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風物

武漢作為「朋克之城」:自由的頭腦如何面對瘟疫、謊言與封城

用清醒的大腦,把謊言蒸發,「這也許就是我們這代人所經歷的戰爭,人人自危,但無從反抗。」


VOX是武漢第一家搖滾專屬場地。VOX 代表的是「Voice of Youth, Voice of Freedom」,這句話仍是許多武漢搖滾青年的座右銘。 圖:VOX LIVEHOUSE Facebook
VOX是武漢第一家搖滾專屬場地。VOX 代表的是「Voice of Youth, Voice of Freedom」,這句話仍是許多武漢搖滾青年的座右銘。 圖:VOX LIVEHOUSE Facebook

「內中有多大不幸與悲哀,面子上也就是這樣的紋絲不動。好比長江,漩渦都在深水裏,表面只是平靜。」湖北作家池莉在小說《她的城》中的這段話,正適合封城中外表寂靜的武漢。這個長江漢水交匯的中部都市,原本喧鬧而美麗,曾是辛亥革命首義之地,也是南來北往的重要樞紐。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時,因為急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武漢被「封城」,這是近代中國首次非政治軍事性封城。隨後,除神農架林區外的湖北各地陸續實施疫區封鎖,超過5000萬人被困家中。

封城第23天夜裏,武漢上空突然電閃雷鳴,打破了大半個月的死寂。次日白天,伴隨北方寒潮而來的一場大雪,彷彿訴說着這個城市正在遭受的苦難。武漢方言用「不服周(音zuo)」表示不服氣的意思,這個講法源自楚國對周天子的不服從。而關心中國當代音樂及思想發展的人會知道,武漢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這裡還被稱為「朋克之城」,是1990年代開始的中國搖滾重鎮。

亦即這個「不服周」的地方孕育了一群嚮往自由的靈魂,他們孕育出的獨立音樂作品有反叛的精神,有詼諧的腔調,也有雋永的氣質。而今疫症封城,我們聯絡到五位武漢獨立音樂人:生命之餅樂隊主唱吳維、花倫樂隊吉他手丁茂和朱明康、Chinese Football 樂隊主唱徐波、HINC 組合貝斯手狗狗。他們分屬197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的不同世代,風格也各異。抗疫的日子裏,我們就和他們聊聊武漢的搖滾身世,以及封城前後各自的狀態與思考。

「香港有《海闊天空》和《願榮光歸香港》,台灣從《美麗島》到《島嶼天光》」,「我們自己三十年來沒有什麼集會的場景和文化,現在有合唱的機會也無歌可唱,唯一能唱的就是國歌。」

2020年2月16日,封城中的武漢。
2020年2月16日,封城中的武漢。圖:Getty Images

「朋克之城」的誕生與演變

由於公共交通停滯,本次疫情中出現了很多民間自救團體協助運送物資,「武漢魯磨路救援會」就是其中一個。而這個團體由一群本地搖滾樂迷們組成,大家平日混跡於魯磨路一帶,經常一起喝酒、看演出。武漢最重要的 Livehouse,生命之餅樂隊前鼓手朱寧創辦的 VOX 和主唱吳維曾擔任經理的 Prison,都在位於武昌的魯磨路上。

緊鄰 VOX 和 Prison 的,就是華中科技大學和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整個魯磨路沿線更是高校雲集。武漢的大學生人數在中國乃至全球城市中都名列前茅,目前有超過100萬在校大學生——這也是武漢成為中國搖滾重鎮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學生一向是搖滾樂乃至流行文化的主力消費者和創造者。

70後的吳維,從北京迷笛音樂學校畢業回到武漢後,於1996年組建了當地第一支朋克樂隊「生命之餅」,隊名取自《聖經》中的「擘開生命之餅,充我靈飢」。不過,這支後來成為傳奇的樂隊並非武漢搖滾的起點。

1990年代,大學生人數和普遍收入的提高、西方「打口帶」的流通,催生了武漢本地的搖滾樂。1993年,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致命的誘惑」樂隊帶起了大學生樂隊風潮,隨後「同志」(Comrade)樂隊風靡各高校的巡演正式宣告武漢地下音樂的開始。這時期成立的還有「人異」樂隊,其成員包括後來簽約主流唱片公司後大紅的「達達」樂隊主唱彭坦和貝斯手魏飛。

「生命之餅」成立之後,「媽媽」、「死逗樂」和「憤怒的狗眼」等後來知名的朋克樂隊相繼在武漢誕生。吳維成為武漢朋克音樂的領袖,甚至曾在家裏和朋友組織「武漢朋克學習班」。

1998年,「生命之餅」聯合「媽媽」、「死逗樂」和「憤怒的狗眼」,四支朋克樂隊帶着一套磁帶轉錄的小樣去外地巡演,一時引起轟動。當時《通俗歌曲》雜誌編輯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漢是「朋克之城」。這個稱號從此流傳至今。

與同時期的北京朋克有專門演出場地不同的是,武漢朋克們需要不停尋找排練和表演場所。他們一開始常去大學的活動中心或 KTV 這樣的地方,後來因為發出的噪音太大而屢被驅趕。紀錄片《絕不鬆開我的拳頭》(導演王水泊,2014)詳細展示了那個時候武漢的地下音樂場景。SUBS 樂隊主唱、當時在武漢上大學的抗貓,輟學後和朋友一起開了 Boys Toys 酒吧,成為朋克樂隊和樂迷們的聚集地,但沒過半年就因為經營不善而關門。

位於武漢市鲁磨路的VOX LIVEHOUSE,當中其中一個演唱會片段。

位於武漢市鲁磨路的VOX LIVEHOUSE,當中其中一個演唱會片段。圖:VOX LIVEHOUSE Facebook

直到2002年,朱寧退出「生命之餅」後開辦 VOX,武漢才有了第一家搖滾專屬場地。VOX 代表的是「Voice of Youth, Voice of Freedom」,這句話仍是許多武漢搖滾青年的座右銘。

以「生命之餅」為代表的武漢早期朋克作品,有着簡單的旋律、快節奏和直言不諱的歌詞,經常觸及社會議題和政治敏感話題。比如在2002年發表的歌曲《Wuhan Prison》裏,吳維就直白地把這個城市比喻成一座「監獄」:

I am living in the city, with my family
We can't feel freedom and safety
We feel like in a prison
I want to leave this hell, but can't find a way
So many fucking rules, but I don't care
Riot, riot this city… Wuhan Prison

在加入長笛和風笛之後,「生命之餅」的歌聽起來更加悅耳,但反叛精神不改。上海音樂人梅二曾經評價,「吳維始終堅持着底層反對者的立場⋯⋯或許遠離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獨立堅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種稱兄道弟的搖滾豪情中折損怒火,成為嬌生慣養的皮衣青年。」

但吳維並不認為武漢這個城市有天然的「朋克精神」。「武漢只是比其它城市早出現了幾支朋克樂隊而已。」他直言,「每個人對朋克的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樣,我的理解就是不管生活在哪一個國家和地區,都要做一個勇敢、誠實、善良,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的人。」

進入21世紀,武漢大部分朋克樂隊相繼解散。隨後互聯網大潮襲來,年輕人接觸到的資訊和文化更加多元,新一代樂隊的風格也更多樣。

花倫樂隊。

花倫樂隊。 圖:受訪者提供

2004年在武漢成立的器樂搖滾樂隊「花倫」,自成一派的美學風格迥異於他們的朋克前輩們,當時被譽為「中國後搖滾浪潮先鋒」。近年很受關注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導演胡波,2018)就由花倫配樂,他們也藉此成為金馬獎歷史上首個入圍「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項的樂隊。

花倫的早期成員裏,目前只有80後的吉他手丁茂和朱明康還留在隊中,他們仍在不斷嘗試新的創作和錄製方式。「之前專輯創作的目的性很強,」朱明康介紹正在籌備的新專輯時說,「這次我們想模糊掉目的地,記錄前往目的地的過程,有可能是一張帶着實驗精神的唱片。」

得名於香港鬼才導演葛民輝處女作的樂隊「AV大久保」成立於2006年,結合了新浪潮、朋克舞曲等多種風格的他們,聽起來怪誕而詼諧。這個樂隊無論在視覺還是聽覺上都很「武漢」:他們會把樂隊成員貼到黃鶴樓上作為宣傳照,也會把粗俗露骨的「漢罵」寫進歌詞裏。2019年,原班人馬重組為白紙扇樂隊,加入了更多電子元素,一首《東莞》上線後很快成為熱門金曲。

Chinese Football 樂隊主唱徐波。

Chinese Football 樂隊主唱徐波。圖:受訪者提供

85後的徐波於2011年在武漢組建了兼具 Emo 和 Math Rock 風格的「Chinese Football」樂隊,被樂迷們暱稱為「國足」,如今在國內外都有眾多擁躉。他們在全球獨立音樂平台 Bandcamp 上成績不俗,最近還聯合日本女子樂隊 Regalily 一同進行了中國巡演。

徐波在樂隊介紹裏寫道:「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全力以赴,體無完膚。」這種既勵志又有點「喪」的氣質,在他們的歌裏也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2019年發表的《漂流人間》:

你問我去哪?我要去哪?
我毫無防備就登上了這艘船
頭破血流也靠不了岸
在乘風破浪時大聲哭大聲笑
漫天星辰都與我作伴
在人間漂流 在人間漂流

與朋克一代相比,徐波認為新生代樂隊最顯著的不同在於,「我們想的更多的是自己能做些什麼、改變什麼,而不是我要去反對什麼和標榜什麼。」

「武漢現在每個高校都有很多樂隊,還會一起辦搖滾音樂節。」90後貝斯手狗狗上大學時已經是2010年代,她加入過幾支校園樂隊,各類風格都嘗試過。「現在很多樂隊的風格很難按傳統分類來定義,表達上也會更私人化一些,觀點比較少,情緒比較多。也很難說有什麼武漢的地方特色。」

封城前後的音樂人們

「封城的消息公佈得很突然,但家人都在武漢,所以我也沒有離開的打算。」被困武漢家中的徐波說。他有個大學老師被感染,也有同學的家人被感染。截至2月18日,武漢累計新冠肺炎確診患者超過4萬人,佔全球總數過半,幾乎每個武漢人都有認識或間接認識的人被感染。

據徐波介紹,「Chinese Football」樂隊的吉他手也在武漢,鼓手則在疫情也很嚴重的湖北鄂州。樂隊最近的演出都被迫取消,包括他們之前很期待的和美國樂隊「Tiny Moving Parts」的共演,計劃中的歐洲巡演可能也會推遲。

身處湖北其他地方的人同樣備受煎熬。「家鄉的新增病例最近有所緩解,但內心依然是焦灼狀態,」朱明康說,「因為這邊的醫療水平、公共衞生條件相對不發達,一旦感染的話致死率可能會相當高。」

朱明康和丁茂都在湖北宜昌老家,他們原本計劃過完年後返回深圳,開啟「花倫」樂隊新的音樂計劃,但現在遙遙無期。

丁茂家在宜昌的一個偏遠小鎮,因為縣城搬遷,人口比以往少了很多,整個縣目前確診患者不到10例。即便如此,他仍然感到焦慮。和他同一天回家的姐夫在武漢工作,住的地方離重要疫源地華南海鮮市場不到兩公里,這讓全家人都很緊張。

除夕夜,丁茂有點感冒,於是在自己卧室裹着被子單獨隔離。「被子裏太熱,被子外太冷,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温度失去了判斷,只能倚仗體温計。」那晚窗外雷雨交加,他突然想起父親說過的老話「臘月打雷,黃土成堆」(意指天象不吉,會死很多人)。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在北京工作的狗狗、遠在歐洲的吳維,也時刻掛念家鄉的狀況。跟每個身在外地的武漢人一樣,他們每天都會上網看疫情的最新消息,問候身在武漢的親友。

狗狗在1月份看到疫情蔓延的消息後,在封城前就取消了回老家過年的計劃,但同樣在北京家中悶了一個月。她原本和幾位同鄉約好,過年時要在武漢一起出門「過早」(武漢方言的吃早飯),吃她心心念念的三鮮豆皮和熱乾麵。

今年初,她和一位北京吉他手正式開始了名為「HINC」(拉丁文的「因此」)的二人音樂計劃,目前已經寫了五、六首歌。他們本想年後開始排練,並籌備正式演出。但北京同樣全城戒備,所有 Livehouse 和排練室都暫停營業,這個計劃只好無限期推遲。

HINC 組合貝斯手狗狗。

HINC 組合貝斯手狗狗。圖:受訪者提供

吳維三年前從武漢搬到廣西陽朔居住,1月17日從廣州出發去了葡萄牙,之後才得知國內肺炎疫情已經很嚴重。他原本計劃四月份回國,準備新專輯《東方往事》的發佈會,但現在只能觀察疫情發展再做決定。

在空閒時間,吳維主要在看書,思考和記錄當下的心情和想法。他最近看的書包括葡萄牙詩人佩索亞的詩集,以及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作家漢德克的《痛苦的中國人》。

隔離在家的徐波,這段時間會通過視頻給樂迷們彈吉他唱歌,近期還會參與一個線上音樂節的直播。

朱明康的奶奶給他翻出來一把缺了弦的國產吉他來解悶,他每天都會彈一會兒。丁茂要幸運一些,之前大包小包地把合成器、錄音筆和一些小設備都帶回了家。他錄下了一些雨聲、河水聲,還有父親的口述家史,用這些素材做了點「奇怪的聲響」。

「不過玩了兩天我就膩了,這些聲音也只是聲音,是人賦予了它們意義。」丁茂說,「現在這種環境下,我什麼都做不了。」

災難當頭,音樂還能做什麼?

徐波相信音樂能起到撫慰心靈的作用,他最近常聽美國獨立樂隊 Yo La Tengo 的專輯《Summer Sun》,因為能幫助睡眠,讓他平靜。狗狗則在重温香港樂隊「My Little Airport」不久前舉辦的「催淚的滋味」演唱會,這讓她獲得更多力量。

本次疫情發生後,跟以往歷次災難時一樣,有不少明星藝人或官方機構紛紛製作為武漢加油的新歌。

「這次災難並非像以往的天災,人們能通過音樂來表達、調動集體情感和力量。」朱明康認為,對於戰鬥在一線的醫護、活在恐懼裏的病人和家屬來說,這種音樂毫無意義。丁茂也直言,「想對那些我聽到的嘗試治癒人心的音樂作者說,你們太吵了。」

對徐波而言,音樂創作仍然是他表達態度的重要方式。他最近在家寫了一首歌,歌詞裏有一句是:「用清醒的大腦,把謊言蒸發。」他解釋稱,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官方的言論,都有可能是真相或謊言,「所以必須保持學習和思考,保持清醒的大腦,由自己來判斷對錯。」

但最讓他難受的,是網上求救信息和新聞底下的那些惡意留言。「在他們(惡意留言者)看來,任何不和諧的聲音都是『帶節奏』,都是造謠甚至『境外勢力』。」徐波說,「我從他們身上感受不到一絲人性。」

最近沒什麼心情聽音樂的朱明康和丁茂都感到很悲觀。「看到我們曾經生活過的武漢,變成現在的樣子,幾乎每天都有讓人揪心的事情發生,在絕望中尋求希望的家庭、悲鳴的哨聲⋯⋯對人的意志和精神都是消磨。」朱明康說。

丁茂也很難緩解家人和自己的焦慮,他轉述父親的話說:「我們這個家庭再經受不了任何一點衝擊了。」「其實生活在這個小地方的每一個家庭,都是如此。」丁茂覺得,「這也許就是我們這代人所經歷的戰爭,人人自危,但無從反抗。」

生命之餅樂隊主唱吳維。

生命之餅樂隊主唱吳維。圖:受訪者提供

在國外這段時間同樣很少聽音樂的吳維認為,這場「戰爭」的發生是徹頭徹尾的人禍。「中國政府的官方報導和作為跟以往一樣,就是掩蓋真相,封口、封網,最後不得不封城。」他直截了當地說,「浪費了控制病毒的最好時機,導致現在這種殘酷的狀況,那麼多人無辜犧牲。」

他同時感謝疫情當中為武漢提供幫助的各界義工朋友。除了搖滾樂迷們組成的魯磨路救援會,當地的義工組織還包括:酒店業人士自發組建的醫護支援聯盟、專門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的私家車主群體、不計成本為醫護免費提供咖啡的咖啡廳⋯⋯當然也有來自中國各地、通過網絡籌集物資的志願者群體。

封城第五天,悶在家的武漢居民們自發組織,晚上八點在各家窗台合唱《我和我的祖國》、《義勇軍進行曲》等愛國歌曲,視頻傳遍網絡。有網友感慨,人們可以合唱的曲目如此匱乏。

「香港以前有《海闊天空》,現在是《願榮光歸香港》,台灣從《美麗島》到《島嶼天光》,」狗狗很無奈,「我們自己三十年來沒有什麼集會的場景和文化,就只有年輕人在音樂節的那種大合唱,然後也只是他們喜歡的樂隊的歌而已。現在有合唱的機會也無歌可唱,唯一能唱的就是國歌。」

但她覺得,這場瘟疫會像2003年的 SARS、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災難一樣,是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的一個「啟蒙時刻」。她最近也想寫歌,因為在日常生活中難以表達。但她也擔心,即使寫出了歌可能也無法發表,被更多人聽到。她回憶起去年跟上一支樂隊錄專輯的時候,製作人聽到歌詞裏唱了「oh fuck my day」,為保險起見要求他們改詞,最終唱成了「a terrible day」。

「我希望所有覺得自己被扇了耳光的人,可以讓自己當下的情緒持續得久一點,再久一點。」狗狗說。

「這裏不會永遠像一個監獄」

等到武漢解除封鎖的那一天,狗狗想要第一時間回去「過早」,吃她日思夜想的三鮮豆皮,去中學時常去的漢口江灘蘆葦地走一走,然後在一家酒吧喝自釀的名為「跳東湖」的啤酒。

「跳東湖」這項行為藝術活動源自「每個人的東湖」藝術計劃——為了抗議武漢著名景點東湖被填湖開發,建築師李巨川與藝術家李鬱最早在2010年發起了這一計劃,吳維是2012年第二回計劃的發起人之一。

對吳維而言,音樂仍是他最好的武器。他在今年將發行的新專輯裏,臨時加了一首翻唱的《東方之珠》為香港加油。吳維無奈地解釋,「除此以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大部分內地人連在香港發生的事件的真相都看不到。」

而面對離香港千里之外、他深愛的家鄉,吳維早在2008年專輯《十年反抗》裏就寫了一首《大武漢》,來回應《Wuhan Prison》:

她會得到自由,她會變得美麗
這裏不會永遠像一個監獄
打破黑暗就不會再有哭泣
一顆種子已經埋在心裏

這首歌同樣適合封城中的武漢和被困城中的近千萬武漢人。吳維表示,想對武漢說的話在這首歌裏都說了,現在只希望大家都能在這次災難中盡快度過險情難關,恢復健康和正常生活。朱明康覺得,除了幫助和關心身邊人,反思和記錄也很有必要。他希望在封城結束後,能為這個城市的重建盡一份力量,「同時,銘記災難。」

感謝三水、狗狗對本文的幫助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武漢 獨立音樂 朋克 新冠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