踰越與隔限：反修例運動中的女性力量及性別策略

作者按：曾幾何時，「港女」在香港社會是嬌柔纖弱、任性勢利的代名詞，然而在反修例運動裡，「港女」的意涵在公共輿論中大逆轉，成為勇武的救港巾幗。女性抗爭者在反修例運動的不同場域均擔當重要角色。豐富的行動力源於精神的甦醒，而蛻變來自與暴力的親身接觸；一如小陽和青宜，即使故事迥異，但也踏上了相同的覺醒路徑，走向運動凝聚為一。

「612的第一顆催淚彈，令一班人覺醒了，包括我自己。」

6月12日，數千人聚集在政府總部反對立法會通過逃犯條例草案，29歲的小陽（化名）本來一身輕裝來到現場，沒想過背包上的頭盔和眼罩真能派上用場。午後，連串的槍聲劃破灰黃煙霞，一顆催淚彈射進她身旁三米，她震驚，被侵犯的感覺自身體冒上心頭，「我那時想：你竟如此對待我？」小陽戴上眼罩，走著淚就流，她分不清催淚的是化學物質還是翻騰的情緒。一路走著，竟身臨前線，她自覺地以水澆熄星羅棋佈的催淚彈。不只她，身旁眾人迅成一體，遞水滅煙。政權的暴力混雜著煙霧，灼得小陽皮膚燥痛，「那一刻很實在，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我正用身體對抗外來的侵犯，那種記憶已經藏在我的皮膚裡。」身體的受感令她切膚體會到壓迫的辛暴，心底升騰出的不甘催逼她奮步趨前。

雨傘運動時，小陽並沒有吃過催淚彈。她形容那時的自己只是「出席」，是「表面的陪伴」；但這次運動，她說她是真實的存在，「612令我知道自己潛藏了勇武的特質。」

青宜（化名）說，612時，自己是個「和理非」；20歲的細胞真正激化，是在7月1日。那天，她與同伴到政總要阻止升旗禮，沒想到防暴警在龍和道築起防線；她被擠上前線，手空無一物，只能兵來臂擋。防暴警驟起，彼此間距離拉近，她跋足狂奔，甚至感到警棍碰觸其身，可幸最終成功逃脫。這趟警民衝突的切身洗禮，防暴警一張張猙獰臉濺滿她的腦袋，洗不褪。

自此，她的裝備由612時的地盤頭盔、和理非眼罩、3311K單罐面罩和保鮮紙，逐步進化為單車頭盔、長褲冰袖、手套黑鞋、6200豬嘴面罩和行山杖。上前線時，便在前臂戴上浮條當成盔甲，「可擋一擋，起碼不會斷手，斷了的話可以固定。我的夢想是當小提琴手，很多前線手足都是玩樂器的，最怕斷手指。」青宜最初不攻擊、只防禦；然而經過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擊事件後，她的心理關口被完全打破，「其實挾一塊豆腐（磚頭）防身也可接受。」她試過拋磚擲物，當過滅煙隊和物資兵，遊走二、三線支援一線手足。

「我本來長頭髮，差不多及腰，後來剪了，因為戴頭盔不舒服。」

「無大台」社運中女性的高度參與

波瀾壯闊的反修例運動已持續數月，在前仆後繼的抗爭者人潮中，女性抗爭者一直守在重要位置，從不缺席。這場在香港史上關鍵且影響深廣的社會運動中，女性的積極參與，將為香港的性別文化帶來何樣影響？社會運動與性別平權，又能否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一直觀察運動走向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蔡玉萍分析，反修例運動的「無大台」狀態為女性抗爭者帶來突破父權限制、固有性別分工和刻板印象的可能性；男女參與者的比例不相上下，而女性參與運動的方式亦極為多元。

自6月以來，女性參加者便以不同的性別身份投身運動，除了像小陽和青宜般在前中後線抗爭的年輕女性，也有不同年齡、階級、職業、家庭崗位、種族、身體狀況的女性在運動中一盡己力，例如由一班「師奶（主婦）」組成的「全港九新界離島師奶反修例」行動，顛覆了香港大眾把「師奶」視為無知婦孺的固有認知；其後，一眾母親發起的「香港媽媽反修例集氣大會」亦曾兩次舉辦集會，聲援前線的年輕抗爭者，展現出溫柔堅定的力量；在前線保護年輕人的「守護孩子」隊伍中，亦有不少女性，甚至是祖母輩的銀髮參加者。

當公眾都聚焦在手舉丫叉（彈弓）的勇武女抗爭者時，不少女性正默默地以多樣的方式或運用其性別身份為運動貢獻；其中一個關鍵的角色是「家長」——她們擔當著照顧前線的重任，包括接送、輔導、照料飲食，恍如親人。作為前線抗爭者的青宜，對「家長」的重要性有切身體會，「很多家長都是女人，真是母愛泛濫的，令你覺得人間有愛。她們會給你做飯，會關心你有沒有錢吃飯。有人關心，是很快樂的事。」不少前線勇武年輕人，因為政見與家人反目，卻在陌生的同路人身上，感受到親情，「她們的幫助很大，做了很多前線無法做到的事。」這些無形而必要的支援網絡，由不少女性冒險編織而成。

女性身份的限制與策略

性別身份是一把雙刃刀，這對女性抗爭者尤其真實。

走在前線，青宜確切地體會到男女的體能差別，「一個女仔大約120磅，但男生普通也重150磅，你跟他打拳頭架很吃虧。」前線男女比較大約為8比2，女生大多在二三線，似青宜，拿著棍和竹做支援，拉著最前的人，以防他們被警察一下拉走；而這些一線抗爭者需要隨時準備「打狗（警察）救人」，「男生覺得我們能做的事比較少，打不到狗（警察），掟不了魔法（汽油彈）。不是歧視，因為真的實測過。」她聽聞一些前線小隊不接受女生加入，因為全男班較容易籌謀，「有些男生覺得女生跑得慢，體力又不足，出事還要救她，就更煩了。」女生人少，身體特徵又較易辨認，在前線尤為出眾，易被防暴警針對。對於因為性別而被排斥，青宜雖無奈但也接受，「當運動愈來愈向勇武發展時，女生做到的事愈來愈少。對比七一時可以上前線，而現在不能，只可以在二、三線運物資。」

這種現象，筆者稱之為陽剛前線（Masculine Frontline），體現在成員、行動類別和編制組織當中：男性成員佔大多數，以體力行動為主；編制上，由男性率領行動，而女性在後線支援。前線的陽剛化，源於警察武力的持續升級；為應付殺傷力愈來愈高的武力，前線抗爭者亦不得不在武力上升級，以增加攻防能力；如此，在性別分工下體能較弱的女性，自然被淘汰在後線位置。

陽剛前線自然形成了異性戀男性主導的同性氛圍（homosociality），使女性更難以融入其中。外表較中性化的青宜是少數能打入這種男性氛圍的女性抗爭者，但她亦感到一種男性氣質主導的狀態，而她要調適自己與男隊友們的相處模式，才能在前線圈佔一個位置。縱然如此，「我也整天覺得男生認為自己是負累。」

對淡出前線的小陽而言，前線圈已升級到一個令她難以貿貿進入的狀態，而她不希望成為負累，特別因為性別身份。她記得在612時，男生還會特意保護女生。然而，其後在一次衝突現場，她和男友舉著傘蹲行，與不足20行之外的防暴警對峙。催淚彈橫天掃射如擲地殞石，她心裡恐懼，直覺彈頭會向他們擊射。這時，一位前線男手足突然一手推開她喊到：「不要阻礙！我看不到東西！」她本是一驚，後來心裡欣喜，「因為我覺得他沒有當女生是差一等的，那一刻覺得終於是一份子了。」

即使體能上不足，女性的性別身份卻賦予她們特有的優勢。平日中性打扮的青宜，在前線大多一身黑，看上去像個男生；但退下火線回到社區時，為了策略需要，她會顯露自己的女性特質，以避過警察的監控。一次，她為了收集情報，特地用嬌聲細語向警察搭訕，「當運動需要的時候，我不介意運用女生的優勢。平時我不會穿裙，但在運動時你會想怎樣可以更安全，所以會犧牲色相，穿裙上街。我也很不喜歡性別定型，但這時候性別定型的確有點作用！」女性的性別身份比男性身份具更高的流動性，例如青宜，可以在不同的場景中以不同的性別身份作出應對。

除了體力和武力上的劣勢外，女性還要面對警察可能施加的性暴力。誠言，警察的性暴力能施加在任何性別的人身上，但性暴力對女性的影響尤其嚴重。在一個由保守性文化主導的社會裡，女性的價值依然被認為是建基於其性和身體的完整和純潔性，因此性暴力將對女性的身心帶來更大的傷害。為了避開警暴，一些前線女生會穿著較寬身的衣服，讓自己的性別不被輕易辨識出來。

有趣的是，女性面對社會性暴力的獨有經驗，竟也成為應付性警暴的資源。小陽提到，她早已設想過倘若被抓到新屋嶺遭受性暴力時將要如何應對，「我心裡面不停排練，如果我遇到這種事要怎麼做？我排練的是不表現任何情緒，我想我的反應令他愕然。」在日常日活中，女性自小也需要面對大大小小的性侵害危機，自我防禦是日復日的演練。小陽就曾跟朋友排練過如何應對平日遇到的露體狂，她也打算用同樣的方法，面對警察，「我想，我只會看著他們。」

「如果他要搜身，我就會跳舞。我會提醒自己，不可介意身體被人看到。」不介意，其實是捍衛自身的尊嚴與完整。

父權女權「大和解」？運動的派別協作與矛盾

運動發展至今，抗議群體間縱然依舊能保持較高的團結性，但內部亦有不少路線之爭，包括存在於抗爭者和女性主義者之間的矛盾。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何式凝曾批評運動的父權傾向，而女性更容易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例如，網民不時以「女權在哪裡？」譏諷女性主義者無所作為，無視她／他們在運動的位置和參與。

筆者作為女性主義者，不時也無法認同運動中某些具有性別偏見的策略、意識形態和文化。例如嘲諷女警及警察伴侶的性感照，或是以高喊「警察OT，警嫂3P」這種厭女保守性文化來羞辱警察；在「光復屯門公園」一役，不少示威者以「勿摸活家禽」譏諷公園的歌舞大媽為「雞」（指性工作者），不但再製了針對性工作者的污名，亦無視不少支持反修例運動的性工作者民間組織的貢獻。而反修例運動的重要平台連登討論區，早年還是個充滿性別偏見的網上平台，筆者亦曾撰文批評連登網民如何對性暴力受害者作出二次傷害。

意想不到的是，在兩年後的反修例運動裡，曾被筆者形容為「厭女俱樂部」的連登成了社運最前線，而一直被連登仔敵視的「女權撚」，亦在第一線奮力對抗性警暴。由平等婦女聯席在8月發起的ProtestToo集會中，男性參與度為前所未有的高；一些網民更形容在性警暴的議題上，連登和女權歷史性「大和解」。可是，其後中大女生吳傲雪真身控訴警察向她及其他抗爭者施加性暴力後，卻出現了不少針對指控的真實性質疑，「誣告性侵犯」的性侵文化再次復燃，有些懷疑聲音甚至出自連登。雖然這些帖子有可能是滲透連登的親政府人士帶風向的手段，但當衡量整場運動和參與者的性別敏感度時，有論者批評，反修例運動參與者對性別議題的支持到底是功利性的，一邊以性暴力議題攻擊警察，一邊卻以性別身份和性嘲諷敵對陣營，並非真誠的追求性別平等。

筆者認為，社運參與者對女性主義者或性平運動的誤解，並非一朝一夕；而消除社會的厭女文化和性別偏見，亦不能透過一次性的集體運動。運動的互補和修正，必須透過長期的磨合和協作，並建基於運動中的參與者對抱持不同立場同伴的理解與尊重；更重要的是，個人是否能超越己身的限制和盲點，在運動中尋找一個能發揮所長的位置，不斷進化——不論在身體、智力，抑或個人修為上。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該繼續思考，我們(區議員、運動參加者/支持者，任何人)如何運用性別運動當中一直深耕的議題：性別歧視、照顧者支援、弱勢婦女勞動者、基層家庭、生育公義、性暴力、性自主、同志平權、環保/動保議題等等，把專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的社會運動，以及政治表態背後的民主意識接連和植根到社區，真正改變人的生活，以及他/她對香港社會未來的想像。戰線不分前後，議題無分大小，用4年時間令人們明白民主和民生根本是源於一體，政策議題不一定只靠立法會去做，社區就是政治。

例如，觀塘區在這次區選中仍有不少紅區，例如民建聯的柯創盛仍然盤據藍田。有人批評觀塘不爭氣，但其實不爭氣的背景是，觀塘是18區當中老人比例和貧窮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而不少紅區都是在公共屋邨，包括4個新增選區。這樣說明了甚麼？基層家庭、老人和照顧者的問題，必然是觀塘—作為一個社區特有的重要議題。我們不應讓這些議題被建制以小恩小惠收割，而應該把它上升至政策層面的改革，也讓居民看到個人問題如何通過政策去改善；但如果並不能在制度內改革，也要讓居民理解制度失效和崩潰的原因，包括不民主的制度，和長期維護權貴利益的施政操作，令他/她為未來可能發生的直接衝突造好心理準備，更能體諒激進的直接行動。同時，更要在社區層面，處理直接行動和衝突為基層市民帶來的衝擊，如催淚彈、流浪動物、被燒毀的紙皮手推車等等。

我不需要每個人成為女性主義者，或認同女性主義。我更多時在思考，性別政治和女性主義能如何更接近被壓迫的人，把群眾連結起來，共同對抗不公義的制度。畢竟壓迫與對抗，從來無分性別。

「這次運動令我反思自己在這個社會的崗位——我可以做什麼？」小陽受訪時對我說，「我不肯定是否有關性別，我覺得是那份勇敢的心，對我而言，是我自己夠不夠勇敢。」

「死我不怕，最怕沒自由。」青宜也說，害怕是一定的。如果警察衝襲她，她一定無法反抗，「但我走出來，是因為我衝破了這個恐懼。」「我們走出來是為了自由，但面對的風險是被捕，可能一生沒有自由。但我們能克服這個恐懼，那麼其他恐懼都能克服。」

( 本文由《端傳媒》與台灣《新活水》雜誌共同企畫製作，全文亦刊於《新活水》第14期，2019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