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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不下對婚姻的貧瘠認知,談論《婚姻故事》就是浪費

這部失意於獎項的電影並非要講婚姻和感情的弔詭,粗暴的感同身受便錯過了作品的精彩之處。


《婚姻故事》電影劇照。 網上圖片
《婚姻故事》電影劇照。 網上圖片

集編導一身的電影人 Noah Baumbach 擅長寫日常的情感與關係,他的作品一向講生活之中最真切的事,最平易近人,沒想到卻一直不討好。我是說,他在歐美總是得到鋪天蓋地的好評,卻從來都失意於獎項。所以他去年和 Netflix 合作的電影《Marriage Story》(婚姻故事)在奧斯卡和威尼斯影展收穫甚微讓我很遺憾之餘,卻不太意外。

我見到一些點評,說導演拍攝這樣的故事很刻意,便覺得可以連帶講講這部電影,它也與導演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連。熟悉 Noah Baumbach 的影迷會知道,他的上一任妻子 Jennifer Jason Leigh 是知名演員,兩個人2001年相識,四年後結婚,在2010年 Jennifer Jason Leigh 遞交離婚訴訟。

兩個人的離婚官司打了三年,在2013年的9月才最終定案。他們在婚姻的尾聲還合作了一部《Greenberg》(2010)(諗多咗先生/愛上草食男),如今還保持著來往。而《Marriage Story》的創意雛型是在做導演的上一部作品《The Meyerowitz Stories》後期時誕生的,男主角 Adam Driver 是第一個得知這個構思的演員。Noah Baumbach 於是開始進行大量的資料蒐集,他訪問了不少婚姻訴訟律師,也和自己的同行和朋友暢談各自的婚姻經歷,最終寫成了這個劇本。某程度上,《Marriage Story》是表演戲劇界知識分子的離婚群像。

《克拉瑪對克拉瑪》電影劇照。
《克拉瑪對克拉瑪》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從電影的賣相看,人們可能會聯想到瑞法那兩部世界名片(《婚姻暗流》英瑪褒曼與《婚姻生活》杜魯福),及40年前的荷里活新浪潮作品《Kramer vs Kramer》,這些電影均已誕生於近半世紀前。它們的重點倒都不是在解讀婚姻本身(至少不是社會層面及婚姻事實層面的解讀),褒曼拍形而上的人,拍戲劇化的情感關係;杜魯福拍俗世的人,拍戲劇化的愛情故事;《Kramer vs Kramer》是第二次女性解放和新荷里活風格混合的產物,指向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互換(中間可插播關於性解放的《女人就是女人》)。《Marriage Story》並不見得要解讀婚姻真諦,導演並不想在保守的定義上去詮釋「婚姻」這一個名詞,電影反而是放棄了「家庭」這單位的傳統解讀,從個體,個體之間的社會關係等方向去串聯起2010s年代的婚姻畫面。

這五十年來,常常有電影重新思考愛情/兩性關係(例如《情留半天》/《愛在黎明破曉前》三部曲),也有《誰知赤子心》(《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和《小偷家族》這樣的電影反思親情和家庭。細究起來,很難見到有電影作品深刻地去思考婚姻。另一方面,關於婚姻的電影卻非常之多。大部分卻都沿著社會主流意識,走很安穩的路子。在這些電影裏,婚姻通常都是一個非常平板和刻板的概念,提及「婚姻」時,故事往往與愛情,親子,不倫等話題大亂燉,創作人想要在觀眾面前蒙混過關,然後自己可能也迷糊了(暫時想到的例外是日劇《最高の離婚》,但相比《Marriage Story》這部日劇非常輕盈)。

過往的婚姻題材作品,為了面目討好,設立了婚姻的假想敵,為婚姻的失敗尋找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往往是第三者——具備簡單的情緒面目,也很容易塑造正反雙方。久而久之,不知道是後來的創作者參考的作品越來越呆板,還是後來的觀眾被這些呆板的敘述限制了想像力。電影作品中的婚姻失敗變成了一個應激反應,一種差勁的速寫,涵蓋的意象過時又貧瘠。

《婚姻故事》電影劇照。

《婚姻故事》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Marriage Story》談及離婚的動機變得立體和豐富了,導演蒐集素材有功,他的觀察很明顯跳出了過往平板的想像,從男女主角的個人慾望和自我認同出發,很快便牽扯到兩人的社群社會關係。兩人要想解除婚姻這種契約,手續遠比想像中複雜。電影形象地展示了法律層面上個體意志及情感無法主導離婚的戲劇性場面。這種描寫消弭了解除契約的「欲加之罪」,不把關係的結束歸咎為任何一方的「錯」,也拒絕將其粗暴歸納為一種「邪惡的外因」。這樣的影像寫作顯然比粗暴劃分正反方具備深度及真實度,細膩的多方歸因也並沒有弱化其中的戲劇性。這種創作方法不是簡單講「對生活的體驗」可以完成,它要求導演面對素材有歸納整理的能力,要有分析素材和人物的合理方法,若不是如此,這劇本無法寫成,電影也就無法問世。

故事裏也有第三者,但 Noah Baumbach 把這位第三者的故事和情節放得很輕,他明白過往太多敘事對第三者有一種污名化。他們對婚姻的干擾或者毀滅往往比那些七情上面的影視劇所說的少很多,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師奶劇還在繼續將第三者描繪成大魔王。正室見到第三者如臨大敵現已變成名場面,似乎不拍都過不了關。二十一世紀過去了五分之一,才終於有人在主流敘事裏更新了「婚姻」的時態。

《Marriage Story》所涉及婚姻結束的原因,最重要也最與時俱進的,它陳述了如今世代獨立人格在婚姻關係中的重要,儘管後者是一種結合,是社群關係中的單元結構,Noah Baumbach 很清楚現今世界的價值觀,也明確女性在家庭和婚姻關係中有新的渴求,她們的需要不該只是情感上的滿足,是從事業,生活和成長等多面的考量。婚姻的失敗不是情感未能滿足,恰恰相反,《Marriage Story》中的妻子在情感上與離婚中的丈夫並非徹底斷裂,倒是她的其他渴望在婚姻中無法完成,因而選擇離開。若這樣的作者電影還能散播形態,它不妨去刷新人們對婚姻的認識,不妨讓兩性(或者是同性)重新獨立思考自己在婚姻中的付出和收穫。

寫到這裏我不禁再去翻看 Jennifer Jason Leigh 的經歷,很明顯看到她在那一段婚姻期間(2005-2010)大幅度減產,從發展穩定的演員進入低調期,再對照電影裏的妻子,這也讓人十分傷感。電影中妻子亟待在事業上進步的情節設置,顯然不是導演憑空捏造,或者為了製造戲劇衝突而刻意創作,這樣的矛盾終究來自生活,它帶來的感受很沉實,又很唏噓。

除去內核上的深刻,這部電影在形式上也不簡單。也許它也可以謹守在家庭肥皂劇的界線內,平鋪直敘地講完這故事。Noah Baumbach 用了很多手法製造出錦上添花的觀感。電影開頭用諮詢的段落打開丈夫和妻子雙重視角,中間不斷用鏡頭凝視二人的面部,從容走入角色內心,再加上演員的出色表演,人物的鮮活呼之欲出。Adam Driver 倒數第二場戲精緻得震撼人心,導演在場景和調度上將寫實和戲劇化進行了微妙的調和。男主角的這一段獨角戲兼具白描和舞台劇兩種神采,拍出了特有的高光時刻。

《The Souvenir》電影處照。

《The Souvenir》電影處照。網上圖片

最獲得大眾認可的女配角 Laura Dern 不出所料強勢贏得了奧斯卡獎,我讚同王詩淼文章所說,她所扮演的律師角色從學院歷來熱衷褒獎的平板母親形象中脫穎而出。若從戲劇創作的基本討論,一個豐富立體,又脫離善惡黑白兩分的女性配角本應再普通不過,環顧荷里活的大部分電影,才發現這樣的創作和表演如此稀缺,也很難單純地講她的勝出讓人是憂還是喜。

但最後回到主題,一方面《Marriage Story》是作者電影,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很多婚姻/家庭的戲劇刻板和預設,若只當成保守的婚姻側寫,從情感和自身體驗去討論它便低估了這部戲。儘管它在威尼斯影展和奧斯卡都未能收穫大獎,但我會將它與英國電影《The Souvenir》一起放進2019年度最好的電影那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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