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鍾耀華:評論者的責任重負——與梁文道先生斟酌

我之所以經常回應他,是因為我覺得值得,他是一個會聆聽可以對話的人,我們確實是可以不同意彼此卻又互相尊重。


梁文道。 攝:林振東/端傳媒
梁文道。 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還是梁文道先生,我最初思考社會的養份也有部份來自他的筆耕不絕。他能言擅辯,說起故事來娓娓動聽,思想的繡線瀟灑俐落,裏面的填充的綿花縝密卻又留有空間,讓人們的思想得以在裏面穿梭,刺激你想得更多,走得更遠。這場對談裏鹽叔追問了好幾個問題,文道先生都沒有正面回應,只是用不在乎的形態消解掉。可惜對談超時讓鹽叔要先行離場。在鹽叔離場後,文道先生又變得輕鬆許多,又變回那個熟悉動人的言說者。

文道先生說自己不希望成為任何人的同路人,在寫作上。其實關鍵不是梁「願不願意」同情,而是一種如梁念茲在茲的 integrity (正直)——當一個評論者多年追求民主反對極權講求自由,而這次運動是明罷著透過無數人的犧牲(是講實實在在的肉身與前途犧牲)去喚起全球的反極權中國意識,而且讓香港再度繼冷戰成為全球政治力量較勁與關注的焦點,壯大了香港反抗本錢,那麼這個評論者就「有責任」對運動者有種敬意與同情。這不是「願不願意」,而是「責任」問題——對自己的文字負責任,對自己文字一直講求的價值負責任。

這並不意味著梁必須服從運動,對運動無可非議。恰恰相反,正因為同情與尊重人們為了自己經年追求的價值的付出,這位寫作者才需要指出他眼中的運動問題,才更需要付出敬意,嘗試自己也投身到運動當中,去落手落腳,在創造中改變運動讓自己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因為這不是誰的別人的運動,而這是一個追求民主的運動,也是梁本身多年講求的價值的某種展現。投身到運動當中不等於上物理衝突戰場的最前線,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可以負起各種百樣的開拓戰線。(梁在過去多年其實有做,這次運動都有這樣的時候,必須看到他的付出)

梁在對談裏講到,他這次運動裏寫文章,其中是覺得大家講要背水/最後一戰是太過樂觀了,他不否認香港現時各樣情況很差,但他說以他對北京的認識,香港情況往後有可能更差,於是他說要提出這個可能,讓大家再反思運動的走向。這其實是一個大家對梁最為不滿的地方——以為大家不清楚香港有可能更差,實際是輕蔑了群眾的自覺性,過度以為自己看透世情;以為提出「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現實」(梁用語)是種提醒,實際上在大家都已知狀態之下再講這些,除了是否定大家的理性,客觀效果上便是助實了政權的打壓。人們不是不知道情況會更差,而是準備好捱過更差的狀況才走出來抗爭,然後你卻又走來講會更差,或者說你已經說過會更差,不是不可這樣做,只是其實無太大意思。

當然梁可以到後來認為運動走遠了本真,作出批評甚至反對。這也無須爭議,問題在於,他的批評與反對,在我看來也不太站得住腳。梁舉的例子是有人裝修藍色小店(他是理解也覺得裝修紅店「不是壞事」),於是他提出這有道德上的問題,不能因為這樣就去封殺意見不合者。我是認同他的這個立論的,但關鍵在於他如何看待這樣的行徑。鹽叔用的字眼是「overspilt」,即「溢出」,我也是持這個看法的,這關涉到我們如何看待一場運動——溢出是指有盛載的容器,而其中震盪太劇,所以有時盛載物會超出了容器本身。這場運動警暴傷人,濫捕,視人命如無物,人們身邊或許都有親朋戚友受過警暴所傷,而且運動發展得既深且廣,植根了在每個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裏面必然夾雜暴烈情緒,而且當紅店/藍店的界分不是來得如此明確或一刀切,「沒有辦法、有那麼絕對的是非判斷」(梁用語)時,個別群眾就必有誤判,或者情緒溢出理性可以框住的界線,衝出去咬了不該咬的人。

這些溢出的情緒與行動,對我來說是需要批評與糾正的,但不是一種直接的指罵,然後否定運動。我認為我們也許先該問運動整體有否自我修正的能力。回看當初「裝修」藍店及馬鞍山燒人案後,網路上連登上評論上都寫了許多反思文章,如鹽叔所講有定出「嚴謹的裝修準則」,當然亦如梁所講依然(偶爾)會有越界的時候,但群眾運動其實是種動態的相互反思均衡——越界,質疑,反思,討論,修正,某程度共識,又再越界……只要越界不是系統性的螺旋向下墜落,其實運動倫理的波動是群眾群動反抗運動的基本特性。後來對於藍店的裝修已經減少許多,而燒人的行徑已再無出現。這次運動持續修正的特質無可置疑是脆弱,且有持續變弱之勢,但曠日持久無可厚非。這次運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民抗命,那種「和平、有秩、守法」——如鹽叔所講已在2014年做到極致,無功而還,參與者被拉/打/關進牢房裏去。但與此同時,這次運動嘗試突破過去失效的抗爭手法,但又(暫時尚)止於血腥的武裝衝突,雖偶不儘善,但仍在嘗試摸索與調整武力的對像與目標。作為評論者應該要看到此點,繼而盡已一份力,為運動整體的推進創造更好條件。

對於此,梁文道先生說他「不是很知道為什麼要重大局」(整體運動的動能與延續),我認為他確實是問中了關鍵。梁作為長年的民主與反極權者、言論自由的推手與實行者,除非他說自己否定民主與反極權的追求,如非,那麼人們在為他筆耕不絕放得高高的自由民主犧牲與奉獻(就算他再不認同後來的裝修),那麼他就不能夠否定整個運動,不思考他口中的「大局」。

楊俊賢、梁文道與鄧小樺。
楊俊賢、梁文道與鄧小樺。

而基於不否定這個運動下的善意批評,其實就濃縮了在梁一開首所講「最討厭」的用詞——「利申」。因為利申的意思,其實就包含了「我明白運動是民主追求我也參與了/感謝人們抗爭的付出,可是……」。這不是一種違心的說話,恰恰反而是一種對運動的敬意。梁文道說自己寫過許多反極權的文章,所以不希望在文章裏再多講這些前提,希望文章變得精煉。我認同他的這個講法,因為梁明顯不可能是「御用文人」(對談中的用字),收了維穩費,要是這樣的話他好多明擺挑戰北京底線的說話都大可不必講了。

但問題在於他是梁文道,他可以這樣不利申,因為他是名人,有足夠的文字累積,人們可以透過他的文字確認他不是北京派來的維穩文人(我是真心這樣想的,但今天我這樣講可能已經會被好多人批評)。梁文道以石永泰被讚完又罵為例講世界不講脈絡,變得碎片化,只講當下對運動好與不好,但「利申」的使用,恰恰卻是講脈絡的表現,因為這講求了大家如何理解運動,把前因後果的種種碎片連結起來,講大家知道也清楚運動是因為政權過去幾年/十年/幾十年的暴力被逼成某時候有點過火的樣子。極權的陰謀正在於把人們反抗行動的因由打碎,只聚焦其中武力碎片的瞬間。

當然,不是說利申了就證明人們強調脈絡,也不是說不談利申就是講脈絡。群眾運動席捲各個年齡與階層,過去沒有那麼關注這些政治運動的公民都參與到這次的反抗之中,他們本來就沒有這些脈絡,我們作為長期關注這些政治運動歷史的人,要做的其實是為大家補回來缺位的脈絡。這是「首尾一貫要求自己的道德原則」(梁語)的評論者的責任。

鄧小樺把群眾動武概括為「要打倒惡魔先要變成惡魔」(她應該只是為了對談推進下去才引此一概,未必是其心裏想法);梁文道先生引用他朋友說「中共就是透過利用對手/西方的道德而擴大自己勢力,滲沙子,最後卻攻擊與破壞整個自由民主體制,所以不能和對方講價值」(大意),梁說他想了很久,認為這位朋友講得「好有道理」。

文道先生在講「回答不了」那位朋友之後,說「作為一個寫作評論的人去評論這件事,是永遠在這現實與常識兩者張力之間來回的,如果你從來沒有感受到這種張力,我甚至乎再嚴苛一點說,我覺得任何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你應該任何時候都能感受到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你身上發生,如果你從來不緊張,你沒有在這上面你沒有試過手足無措不知如何選擇的話,那你是一個很可怕的人來的。」梁這段講得銳利,但我們必須要問,對於公共知識份子來說的常識,是群眾的常識嗎?對於群眾來講的現實,是公共知識份子的現實嗎?這沒有絕對的答案。可是一但這種現實與常識的具體內容與對像變得模糊,這段質問就失去效用。

而且,香港這次的自由抗爭運動真不講價值嗎?人們後來對過火裝修與傷人的修正不恰是講求價值嗎?大家在香港裏做連儂場,做文宣,做大量的懶人包,和理非行動教學,立法會進攻功能組別教學,做國際宣傳與連結,還有更多更多……不正也是嘗試在既有的體制裏,在講求溝通之中去行動?要是不講價值不尊重立場不一的人的自主與獨立,還費甚麼心機去做溝通與玩現行體制?又如何得以成功在國際遊說?直接殺掉除去立場不同者就好了。當然我們可以說再暴力的革命都要講文宣,這是戰略需要,無關真心。但如果革命講道德講價值,不也值得尊重和肯定嗎?

我在此引一位學者在討論中曾經講過的一段說話,希望去reframe梁關於寫作者掙扎與手足無措的質疑——「我每次下筆,都會字斟句酌,會擔心有否鼓勵了不該有的暴力,亦會擔心有否壓抑了應該有的武力?」

我花這樣的筆墨去寫,其實不是針對梁文道先生個人。因為梁是有才的人,總能引起大家更多的討論與思考,這對於一個社會來講,總是好事。我之所以經常回應他,是因為我覺得值得,他是一個會聆聽可以對話的人,我們確實是可以不同意彼此卻又互相尊重。梁文道先生反映的似乎是某種思想形態——高舉民主自由反對極權,支持群眾運動,可一但「玩真的」(羅永生評往前多年來香港民主運動時的用語)群眾運動/革命來到,卻不能接受當中的溢出狀態,忽視了群眾的多元,控制之難,無法理解與欣賞運動脆弱卻又至今得來不易的整體正當與良善。長年的自由筆耕者把大型群眾運動的「溢出問題」變成對運動的主要批評,我只能夠說這有點葉公好龍。我再強調,運動有問題的地方多的是,關鍵是論者的言說脈絡,立足的基礎。文道先生對運動提出批評甚至點明不想成為同路人之所以是問題,只是因為他是梁文道而已。即便如是,梁文道先生依然是我敬重的文化人,與他斟酌為的是展開更進一步的討論,他對香港的貢獻,我認為還是無法抹殺也不易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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