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顛覆一切的2019，香港人如何想像2020？

「如何形容香港這一年？」中環街頭，我們採訪一個叫Matthew的年輕人。

他想了想，認真道：「我猜我會用『被遺棄』這個字眼。其實我感覺好像被人出賣了一樣。」

「混亂」、「撕裂」、「覺醒」，這是我們在數天密集的街訪裏，最常聽見的詞語。政權移交22年之後，香港因激烈政治抗爭所獲得的國際和國內關注，可能比過去作為世界金融中心還要多。Matthew正好生於1997年，他為何會覺得，在香港的市民，被遺棄了？

「大家都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情。好多事都不是依照規矩去做，但是好像沒有人去理會，沒有人正視過這個問題。」Matthew解釋，「我就會覺得，我們是不是一些不值得受人尊敬的、重視的人，我們是不是正在被遺棄？」

年輕人的聲音，出乎意料，又無法忽視。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在過去近7個月席捲香港，浪潮宏大而未知，顛覆了認知和日常，身處其中的每一個普通市民，在想著什麼？我們在2019年的最後一個月，嘗試去尋找街頭巷尾的真實聲音。

被遺棄感與真相之必要

Matthew的話，讓我想起一年前流行的日劇Unnatural，其中有一個故事：蛋糕工廠的員工因過度加班而出交通意外死亡，遺下妻子和一雙年幼兒女。法醫三澄美琴希望找出真相，然而，剛失去了爸爸的佐野祐，目睹互相推卸責任的廠方、醫院和電單車修理店，這個還在上小學的孩子說道：

「這麼做沒有用。那些傢伙根本不在乎事情真相，發生了的事也權當沒有發生。」

年輕人Matthew和佐野祐的感受有一個共同點：社會上發生了不可思議、與常理違背的事情，卻被當做沒有發生，真相不被正視。

被遺棄感，被出賣感。他們感知到社會上每天都在發生一些「大家都知道」、「不依照規矩」的事，而手握權力、本應主持公道的人，並不「理會」、「正視」這些問題。

仍在Mathhew腦海盤旋的，是許多關於警察的畫面。8月11日尖沙咀銅鑼灣遊行，期間一名少女的右眼懷疑被警方布袋彈擊中；又有一名被捕少年，他已被制服，腦袋被警員以膝蓋強力壓在地上，門牙爆了，血流一地，苦苦哀求，狀甚痛苦。11月11日，西灣河一名交通警在沒有警告之下，向迎面走來、雙手沒有武器的黑衣少年胸口開了一槍。警方聲稱少年意圖搶槍。這是反修例運動裏，警方第二次以實彈射中示威者。

半年了。隨著警方和示威者衝突加劇，幾乎每一天都在發生新的對抗、流血、被捕事件。香港人的社交媒體上，擠滿各種顯示懷疑警察濫權或示威者「私了」、「裝修」的影片。社會流言四起，各種不明真相的浮尸、墮樓案令人懼怕。流言取代了嚴肅新聞媒體，成為影響市民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不少市民則開始成為民間偵探，自發研究各種懸案。

謠言並非平白出現，崩塌的信任是它的溫床。市民對警方、法治現狀等評分極低，特首與三位司長評分更創新低，香港民意研究所（編按：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11月29日最新結果顯示，林鄭支持率僅得11%。示威者及社會部分專業人士所要求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至今遙不可及。特首林鄭月娥宣佈成立的「對話辦」，工作成果不明。

「好像沒有人去理會，沒有人正視過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不值得受人重視的人？」

在剛過去的聖誕假日，再有兩名年輕人在警方清場行動期間墮樓。2020年的香港，該如何回應年輕人的憤怒、恐懼、疑惑和無力感？

「要是找到了證據，卻被當做沒發生過的話……」電視劇裏的佐野祐這麼擔憂著。

過去半年，我和許多同行們都疲於追逐真相。直到周梓樂事件，我才發現比疲倦更令人痛苦的，是永遠無法得知的真相。

一位教授問我：「周梓樂這件事，多家媒體調查，最終也沒法知道他為何墮樓。媒體報道還有什麼意義嗎？」

這問題一直掛在心上。後來我想：全港媒體全力調查周梓樂事件，用新聞人的方法逼近真相，即使最終沒法獲得真相的全部，這個一步步逼近、用盡全部力氣、拼接一切細節的過程，正是我們的方法和態度的公共展示。

也許香港，能夠像電視劇的結局一樣，找到令人牽掛許多懸而未決的真相，讓感覺「被遺棄」的人感受到一絲光亮；為此，我們這些碰巧活著的人，請不要放棄。

前所未有的衝擊感與人之韌性

可曾認真觀察過，水如何沸騰？

加熱之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水都保持液態狀態。如果沒有加熱器發出的聲音，水保持著安靜；外人不用手去觸碰的話，水看起來毫無變化。然而，在到達沸點的瞬間，水突然跳動起來，吸收了足夠熱能的液態分子克服相互之間的作用力，蒸發為氣體，無數的氣泡洶湧而出，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這一年，香港人吸收了足夠的情緒和能量，他們在夏天的一個夜晚沸騰了。

6月9日接近午夜，在一百萬人上街遊行後，政府宣佈《逃犯條例》修訂將如期二讀。激憤像烈焰瞬間蔓延，人們聚集在立法會「煲底」下，手挽手作出對抗姿態。在第一個塑料瓶或者鐵馬飛出去的一刻，社會運動的能量爆發了。

「有些東西我們有時必須要去爭取，沒有辦法。時代變遷，這是需要經歷的事情。」55歲的街市菜檔昌叔這麼說。

人們渴求改變。「當你明白，你坐在那裏真的沒用的時候，你明白你一定要作出第二步的行動。」6月12日早上，第一批衝出龍和道佔領的年輕人這麼說。

此後半年，從和平遊行，到癱瘓交通、「裝修」商鋪，從噴胡椒噴霧，到開真槍實彈，城市風雲劇變，浪潮驟起。

11月17日，理工大學示威者被警方圍困。在後來的多個採訪裏，許多我們接觸到的年輕人都會分享自己相似的軌跡：他們是如何從6月份的和理非，一步一步被憤怒和希望改變社會的想法推到勇武前線的位置。「以前香港擁有法治，有三權分立等，但現在是一次過揭開了那一塊面紗，揭露內部是有多麼的醜陋，由整個法治系統到整個選舉系統，全部都是不堪入目的，所以才要走出來。」

面紗驟然扯破，能量來得如此巨大，有人決然投身，也有人困惑：生計怎麼辦？為了爭取自由和民主，我們可以去到多盡？

那麼，「如何形容香港這一年？」

「前所未有。」29歲的旺角電器鋪店員Hugo如此回答。

在香港過了將近三十年人生，他從未試過在這大都市裏，連出門的交通都成問題。他試過從旺角步行至美孚，才找到車回家。不僅如此，他從事的生意今年亦大受影響：零售總銷貨價值連跌9個月，大部份行業均錄得跌幅，而電器則位列零售行業三大重災區之一。示威爆發以來，Hugo的電器鋪平均一個月少了40%的生意，他估計當中約20%受示威影響。

深水埗地鐵附近，開著一家小食店，被問到半年來生意如何，老闆哼笑了一下：「妳覺得呢？」彼時下午四點鐘，老闆說，平日這種時候，是遊客生意最多的，如今幾乎看不見遊客。

社會撕裂，權力的手也越伸越前，人們開始對公開發表政見更加擔憂。果汁店、小食店、大排檔，做餐飲行業的商家，基本不會接受採訪，擔心公開政治取態會惹來黃藍雙方市民的攻擊；大廈和屋苑的保安，幾乎一律收到上頭命令，不得隨意受訪。

在旺角逛街的十幾二十歲年輕人，因為曾參與示威活動而不敢出鏡受訪，擔心警方會以各種手法收集他們的「罪證」。

有人想傾訴，開口又擔心影響工作。

「這一題可以不回答嗎？」一些受訪者們問。

僅僅在半年前，一百萬、兩百萬人上街和平遊行時，絕大部分市民還沒有想起要戴口罩，無遮掩的臉龐，最直白表達著政治訴求，包括參與撐警大會的人。在6月9日、12日參與抗爭的青年，不少也是不戴口罩。如今，拘捕人數超過6100名、978人被檢控、其中500人被控參與暴動，運動參與者早已開始把臉嚴密遮蓋，只露出一雙眼睛。

猶疑，緊張，不安。在街頭，我們一遍又一遍向受訪者強調：我們設置的問題都很溫和，不會政治化……然而，何處不是政治？僅僅是回答「如何形容香港這一年」本身，就已經可能是一種政治取態。

交通堵塞、生意受損、輿論壓力。抗爭運動的成本實實在在壓在每個人頭上，很大程度上，越基層的市民承受者更大的壓力。不過，人的韌性，維持著日常世界的運轉。

電器鋪Hugo覺得自己還可以承受：「做了零售行業都有十年，未試過經歷一年如此差。……今年經歷過之後，令人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會更堅強去面對。」

做大廈清潔的明哥，這半年特別辛勞，少了回家的時間。因為交通受阻，有同事想來接班也沒車，有時他要順路把夜班也做了。做酒樓樓面的霞姐，因為酒樓接二連三倒閉，需要轉工，不過過程比較順利：「執了（結業）沒事，執了我會走去第二間做，我們那些做開了，熟手，……樓面很容易找工作。」但她獨自撫養讀小學的兒子，還是感到吃力：「（十月份）三十天來說，我上班只上了十多天，有十多天都是休息的（因為示威，酒樓不開門），都沒甚麼收入。」

在「全港報販大聯盟」主席廖社青的介紹下，我們與大約6、7家報紙檔聊過天，他們不少抱怨生意變差；其中有至少3家自備了防毒面罩或者普通醫療面罩以及眼罩，有些是示威者送給他們防身的。當警民衝突在報紙檔附近燃起，催淚彈「嘶嘶」地滾過來，這些賣報紙的老闆和老闆娘就會戴上面罩，準備收拾攤檔，迎來又沒有收入的一晚。

「可能我們慣了隨遇而安，生活就是這樣。」其中一位如此道。

悲傷，與一點點的勇敢

「如何形容香港這一年？」

「悲。」太子一間報紙檔的老闆娘這麼說。

在12月的寒冬回首，香港這一年經歷了許多悲傷時刻。

自殺。從6月15日黃衣男子在懸掛「反送中」標語後不幸墮樓開始，企跳潮一度蔓延。在七一前，再有兩名女性墮樓，分別留下遺言希望港人加油、「反送中」等。7月3日，全港各地出現多宗企跳事件，大批社工、教師分赴現場援助；7月4日凌晨，一名女性墮樓，遺言「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甚麼也改變不了的無力感令人煎熬」。

槍聲。7月28日，在上環大遊行，這一晚，警方向人群包括記者群高頻率高密度發射催淚彈，彷如戰地。8月25日，數名警員在荃灣被示威者追趕，有警員鳴槍示警，隨後持槍指向人群，電光火石之間，一名傳道人衝出來跪在警員面前，張開雙臂請求他不要開槍，隨後被警員踢倒。在10月1日和11月11日，均有警員向黑衣青年開了實槍。

不明真相的襲擊和死亡。7月21日，元朗地鐵站內，一群白衣人持棍無差別毆打市民；8月20日，將軍澳連儂墻隧道內，一個刀手砍傷三人，其中一名女記者傷勢嚴重；9月22日，15歲少女陳彥霖被發現全身赤裸浮尸油塘海面；11月4日凌晨，22歲科大學生周梓樂在將軍澳警民衝突期間，被發現倒臥停車場，懷疑從高處墮落，最終傷重不治。

周梓樂去世的那個早上，在中環上班的法律文員樂先生說，自己當時很難過。「因為一個20歲左右的年青人，爭取民主，結果就這樣很不幸地離開了。」

周梓樂設靈堂那天，大圍上山的路，人流綿延，直至深夜；出殯那天，事發的將軍澳停車場掛滿了悼念的千紙鶴。

我嘗試在停車場學習折千紙鶴。熟練的話，平均折一隻應該需要1分鐘左右。這裏有成千上萬的千紙鶴在風中飄舞，說明不同的人把生命中的一點時間拿出來，放在了周梓樂同學墮下的位置。

在城市的另一邊，還有一場悼念儀式。70歲的清潔工羅伯伯，在示威者與反對他們的市民的一場衝突裏，被黑衣人的磚頭擊中頭部，不治身亡。他生前的同事、鄉親和好友，均前來悼念。

據一名街坊指，羅伯伯在內地的妻兒因懼怕香港局勢而不敢來港，沒法見他最後一面。

還有被子彈射中眼睛而從此失明的人，被咬掉耳朵的人，被捕後落得一身傷痛的人，被縱火燒得傷重的人……

一個又一個城市的傷口，人們在此認真地悲傷。

而撕裂中，又漸漸生長出許多微小的轉變。

在街市買菜的文員Dede女士對我們說，她以前不太喜歡香港，因為覺得這城市的人「忙忙碌碌，沒什麼溝通」，但現在，她開始留意區議員在做什麼，計劃學習剪頭髮，希望幫自己社區的老人家理髮。在旺角女人街賣雜貨的雯雯是從內地嫁來香港的，雖然生意減少，她卻理解示威者所追求的，自己也多了看新聞。從美國留學回來、在中環上班的Anthony則發現，從前香港只討論賺錢，現在人們卻討論公義，他更喜歡這樣的香港，「這個地方我有份。」

想起半年前，在612佔領行動後，一個19歲的少年在採訪裏說：

「好想有一天，當香港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會走出來。我們會做一件事，會盡我們本分。這次有這樣一個機會給我們，我覺得我們香港年輕這一代，是真的盡到我們的本份了。我覺得好自豪。」

「今年的自己有什麼變化嗎？」我們在旺角採訪一名戴口罩的年輕人。

「勇敢了一點點。」他說。

（端傳媒實習記者 韋穎芝 區婥媛 資雅雯 戚樂怡 對本報導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