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區」日記：在撤僑選擇前，我決定留在武漢與父母相伴

【編者按】由於武漢封城，疫情持續發展，多個國家陸續從武漢撤僑。此前有外媒報導，英國在組織撤僑時，中國籍配偶及家屬被中國政府禁止離開，雙方拉鋸多時後，中方放行。但也有人決定留下，陪著仍在國內的其他家人。本文作者及其家庭，就經歷了這樣一個「撤僑時刻」。最後，作者的外籍妻子帶著孩子離開中國，而他決定與父母相伴，留在武漢。文章首發於豆瓣，端傳媒獲作者授權轉載。

交通停止後，我督促安娜聯繫大使館。她是英德的雙國籍，我希望她把孩子帶出去。一開始，她沒當作急事，登記了信息。她異常鎮定，比我們逆來順受，說，沒關係，從十二月逃到現在，我已視作常態。半年前，我們從英國搬去澳大利亞。年底，受山火威脅，閉在家中，外面是濃煙。一月初，回到武漢，又一次經歷口罩脱銷。她按部就班地在延長禁閉裏的生活。

先是美國撤僑消息，包機。後是法國撤僑，包車，到長沙。安娜說，怎麼落後法國人。她給德國大使館追去幾封信，又聯繫英國使館。德國人說，我們正在密切的溝通中。英國人說，我們暫無撤僑的計劃。此後，「密切的溝通」成了日常的笑話，代指語焉不詳的阻力和困難。

安娜的焦慮始於大年初二，一月二十六日，廣西兩歲的小孩確診。我們的孩子還沒到三歲。此前，我們口中說，不會傳染小孩，給心裏安慰，誰都不敢確信。病毒終究打破了年齡的界限。安娜的父母在德國，他們不眠，每日電話和郵件。

英國啟動了撤僑的計劃，安娜打電話，錄入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她說，我把你的信息寫進去了，他們說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說，安娜，如果你們能走，我會留下來。我父母，姥姥，還在。年輕人最有可能扛過病毒，我要留下來，直到封鎖結束。安娜說，我能理解。家裏開始一場無休止的討論。父親說，能走一個是一個。你留下來，能幹什麼。我說，我要蹭長假期。母親問，你留下來到底有什麼目的。父親答，他不想被人說是逃兵。我說，難得休息一陣，你們成人之美吧。

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後，被證實是合情合理。

我們擔心飛機上交叉感染，落地後的兩週隔離。安娜說，從澳大利亞到武漢，在家一個多月。從武漢封城算起，快一星期。回去再隔離兩週，孩子會瘋的。他那麼討厭醫院。安娜每想到此，情緒激動，信仰也無法安撫。她說，起初我想，這些遭遇不是針對我，不止我一人，現在我越來覺得，可能就是對我。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後，被證實是合情合理。

我說，你別急，不是你能改變的，你一直冷靜，要穩住。

她說，你不能教人不急，我能撐得住一時，可不能一直這樣撐下去。如果我們早點知情，早點離開，完全可以避免這一切。現在說這些都為時已晚。我厭惡這樣的懦弱，我的懦弱，公眾的懦弱，所有人的懦弱。如果我這次撐到最後，全是憑藉憤怒。

我說，我不覺得這裏誰是懦弱的。你看，大家努力繼續生活，醫生和護士在前線。要是我們都留下，我也不會太擔心。

她說，我不是指的這些。是我們在危機中的恐慌，失去邏輯，扔掉理智。你為什麼不去看看國際上武漢肺炎的報導。

我一直沒有接觸境外新聞。這和以往對待事件的態度截然相反。可能是每日信息過載，可能是身處暴風眼，覺得沒必要。我甚至不知從哪天起，武漢成為國際焦點。我開始在早上閲讀國外報導，憋的一口氣，不比晚上看國內新聞少。

外媒對肺炎的報導不像是寫一場災難，而是寫一場天譴：病毒是飲食習慣和政治文化的報應。

不像是寫一場災難，而是寫一場天譴：病毒是飲食習慣和政治文化的報應。撤僑的討論，質疑為什麼有人去武漢，希望回來的人被隔絕得遠一點，久一點，以免舉國之災。當局放棄快速檢測和居家隔離，對歸國者強制隔離，限制外人入境，安撫公眾的情緒。

我明白了安娜所說的懦弱。我擔心，即便安全離開，孩子也要因為身份，受到不明的敵意和排斥。有那麼一刻，我心裏說，還不如留下來算了，但即刻又放棄了這個賭氣的念頭。

母親說，我們生活在其中，反而沒有那麼的緊張。死亡離我們更近，認識的人確診，疑似，但沒人談起死亡時，覺得它會立刻臨到自己頭上。我們緊張時，想的盡是，家裏誰感染了，朋友誰感染了，怎麼辦。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壞了，親人和朋友要怎麼辦，接觸的那些人呢。疫區外的人，擔心的死亡，盡是直撲自己來的。彷彿只有這樣，恐懼才是真切的。我們和所有人一樣，讀到個體故事，但在家人面前從來不提，不是否認那些絕望的經歷，而是它們離我們近。

撤僑安排，一波三折。一月二十八日，德國派軍機來的請求被拒。完了，安娜說，德國人不會來了。她再去聯繫英國，發現名字被錄錯了。對方很禮貌地表示歉意，再次錄入信息。連着兩天，安娜掛在嘴邊的話是，法國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兩個祖國落後了鄰國。她終日在房間裏打電話，發郵件，不放過一條小道消息。她的父母儼然是生活在中國的時區了。

終於， 一家人看《別告訴她》時，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們等她的宣告。

英國撤僑飛機想在二十九號起飛，在機場被困兩天，爭論的焦點是孩子與家屬問題，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國國籍的人。

德國人要來了，她說，但是，我們要被強制隔離兩週。麻煩不止於此，離開的人要醫學檢查，有症狀則不能走。沒有說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英國撤僑飛機想在二十九號起飛，在機場被困兩天，爭論的焦點是孩子與家屬問題。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國國籍的人，英國德國堅持保全家庭的原則。我對父母說，你看，白討論了這麼久，國人本來就是走不掉的。

母親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兒童用，向內折，用線縫上。父親找開車去機場的上報機構。安娜不情願地簽下了強制隔離的同意書。我為隔離期間準備兒童電影。在此之前，我們竭盡全力，守住不看電視的原則。編織室內活動，熬過白天。

狗與小孩最難理解禁足的理由，他們尤為無聊和煩躁。孩子的詞彙日益見長，在澳洲學會「大火」，在武漢學會了「咳嗽」和「口罩」。他驚奇地發現，我們在為出行準備大量日常限額的餅乾和電影。我說，這是中國新年，還沒有過完。

德國飛機臨時提前一天，要八點前到機場。安娜早上起來，廚房放《圖蘭朵》。我說，需要這麼煽情嗎。她說，這會是漫長的戰役。一月的最後一個夜晚，我們出發。紅綠燈遇到飆車的摩托。兩輛車，一左一右，在空曠的大路上疾馳。這周，交警日夜不息地追捕飆車黨，證明交通秩序未因疫情坍塌。手持名單的檢查員在機場收費站，確認後再過軍隊的崗。門口的防爆檢測變成了體温測試。出發大廳裏有韓國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蘭卡人，土耳其人，德國人。我多天沒見過這麼多的人。

韓國人最多，他們佔住空閒的服務枱，做乘客的登記。三名德國官員出現了，穿橙色馬甲。他們先打探了南航空無一人的服務枱，但認為即便是非常時刻的佔用還是不妥。消失了十分鐘後，他們不知從哪裏，弄來一張中式的木桌，兩把椅子。從包裏，掏出德國國旗放在桌角，開始登記。多虧英國人前面的拉鋸，孩子家屬今天都可以上飛機。我們心中卸下一塊石。

我對安娜說，你最終還是冷靜了，你還一直克制對中方的批評。她說，你們自己人說得夠多了。

沒有人知道要等多久，飛機有沒有停在玻璃的另一端。體檢不過的人，被全身防護服的醫生領到門口的救護車。時間從八點到了十一點，孩子在機場跑乏，也不願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車上睡覺，遠離機場人群。他非讓我抱他在前座睡。過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機響起。三點半，沒有一點進展。機場冷颼颼的。起初防護嚴密的人群，這時候被擊垮，他們摘下口罩和手套，敞開地吃零食和泡麪。又這樣過了兩個小時，安娜說，再這樣待下去，健康人也要生出病來。

韓國人走了，然後是孟加拉人，最後只剩下德國人和土耳其人。我們把行李登記，開始排隊體檢。

你要去把他抱出來了，我說。

外面已不是徹底的黑，天空開始出現輪廓。安娜懷中的他，穿着紅色的襖子，像一團火，睜開眼睛說，回家，爺爺奶奶家。我們沒人搭話。我說，我這次不陪你和媽媽了，要是媽媽不讓你看佩奇，你打電話給我。他說，一起走。我對安娜說，你沒給他打預防針嗎。安娜說，行事匆忙，沒顧得上。

我們沒有過多的告別，兩天沒怎麼休息，口乾舌燥，頭昏腦脹。我對安娜說，你最終還是冷靜了，你還一直克制對中方的批評。她說，你們自己人說得夠多了。我說，說不定我們下週解除封禁，比你出來的還快些。她說，那我會怒得出離。你好好睡覺，明天可以睡到十點醒了。我說，行了，你們走吧。

他們消失在白色和黃色防護服的身影裏。

回家，太陽起了。我把口罩丟在垃圾桶，衣服扔進洗衣機，沖澡，兩遍肥皂。我全身疲乏，但又十分清醒。換上衣服，像是完成了一件談不上喜憂和勝敗的使命。房間空了，小床和大床的被子整齊疊在床尾。夜燈還在電插板上。枕頭上有安娜的頭髮，她又忘了眼霜。屋子裏有洗髮水和嬰兒潤膚露的氣息，不久它們又會消失在消毒水的味道里。樓下，玩具散落在客廳，桌上還有沒完成的拼圖和摺紙。晨光應該到了進門的樓梯。在不能出門的日子裏，我們允許他拿粉筆，在門口畫畫，打發時間，對抗無聊。牆壁地磚樓梯上，留下五顏六色。他專注地給台階上色，描線，先是紅色，覆上綠色，再蓋上紫色，周而復始，直到太陽落山，我們喊他上樓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