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子：「華人、中國人、武漢人」——疾病中的集體污名與社會矛盾

「華人=鼠疫」的1900年

一百多年前的美國舊金山，在腺鼠疫的威脅下，市政下令把整座中國城嚴嚴實實地封了起來。

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讓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的其中一種，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一般由小型齧齒類動物身上的跳蚤攜帶，並在密集的居住地四處傳播。被帶有鼠疫桿菌的跳蚤叮咬後的人，會被細菌侵入淋巴腺。歷史上，腺鼠疫曾經在多個地方的文明裏寫下了記錄，讓6世紀的拜占庭帝國面臨崩潰，更在中世紀的歐洲殺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麼，1900年舊金山的鼠疫，為什麼又特別針對中國人和中國城？

19世紀末，在中國華南地區爆發了腺鼠疫疫情，法國人亞歷山大·葉爾辛（Alexandre Yersin）從香港的病人身上分離出了致病菌，並以他的姓氏來命名。1899年，有兩名香港腺鼠疫患者乘坐輪船抵達了舊金山港、並在天使島（Angel Island）上被隔離、最後死去，並沒有爆發疫情。然而，輪船上寄生的老鼠，卻很可能保留了鼠疫桿菌。這些老鼠隨着貨箱和行李混入了舊金山，並在不經意間引發了疫情在中國城的大爆發。

恐懼立刻在舊金山開始蔓延。隨之而來的，是將「中國」以及「中國人」劃上了等號。不顧華商群體的反對，更罔顧底層華人勞工的感受，舊金山市政宣布在中國城周圍建立崗哨，將中國城直接「封城」，切斷食品供應，並挨家挨戶排查病例並強制消毒。關鍵是，所有的一切行動都是針對華裔的，歐洲人後裔並不受影響。而華人家庭為了不讓這些「狼檢察官」（wolf inspector）發現、導致人財兩空，會把家中的病人藏起來，這又加劇了病情的擴散。

「中國人=鼠疫」，在那個年代，用疾病將一個少數族裔污名化，可謂是「排華」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證着美國人對於華裔移民「骯髒」「易病」乃至「虛弱」的印象。然而，「骯髒」與「疫病」的背後，折射的是華工群體整體的社會地位。

「中國人=鼠疫」，在那個年代，用疾病將一個少數族裔污名化，可謂是「排華」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證着美國人對於華裔移民「骯髒」「易病」乃至「虛弱」的印象。但諷刺的是，因為中國城被「封城」，他們請不到小工和廚子——當時舊金山60-80%的家政服務是由華裔提供的。商界積聚的不滿和鄰州「關閉州界」的威脅，讓舊金山和加州不得不向聯邦政府求助，從疾控中心派來官員方才開始真正解決問題。

然而，「骯髒」與「疫病」的背後，折射的是華工群體整體的社會地位——中國城常年過度擁擠、居住條件糟糕，鼠患橫行，為疫病創造了傳播的條件；而美國當局對於華人群體的歧視與打壓，又客觀造成了華人群體的不配合，沒有文件的非法移民不得不在潮濕骯髒的閣樓甚至地下室裏蝸居。這些都不是將中國人「封」起來可以一朝一夕解決的問題。

疾病中的地域、族群、階級

面對傳染病威脅，封城並不是什麼罕見的措施。然而，與「封城」隨之而來的，是更多諱莫如深的恐懼，乃至莫名其妙的責備。面對新型冠狀肺炎的肆虐，許多人不去就事論事地責備武漢政府處置不力，反而將矛頭對準了普通市民甚至是中國人。

「都怪武漢人」「誰叫你們不乖乖呆在家裏」，甚至指責患者因求醫無門而四處奔波，「得了病還到處亂跑」。在中國國內，河南、湖南省界一些民眾，自發地將兩省交界的道路毀壞或者用大石塊攔住；在香港和台灣，不乏言論表示，應該禁止全部大陸人進入，要對中國大陸「全面反向封城」……

將病和特定的人群劃上等號，是地域、族群、階級矛盾的反映，亦加深了族群和階級矛盾。疫病本來就是一種「失常」的存在，有時候是「外來」的、「侵入」的，天生就帶有與「他者」捆綁的趨勢。

疫病本來就是一種「失常」的存在，有時候是「外來」的、「侵入」的，天生就帶有與「他者」捆綁的趨勢。而在他者化的語境下，攜帶疫病的人、或者處於疫病危險中的人，都會被「非人化」。

從梅毒在各個語言中的俗語就可見一斑：英國人稱之為「法國病」，法國人稱之為「意大利病」，荷蘭人稱之為「西班牙病」，俄羅斯人稱之為「波蘭病」，中東人稱之為「基督病」……而「隔離」（quarantine）這一詞，最初也來源於意大利語 quaranta，即在瘟疫的威脅下修築堡壘，將自己與「外來人」隔絕開來。

而在他者化的語境下，攜帶疫病的人、或者處於疫病危險中的人，都會被「非人化」。武漢人不再是人，而是行走的病毒，需要嚴防死守；而他們的需求、他們的困境，則被選擇性忽視了。

這一方面和疫病本身的特質相關。人們對於疫病和死亡的恐懼，常常和對於病症的認知捆綁在一起。在結核桿菌被發現之前，肺結核（彼時被稱之為「癆病」）是一種極度「浪漫」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上層、文化階級才會得結核病；濟慈、雪萊、肖邦等鼎鼎大名的文化人，亦為此病增添了一份憂鬱而神秘的色彩。

但當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將結核桿菌分離並培養出來、證明肺結核是一種通過空氣傳播的疾病之後，肺結核的面貌一下就改變了。據估計，在18-19世紀，世界上大約有80-90%的人攜帶結核桿菌，只是有的並未發作。肺結核病人被送到遙遠的山區進行隔離、療養，一般人避之不及。而當西方世界衞生、醫療、營養條件提升之後，許多人到死也不會受潛伏的肺結核的困擾，反倒是密集城市裏居住的貧窮人口成為了肺結核的受害者。肺結核遂與骯髒、貧窮的生活捆綁起來。

現代化下的「健康」理念構建，與不被納入現代醫療體系的人

人們對於傳染病的恐懼和對傳染病人的「污名」如影隨形。不管是肺結核、艾滋病，還是甲肝、乙肝等，都難逃世人怪異的眼光，以及和「生活方式」的聯想與捆綁。

在現代衞生體系和操作下，對傳染病的大規模消除，成為了「現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個人在「健康」與「衞生」方面的注重，成為了現代公民的天職。一個健康的人，理應保持乾淨衞生，生活檢點，飲食剋制，信任現代醫療手段，有病及時就醫，等等。從公共衞生到個人衞生的轉向，乃是新自由主義語境下對於個人的要求——一個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理應為自己的健康負全責；而健康則越來越成為市場上的商品，成為昂貴的「生活方式」，需要用金錢去購買。

但面對傳染病的無力，有多少是「個人努力」和「責任」可以解釋的呢？誠然，不打麻疹疫苗和亂吃野生動物自是咎由自取；然而，在海鮮市場討生存（又沒有賣野味）的小商販呢？在消息滯後的情況下沒有防護的醫生和護士呢？有染病症狀，卻無力負擔醫療成本、從而選擇不去就醫的低收入家庭呢？（雖然中國政府承諾會全面承擔新冠肺炎的治療，然而若是求診結果只是普通肺炎，還是有可能花去相當大一部分治療的成本，對於沒有醫保或者只有基礎醫保的群體來說是巨大負擔。）

從公共衞生到個人衞生的轉向，乃是新自由主義語境下對於個人的要求⋯⋯而帶有種族、階層的集體污名，為消除疫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亦加劇了社會矛盾。

《外交政策》前日發文分析了武漢抗疫的難點——由於這種病主要攻擊的是中老年、抵抗力低的群體，重症病人很大一部分原本就有其他的併發症或者累積的病症，這在低收入群體中更加常見。而這部分人客觀上又更不易進行溝通，獲取信息能力也更差、防範意識更低，也會更輕易被所謂的「中醫/民間偏方」給迷惑。這些困境的成因很複雜，不是他們自己能夠左右的。與其將指責放在他們身上，不如去思考如何才能夠把他們也納入現代醫療體系。

就像20世紀初在舊金山中國城討生活的華裔勞工一樣，他們所處的客觀條件，成為了他們被瘟疫「污名」的原因。而這種帶有種族、階層的集體污名，為消除疫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亦加劇了社會矛盾。

大疫當前，社會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扶持所有的群體，將疫病從整個社會中驅除，而不是劃線了就完事——不管是物理上的 ，還是心理上的。因為你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否會輪到你自己。

（李子，佐治亞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博士生，世界史碩士）

拓展閲讀：「澎湃思想市場」1月27日文，「封堵武漢人」：從防疫話語到地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