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別再假裝社交媒體能「自淨」

無論是我們個人的使用觀感，還是嚴謹的學術研究得出的結論，都在明確地告訴我們：在這裏，真理無法戰勝謬誤。

反對互聯網平台封禁特朗普帳號的人，喜歡提出的一個觀點是：特朗普就算說了什麼錯誤的、不應該說的話，你們反駁他就是了，拿出事實真相去打他的臉不就行了嗎？為什麼要取消他在這些平台發言的權利呢？

這種觀點背後，是對言論「自淨」機制的信任，也就是相信：只要是公開、自由的競爭，最終真理肯定會戰勝謬誤，外界就不要去干預了。這種想法，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真理越辯越明」，用一個帶有學術色彩的概念來總結，就是「觀點的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

根據北京大學胡泳教授的總結，「觀點的自由市場」這一概念「借用了經濟學上的自由市場概念，將觀念市場理解為人類通過一定媒介實現觀念集中交換的場所，強調只有通過『廣泛而充分的思想競爭』，人們才能發現真理或者作出科學的決策。與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一樣，在觀念市場中，不可計數的真理和謊言相互競爭，人們期待通過廣泛的競爭、辯論後，前者終會戰勝後者。」

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經典著作。例如，彌爾頓（John Milton）在《論出版自由》中說：「雖然各種學說流派可以隨便在大地上傳播，然而真理卻已經親自上陣；我們如果懷疑她的力量而實行許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傷害了她。讓她和謬誤交手吧。誰又看見過真理在自由而公開地交手時吃過敗仗呢？」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中也說：「真理所享有的真正優越之處乃在這裏：一個意見只要是真確的，儘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壓熄下去，但在悠悠歲月的進程中一般總會不斷有人把它重新發現出來，直到某一次的重現恰值情況有利，幸得逃過迫害，直至它頭角嶄露，能夠抵住隨後再試圖壓制它的一切努力。」

然而，「觀念的自由市場」理念後來遭到了不少質疑和修正，彌爾頓和密爾生活的時代背景與今天也大不相同。具體到社交媒體上，無論是我們個人的使用觀感，還是嚴謹的學術研究得出的結論，都在明確地告訴我們：在這裏，真理無法戰勝謬誤。

最典型的證據來自《科學》雜誌2018年刊發的一則研究：通過在推特上進行的大數據分析，學者們發現，虛假信息的傳播速度比真相的傳播速度快很多，傳播的範圍要廣很多。簡言之，真相跑不過謊言。

最典型的案例當屬近一兩年來風行美國的陰謀論「QAnon（匿名者Q）」。這種陰謀論的內容荒誕無稽，說的是包括奧巴馬、希拉里、索羅斯、湯姆·漢克斯、奧普拉·温弗瑞、Jay Z在內的精英們，正秘密地運營着一個以綁架、折磨、強姦、食用小孩為主要活動的邪惡組織。他們通過吃小孩延年益壽。而特朗普則是對抗這個邪惡集團的英雄。QAnon陰謀論通過社交媒體迅速傳播且發展壯大，甚至有議員相信和鼓吹它，這次衝擊國會的人裏面也有它的信徒。

為什麼社交媒體無法成為一個自淨的觀點自由市場？這和社交媒體的核心機制息息相關。社交媒體的最基本功能就是轉發分享，一則消息只有被很多人分享，才能獲得「病毒式傳播」；如果沒有太多人分享，那麼它在社交網絡上就會毫無影響力。而許多研究已經證實，最能刺激人點擊「分享」按鈕的內容，是那些刺激我們情緒反應的內容，比如讓我們覺得憤怒的、震驚的、自豪的內容。而很多虛假信息，正是往刺激情緒的方面去寫的，它們的病毒式傳染力，是真實優質的信息無論如何也追趕不上的。

也就是說，如果毫不干預，任由各種信息在社交媒體上去競爭，那麼勝出的一定是虛假信息，是陰謀論，因為社交媒體的內在規則就是有利於它們的。「觀念的自由市場」在報刊年代也許存在，但在社交媒體年代肯定行不通。

在思考特朗普被封號的問題時，我們應該接受一個事實：指望真理在社交媒體上通過自由競爭勝出，是一種過於天真的幻想。對於社交媒體上的言論，問題不是「該不該干預」，而是應該怎樣更好地干預。

在現實中，我們也能看到：如果互聯網平台完全不去干預內容，任由各種信息自由競爭，結果一定是變成垃圾信息和危險言論的温床。比如，在全匿名、無審查的論壇8chan上，兒童色情內容以及恐怖主義極端言論大量傳播，並且和美國的多起大規模槍擊案有關——槍手是8chan用戶，作案前在8chan上發表宣言。再比如，Reddit曾經是對言論管理較為放任的平台，但這導致了太多的種族主義仇恨言論、偷拍色情內容，因自稱新型政府而被美國科技媒體The Verge稱為「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它不得不在近來採取了更為積極的干預措施。

因此，在思考特朗普被封號的問題時，我們應該接受一個事實：指望真理在社交媒體上通過自由競爭勝出，是一種過於天真的幻想。對於社交媒體上的言論，問題不是「該不該干預」，而是應該怎樣更好地干預。

二、別再假裝矽谷巨頭是普通的私營公司

作為私營企業，科技巨頭的確沒有手握公權力，的確不能成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制約的對象。但是我們面對的事實是，這些巨頭實際上手握的權力，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公權力了。

有人認為，互聯網平台的錯誤不在於封禁了特朗普，而在於封得太晚了。

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樣的說法是有道理的。縱觀特朗普2016年以來的社交媒體言論，他利用這些平台傳播了大量的謊言，為陰謀論助推，煽動仇恨和暴力。而推特等平台對此幾乎毫無反應，直到2020年11月的大選之後才開始給特朗普關於選舉舞弊的推文打上提示標籤。

也就是說，直到2020年11月的大選之前，各平台對待特朗普的言論大多採取了放任的態度。它們這樣做，也許是出自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它們不想觸怒特朗普以及國會裏的共和黨人，不希望引來更多的監管壓力，而大選之後，特朗普已經註定要下台，就不用太擔心了；第二，這些平台實際上從特朗普的言論中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畢竟，內容被分享得多、用戶活躍度高，這就是衡量這些平台商業價值的最高標尺，它們並不需要在乎被分享的到底是真相還是謊言，是優質信息還是仇恨言論。

科技公司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我們只是提供一個平台，不應該由我們來判定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比如，2020年5月，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就表示：Facebook不是事實的裁決者（「arbiters of truth」）。

但這樣的表態更多是一種話術。首先，各大平台一直在裁決各種信息，它們僱傭了大量的勞動力來鑑別什麼是色情內容，什麼是暴力內容，它們也在和事實核查機構合作來判定什麼是虛假信息。其次，如上一部分所言，社交媒體的核心特質本身就是一種「裁決」，它意味着，如果不主動干預，不主動壓制虛假信息，不主動推動真實優質信息的傳播，那麼平台就會被謊言和垃圾信息充斥。所以，不裁決事實，就是在幫助虛假信息的傳播。

此次封禁特朗普的帳號，更是證明「不當裁決者」只不過是一句好聽的話。從自由放任到嚴厲禁止，各大平台的變臉速度之快、程度之徹底，很難讓人相信這些科技公司在執行着前後一致的政策。看起來，它們更多還是看着輿論和政治的風向掉轉船頭而已。

不過，扎克伯格的這句話裏，的確也有一層道理是成立的，那就是：我們不能讓科技公司成為事實和真相的決定者。在當今社會，平台的力量和影響力太大了，我們不能給予它們過大的權力。

作為私營企業，科技巨頭的確沒有手握公權力，的確不能成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制約的對象。但是我們面對的事實是，這些巨頭實際上手握的權力，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公權力了。

這對中國大陸的人們來說，可能沒有那麼容易理解。畢竟，中國政府不允許Facebook進入，扎克伯格就沒有辦法；政府臨時叫停螞蟻金服上市，馬雲也只能認了。但是，對於世界上很多沒有那麼強的政府來說，它們的力量也許真的還比不上Facebook。這家公司擁有27億用戶，只要在算法上做一點點的改變，就可以影響千萬人接收到的信息，可以左右千萬商家抵達顧客的方式，可以改變千萬人的社交關係。它承載的虛假信息，可能改變一個國家的選舉結果，在緬甸等發展中國家，這些虛假信息的流傳更導致了族群之間慘烈的流血衝突。

我們不應再假裝Facebook、Twitter等科技巨頭是普通的商業公司。它們對社會和公共生活的影響力太大了，這不僅是因為它們的用戶數巨大，更是因為在這些平台上流通的是信息，是言論，是關係，而這些都是組成公共生活的基本元素。

在這些平台上流通的是信息，是言論，是關係，而這些都是組成公共生活的基本元素。

所以，我們需要對這些平台巨頭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不能任由它們單方面來決定信息的傳播和關係的建立。在民主國家，表現欠佳的政府可以被選民選下去；但對於這些公司來說，我們並沒有類似的民主手段去制約它們，這也是科技巨頭的權力格外令人憂心的原因。

致力於保護公民權利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就表示：當Facebook和Twitter封禁特朗普的時候，每個人都應該感到擔憂。因為特朗普可以通過福克斯新聞或其他途徑繼續發言，而如果你是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當你的發言權被平台剝奪，你可能就真的走投無路了。

三、別再假裝趕走特朗普，問題就解決了

這就引出了本文想要討論的最後一個方面——這些社交媒體平台的問題，遠遠超出了是否要封禁特朗普一個人。

本文的第一部分論證了：社交媒體上的言論一定是需要干預和管理的。第二部分則提出：不能將這種干預和管理的權力交由科技公司單方面完成。因此，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由誰來、如何來判定和干預言論？

長期研究網絡言論的學者Rebecca MacKinnon就認為，這個監督委員會看上去並不會觸及Facebook的兩個關鍵：數據和算法。

Facebook在各方壓力之下，做了一項介於「自律」和「他律」之間的嘗試——成立了一個類似於「最高法院」的監督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來獨立決定言論審查的尺度，Facebook公司以及扎克伯格本人必須服從這個委員會的決定。2020年5月，Facebook公布了這個監督委員會的首批20名成員名單，其中包括國際組織領導人、前國家首相、資深教授等等，規格非常高。

委員會的經費由一個獨立的信託基金提供。雖然基金的1.3億美元是由Facebook提供的，但是Facebook不能干預，也不能開除委員會成員。

用戶可以直接向這個監督委員會發起投訴，Facebook也可以直接向這個委員會提交具體的案例。可以想見，這個監督委員會肯定會收到成千上萬的投訴，而這些重量級的大忙人們，肯定沒有時間去一一處理。因此，他們只會聚焦於那些會在現實中產生重大影響的案例。這就好像美國最高法院只有9名法官，每年只審理一百多個案子，但這些案子有着重大的意義和影響。

這個監督委員會雖然的確是很高端，但是它能起到的實際作用可能非常有限，因為委員會只會去審查那些被投訴的個案，但是對於Facebook內容生態中更根本性的問題是毫無影響力的。長期研究網絡言論的學者Rebecca MacKinnon就認為，這個監督委員會看上去並不會觸及Facebook的兩個關鍵：數據和算法。前者指的就是Facebook的商業模式對個人數據的掠奪性開採和分享，後者指的是算法為了增加人們的互動而有意推廣煽動性的內容。

真正的解法不可能來自科技平台自身，必須有多種外部力量的參與。其實，最核心的原則無非是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的：權力制衡，不能讓任何一方的權力過大。

因此，在社交媒體的言論管理上，公權力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國會將科技巨頭請過去詢問聽證，起草反壟斷方案，都是介入的方式），但不能讓政府說了算；公眾的參與需要被鼓勵，但不能變成民粹式的暴政；專家學者要發揮重要的作用，但不能走精英決定的老路；科技企業的員工也要有發言權（這一次推特幾百名員工聯名要求封掉特朗普的帳號，可能就起到了一定作用）；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都應在這個問題的應對上有一席之地。

這樣的具體機制如何設計、如何運轉？目前沒有人有答案，但一個確定的事實是：目前無論是哪一方，都對現狀不滿意，特朗普覺得自己的言論自由受限了，反對特朗普的人則覺得科技平台行動得太慢了。所以，這正是一個實驗和創造新機制的時候。而這一切都要開始於科技公司承認自己的責任，承認自身無法解決問題，願意邀請外部力量參與。

近來，特朗普和一些共和黨成員，在反擊科技公司的干預時，屢屢談到一個叫做「section 230」的法案，並表示：要廢除這一法案，才能保證互聯網上的言論自由。其實，section 230的出現，豁免的正是科技公司干預內容的責任。這一政策要追溯到1996年，當時互聯網產業剛剛出現，為了保護年輕的科技公司，這一法案規定，科技平台無需為用戶提交的違規內容負責。正是這一「保護傘」條款，免除了科技平台相當大的監管成本和違規風險，客觀上幫助了它們的迅猛發展。甚至有人說，美國互聯網產業有今天，全靠這個法條。

而如果廢除section 230，也就意味着科技平台要為用戶上傳的內容負責了。自然，平台就會做更多的內容審核，以確保自己不會被告。所以實際上，如果section 230被廢除，特朗普的號可能仍然會被封掉，甚至被封得更早。

民主黨的成員對於廢除section 230也有很大的熱情，因為他們普遍認為科技平台上流傳了太多的虛假信息和仇恨言論，而平台卻不必為此負責，因此也就疏於管理。拜登上台之後，這一法條的前景如何值得關注。

真正的解法不可能來自科技平台自身，必須有多種外部力量的參與。其實，最核心的原則無非是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的：權力制衡，不能讓任何一方的權力過大。

無論section 230是否被廢除，我們都能看到一個清晰的趨勢：隨着科技公司越來越成為眾矢之的，它們將越來越難依靠聲稱「我們只是平台」、「我們不裁決事實」來明哲保身。它們需要直面社交媒體帶來的問題，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商業模式及其算法如何系統性地鼓勵了虛假信息、極端思想、仇恨言論的傳播。從這個角度說，特朗普只是這一深層問題的一個具體表現而已。趕走了特朗普，這個問題並不會自然被解決，因為會有更多的特朗普、更多的QAnon陰謀論在這樣的生態下被催生。而直面問題的根本，就是設計一套權力制衡的機制。

（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