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範了何謂抵抗。
香港原本不是一個「抗爭社會」，香港早有繁盛的公民組織，但政治抗爭性格不強，不像台灣的公民社會，是誕生於民間對抗威權黨國。但二零零三年以後的香港，政治性抗爭行動愈來愈多。二零一二年高中生挺身反對「愛國教育」，青年人反抗意識開始發酵。二零一三到一四年的「佔中運動」爭取真普選，最後由大學生組織「學聯」接手領導。二零一六年春節旺角「魚蛋革命」，由激進本土派主導。二零一九年六月爆發，至今仍在蔓延的「反送中」（反修例運動），則是由青少年在街頭前線衝撞、前仆後繼抵禦重裝鎮暴警力。這一波又一波的抵抗行動，堆疊成一座抗爭城邦的史詩。
說來詭譎，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的超級城市，竟然在短短幾年變成世界矚目的「暴動嫌犯製造所」，逮捕成為日常，控罪成為日常。在煙硝烽火中，香港的金融地位卻仍屹立不搖，與日常抵抗比肩共存，而創造出另外一番奇景。在台灣，不少人知道香港今天的抗爭，是因為主權回歸後，自由與法治慢慢被侵蝕，北京踐踏了一國兩制的承諾，港人退無可退，終而奮起。就在這幾年，香港抵抗者的手段愈來愈直接而激烈，意志愈來愈堅定，犧牲也愈來愈巨大，而凸顯出港府與中國的傲慢與連串誤判。然而，香港人抵抗中國新殖民統治，有一段蜿蜒曲折的歷程，有其自發的生命節奏。激進化只是局部面貌，本土主義歷經多重蛻變，故事複雜而曲折。首先，是無大台的組織形式。在佔中運動時，由於運動陷於頓挫，進退失據，因此「大台」（指揮中心）成為眾矢之的。反送中運動最大特色則是「無大台」，但無大台並非抗爭行動沒有組織協調，相反的，這是組織的去中心化，行動策略在「連登討論區」上激盪，數以千計的Telegram群組協調行動，巨量而充滿創意的電子文宣在網路上流竄。此波運動把所謂社會運動「水平組織」發揮得淋漓盡致。
「勇武」和「和理非」的有機分工，是另一特色。在之前，勇武和本土高度重疊，並被賦予某種「不理性過激」色彩。而在勇武眼中，和理非不過是儀式化的抗爭，根本動搖不了中共管控。但在反送中運動中，漫無節制的警黑高壓，使得勇武獲得多數香港人的認受，因為勇武搭配和理非才能有效動員，學界的街頭問卷調查也顯示了此種行動組合的正當性。以和平手段支援前線勇武抗爭的團體非常多，例如社工、護士、中小學教師、乃至義載接送、解圍營救，如同親人的「家長們」，在台灣尤其少見。 我們在其中看到令人驚嘆的創意，還有合作無間的社會團結。即使歷經高張力與撕裂性的「中大保衛戰」和「理大圍城」，不割席、不分化的原則基本上還是守住了。
「攬炒」是另一個新創概念，意味著勇武對抗，與對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抱著你一起燒死。也就是，當體悟到，無論你如何抗爭，對手都無所謂，麻木不仁，都不做出根本讓步，你只剩攬炒這個手段。攬炒就是自我燃燒，抗爭者把自己「工具化」，用肉身對抗一整個帝國。我們可以想像香港青年人的悲壯，意志的堅定。台灣自一九九零年以降的世代，並沒有像上一代付出生命在對抗獨裁專制，因此，要體會香港人的自我燃燒，並不容易。然而，正因為今天台灣與香港唇齒相依的關係，我們更需要用心體會香港年輕人把遺書背在身上進行抵抗的心情。
在中國拿回主權後，香港原本誇張的貧富懸殊並無改善，相反的，中國資本大舉進入後，房地產更加飆漲，擠壓小商店生存空間。在此波抗爭，不少大資本連鎖企業表態撐警，反反送中，引起港人義憤抵制。同時，「黃色經濟圈」被提出來，倡導抗爭者履行「消費者責任」，只光顧支持運動的商家，要打造抗爭的物質經濟基礎，將抗爭融入日常生活。看似某種經濟烏托邦的想像，香港人真的幹起來。
以上所提只是無比複雜豐富的香港抵抗運動的幾個身影，香港這次是「全社會動員」，總體支援系統也反映了某種上一代對下一代虧欠補償的心理。經過這翻天覆地的動員，集體政治認同正在快速凝結，根據民意調查，香港人認同在量上面急速增加，但更重要的是質的轉化。香港人的自豪感在形成，自信心正在茁壯，如果香港運動的力道之強，可以挑動美中關係（如同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可以中斷國共合作平台，打亂習近平兼併台灣的路線圖），那麼為何不能想像未來香港獲得普選權，獲得真正的自治（甚至自由政治地位）。當然，在可見而立即的未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壓制絕不會手軟，但是誰知道在那較為遙遠（超過習近平這代統治者的生理極限）的未來，中國會怎樣？
撐下去，就是希望。
《2019香港風暴：《端傳媒》香港反修例運動報導精選》
作者： 端傳媒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2月4日
《2019香港風暴》這本合輯為這段歷史留下紀錄。端傳媒在華語世界，是比較特別的組合，它集合了港、台、中的記者與編輯，是個「跨界媒體」。這本書，不僅展示端的新聞品質，更因為它的跨界特色，使得讀者能夠閱讀到在目前的中港關係中，如總編輯李志德所說的「夾在中間的大陸人的痛苦」。如同我認識的一些中國自由派的朋友，這些年中國急遽法西斯化，在收買與監控下，要爭取發言空間格外辛苦，因此，這三邊公民社會的自由對話也就更為珍貴。
二零一九是台灣的選舉年，香港的鎮壓和抵抗，催化了台灣青年世代的「亡國感」。「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成為警示格言。這段期間，香港是作為被一國兩制踐踏的「意義重大的他者」（在此我遵循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原創定義）而被我們關注。我知道這是台灣人（作為愛國者的台灣人）在集體情緒上的必然。但只有這樣遠遠不夠。香港抗爭者，作為台灣人的「手足」，對台灣總統選舉的期許，既反映了她／他們嚮往自由民主的心情，也反映了抵抗極權的策略思維——台灣失守，香港也就失去了抵抗的腹地。
因而，台灣對香港的持續支持，在二零二零年元月大選之後，才是真正的考驗。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