁一開首所講「最討厭」的用詞——「利申」。因為利申的意思，其實就包含了「我明白運動是民主追求我也參與了／感謝人們抗爭的付出，可是……」。這不是一種違心的說話，恰恰反而是一種對運動的敬意。梁文道說自己寫過許多反極權的文章，所以不希望在文章裏再多講這些前提，希望文章變得精煉。我認同他的這個講法，因為梁明顯不可能是「御用文人」（對談中的用字），收了維穩費，要是這樣的話他好多明擺挑戰北京底線的說話都大可不必講了。
但問題在於他是梁文道，他可以這樣不利申，因為他是名人，有足夠的文字累積，人們可以透過他的文字確認他不是北京派來的維穩文人（我是真心這樣想的，但今天我這樣講可能已經會被好多人批評）。梁文道以石永泰被讚完又罵為例講世界不講脈絡，變得碎片化，只講當下對運動好與不好，但「利申」的使用，恰恰卻是講脈絡的表現，因為這講求了大家如何理解運動，把前因後果的種種碎片連結起來，講大家知道也清楚運動是因為政權過去幾年／十年／幾十年的暴力被逼成某時候有點過火的樣子。極權的陰謀正在於把人們反抗行動的因由打碎，只聚焦其中武力碎片的瞬間。
當然，不是說利申了就證明人們強調脈絡，也不是說不談利申就是講脈絡。群眾運動席捲各個年齡與階層，過去沒有那麼關注這些政治運動的公民都參與到這次的反抗之中，他們本來就沒有這些脈絡，我們作為長期關注這些政治運動歷史的人，要做的其實是為大家補回來缺位的脈絡。這是「首尾一貫要求自己的道德原則」（梁語）的評論者的責任。
鄧小樺把群眾動武概括為「要打倒惡魔先要變成惡魔」（她應該只是為了對談推進下去才引此一概，未必是其心裏想法）；梁文道先生引用他朋友說「中共就是透過利用對手／西方的道德而擴大自己勢力，滲沙子，最後卻攻擊與破壞整個自由民主體制，所以不能和對方講價值」（大意），梁說他想了很久，認為這位朋友講得「好有道理」。
文道先生在講「回答不了」那位朋友之後，說「作為一個寫作評論的人去評論這件事，是永遠在這現實與常識兩者張力之間來回的，如果你從來沒有感受到這種張力，我甚至乎再嚴苛一點說，我覺得任何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你應該任何時候都能感受到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你身上發生，如果你從來不緊張，你沒有在這上面你沒有試過手足無措不知如何選擇的話，那你是一個很可怕的人來的。」梁這段講得銳利，但我們必須要問，對於公共知識份子來說的常識，是群眾的常識嗎？對於群眾來講的現實，是公共知識份子的現實嗎？這沒有絕對的答案。可是一但這種現實與常識的具體內容與對像變得模糊，這段質問就失去效用。
而且，香港這次的自由抗爭運動真不講價值嗎？人們後來對過火裝修與傷人的修正不恰是講求價值嗎？大家在香港裏做連儂場，做文宣，做大量的懶人包，和理非行動教學，立法會進攻功能組別教學，做國際宣傳與連結，還有更多更多……不正也是嘗試在既有的體制裏，在講求溝通之中去行動？要是不講價值不尊重立場不一的人的自主與獨立，還費甚麼心機去做溝通與玩現行體制？又如何得以成功在國際遊說？直接殺掉除去立場不同者就好了。當然我們可以說再暴力的革命都要講文宣，這是戰略需要，無關真心。但如果革命講道德講價值，不也值得尊重和肯定嗎？
我在此引一位學者在討論中曾經講過的一段說話，希望去reframe梁關於寫作者掙扎與手足無措的質疑——「我每次下筆，都會字斟句酌，會擔心有否鼓勵了不該有的暴力，亦會擔心有否壓抑了應該有的武力？」
我花這樣的筆墨去寫，其實不是針對梁文道先生個人。因為梁是有才的人，總能引起大家更多的討論與思考，這對於一個社會來講，總是好事。我之所以經常回應他，是因為我覺得值得，他是一個會聆聽可以對話的人，我們確實是可以不同意彼此卻又互相尊重。梁文道先生反映的似乎是某種思想形態——高舉民主自由反對極權，支持群眾運動，可一但「玩真的」（羅永生評往前多年來香港民主運動時的用語）群眾運動／革命來到，卻不能接受當中的溢出狀態，忽視了群眾的多元，控制之難，無法理解與欣賞運動脆弱卻又至今得來不易的整體正當與良善。長年的自由筆耕者把大型群眾運動的「溢出問題」變成對運動的主要批評，我只能夠說這有點葉公好龍。我再強調，運動有問題的地方多的是，關鍵是論者的言說脈絡，立足的基礎。文道先生對運動提出批評甚至點明不想成為同路人之所以是問題，只是因為他是梁文道而已。即便如是，梁文道先生依然是我敬重的文化人，與他斟酌為的是展開更進一步的討論，他對香港的貢獻，我認為還是無法抹殺也不易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