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決定關閉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市。隨著疫情的惡化,鄰近的城市也關閉了對外聯絡道路。目前全湖北有16座城市被封,全中國32省中,已有31省發布了I級(最緊急)應急響應。
根據目前的流行病學觀察,新冠肺炎病毒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都低於SARS,但傳染率很高,中國政府的一番舉動無非是希望可以有效地防止疫情的擴散。但這樣的封城(省)在近代公共衛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以地理區位劃下疾病禁制區(cordon sanitaire),近年來只有塞拉利昂(獅子山)、利比里亞(賴比瑞亞)等西非國家,在2014年時因應伊波拉(埃博拉)病毒使用過類似的手段。伊波拉病毒有將近90%的致死率,SARS的死亡率大約是15%左右,新冠病毒要更低。
中共在年初一(1月25日)過完年後,才終於成立中央應對疫情領導小組,翌日才確定由李克強做組長,主管宣傳口的王滬寧做副組長。不僅整體反應已屬遲緩,而且從人事結構中,反映出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以及當下階段,輿情管控跟疫情管控同樣重要。類似的公衛危機在中國屢見不鮮,從2003年的 SARS 到近年的非洲豬瘟,中國的傳染病/公共衛生防治體系面對新型態的疾病,既要壓制,也是「沒輒」(沒有辦法)。
本文會先從公衛的角度出發,嘗試評價封城的利弊,之後最重要的是從組織研究的角度,分析中國官僚體制的課責與應對能力。我嘗試解釋一個問題:中國的壓力型體制是如何把重大公共危機變為治理危機,乃至政治危機的?那隻房間中的大象,到底是如何運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