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深度2019冠狀病毒疫情

柴春芽:瘟疫流行時,一個日本社區的生活

這些單獨的個人自治體交織而成一個豐富多彩的社區,一種適當距離中的人際協作關係。

2020年2月8日,日本東京一個觀景台上的倒影。

2020年2月8日,日本東京一個觀景台上的倒影。攝:Charly Triballeau/AFP via Getty Images

特約作者 柴春芽 發自奈良

刊登於 2020-02-16

#疫區#日本

近現代,失控的傳染病毒災難越來越成為極權國家專屬的象徵。國家主義下互不負責甚至互害型的社區生活培育了傳染病毒的張狂和肆虐。相對而言,憲政民主下的自治社區能夠有效防範和應急傳染病毒的侵害。1980年代發現艾滋病-HIV病毒並被確定為全球性危機時,歐美的自治社區生活避免其成為失控的災難。但在非洲和中國這樣極權主義下沒有自治社區能夠存活的地方,艾滋病一度成為失控的災難。

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把自治生活想像為一種改良主義的權力消解器,為的是從黨控制一切的桎梏下讓民間組織——村社和業主委員會——分享權力的殘渣,而不是保證個人的自由和獨立。日本的社區經驗顯示,所謂自治,就是在憲政制度下讓個人成為完全的自治體,遵循共同的倫理和法律,讓個人有能力組織屬於他的知識和技能範圍之內的團契活動。這些單獨的個人自治體交織而成一個豐富多彩的社區,一種適當距離中的人際協作關係。傳染病毒懼怕個人主體性明確的民主自治社會。

先從我的鄰居片山先生說起

住我對門的片山先生與我同齡,是個自由職業者,整天宅在家裏。他的漢語說得很好。這使我們交流起來不像1899年旅行中國的漢學家內藤湖南那樣艱難。那一年,憂心中國時局的內藤湖南與中國學者以「筆談」的文言文,探討中國的未來。

似乎時光切換,如今的我反倒像內藤湖南,憂心著中國時局和可能動蕩的未來,而片山先生卻對中國現狀頗多讚譽。有時候,我會覺得他比我更像一個中國人。我懷著愛戀和憎恨參半的情緒離開中國,像個備受精神創傷的人,打算再也不要回去。如果不是漢語作為母語已經滲透我的骨髓,我都希望自己和流亡法國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一樣,換用第二祖國的語言來寫作和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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