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逃犯條例

讀者來函:作為內地生,留守中大是怎樣的體驗?

「作為留下來的內地生,我常常感覺自己是不可見的。」


2019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現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現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在11月中旬,示威者和警方在香港中文大學爆發了連續多日的衝突。其間,來自中國內地、台灣和其他地區的許多非本地學生紛紛「撤離」中大。但也有人留了下來。這篇投予《端傳媒》的自述,便是一位留在中大的內地生對這幾天的紀錄和感受。其中的判斷、描述與立場,交由讀者判斷。

11月16日晚上八點十一分,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座講師梁啟智於Facebook發布消息,稱「現場情況出現突發改變」,請仍留在學校的師生「立即離開」。學校和學生會亦發布消息,指學校為所有中大人安排了離開校園的交通。「抵抗」了連日以來來自校方、學系、家人、同學各方直接與間接的「勸退」,我最終因這條語氣嚴肅緊急的消息慌了神。諮詢了相熟老師的建議並得到同樣的勸告後,我倉促地收拾好行李,趕着夜色往山下校門跑去。

這時,中大校園裏已經見不到多少人的身影,宿舍樓更是隻剩下個位數的房間窗戶仍有燈光。一路上碰見的為數不多的人——無論街坊裝,還是有gear的示威者,都正匆匆地往校門方向走去。「四條柱」外,一些仍在駐守的示威者說「二橋不走,我們也不走」,卻讓要走的人趕緊走;有熱心人士為離開的人們指路,或提供義載。我坐上一輛義載,沿着大埔公路離開學校。車內另有兩名本地學生,正苦惱着離開校園後如何回家。而此時的直播裏,已經出現汽油彈燃燒的畫面。

從週一到週六,宿舍區一天比一天變得寂靜,一批又一批的學生拖着行李箱離開學校。在警察進入校園並釋放催淚彈以來,校園儼然成為了示威者的「佔領區」,食堂、超市、校巴等校園生活設施陸續停擺,維繫日常生活成為問題。加之各種謠言瀰漫,使館紛紛呼籲外國學生離開,大陸各機構亦呼籲、協助內地生「撤離」香港。媒體反覆報導着內地生的恐慌與逃離,學校亦為非本地生安排了校外住宿,強烈建議所有留在校園的非本地生暫時離開校園。在這樣的情況下,似乎所有人都以為學校裏的內地生早已走得一乾二淨。

我還是希望盡可能地留久一點。家人擔心不已,每天打電話來催促盡快回家。在一波又一波無法判斷真假的謠言以及校方多次釋放的信息下,相熟的內地生朋友,即便是對「反修例」運動保有同情的,亦陸續決定離開學校。我並不是沒有猶豫過,但在這個瀰漫着緊張與不安的校園裏,我們是不是還有能做的事?

儘管在數月來的運動中,我只能在邊緣地帶有限地參與,我還是迫切地希望自己能留下做點什麼。至少能「在這裏」見證這個過程並和大家在一起。

留下做什麼?

能夠做出「留下」這一決定,確實也是因為我能夠聽懂粵語,在與本地同學的交流上大體沒有障礙,相對少地感受到語言隔閡帶來的區別對待;接觸過社會運動的經歷也使我得以更順暢地理解「反送中」運動的社會脈絡、訴求、策略與困境。過去的幾個月裏,我也曾嘗試在現場參與、觀察過這場運動。

但留下來,除了親眼見證一切,還可以做點什麼?有些需求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在校園各職能部門完全停止的情況下,維持日常生活秩序的需要。

我為自己找到的第一個位置是食物供給。「佔領」歸「佔領」,飯還是得吃的。我到食物供應點幫忙打雜,在校園內的食堂絕大部分關閉而志願者仍未開始自主運作食堂時,光顧食物供應點的人流一度絡繹不絕,其中不乏full gear的示威者。帶着口罩、面罩的年輕人在幾項不多的選擇裡糾結吃什麼,接到食物時不少人也禮貌地說謝謝。亦有人捐款,請「留守」校園的同學吃東西,不少聽聞食物免費的人卻覺得不好意思,反覆確定是否真的不需要付錢。當人們提着熟食送到前線據點時,學生們初時會羞澀委婉地拒絕好意。但隨着少數同學表示想要一份食物,其餘人也不再掩藏自己想要填飽肚子的心、一擁而上。

我嘗試做的另一件事是清潔。二橋衝突翌日,我決定與朋友到校園內看看情況。那一日校園裏仍有不少「留守」的示威者分配、運輸物資,在各點布防,亦有許多學生、校友、市民步行進來。一路看着路面上棄置的塑料水瓶、防毒面罩與食品包裝,我隨手找來一個大塑料袋,撿了棄置的手套。一路上陸續有人來問「有需要幫忙的嗎?」;有人開始幫忙協調,討論垃圾需否分類、分別放在那裏;素未謀面的陌生人組成了小隊調配人手。沒有了校園清潔組,廁所的清潔也成了問題。於是,我們也嘗試到一些人流量大的洗手間清理垃圾、消毒馬桶、掃地拖地。路過示威者休息的大本營,地上滿是簡單的床鋪,不少還沒完全卸下裝備的人席地而坐或躺在地板上休息,氣氛依舊緊張卻瀰漫着難掩的疲憊。

我曾問過自己,這些「隱形」的工作在社會運動中是否重要?我們平時通過媒體認知到的社會運動往往是警民衝突、遊行集會、行為藝術等「高光」時刻。然而,在整個社會運動中,仍有大塊的時間其實是被無聊、庸常、空閒所佔據。人們或許記住了中大校園內防暴與前線的激戰,記住了上千枚的催淚彈與熊熊燃燒的火光。但是,抗爭者如何度過在校園內駐守的時光?食物的供給、乾淨舒適的環境,也讓行動得以持續,是日常抗爭的一部分。

而諷刺的是,恰恰是在這樣非日常的「佔領」狀態下,清潔、餐飲等日常工作的重要性才真正浮現出來。奇妙的亦在於,當校園成為「自治區」,邊緣如我反而在這自下而上的狀態下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自組織狀態開放了不同的工作讓個體自由地選擇、嘗試、學習,並最終找到最為適合自己的參與形式。走在校園裏的人與人或許並不相識,但只要上前問一句「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都總能得到肯定的回答。校園內從最開始的垃圾滿地變得愈發乾淨,志願者們在路邊定點放置垃圾袋,按類別回收垃圾,放到垃圾集中點,並有人開車將一袋袋的垃圾運出學校。而我們自己,也逐步探索出清潔的方式以及我們的「清潔地圖」、了解垃圾應該如何分類、相對缺乏清潔的洗手間與區域在哪裏。這些,都是不斷自我修正以及學習的過程。

在清潔過程中,結伴的一位阿姨,聽到我用普通話與不會說粵語的同伴對話,才知道我並非本地學生。她跟我說起在直播中看二橋衝突時內心的難過,說起自己從沙田騎車過來,一早到達時,場面一片狼藉。當我表達自己對於暴力策略及後果的猶豫時,她的回答是,她們堅持了幾十年和理非,現在搞成這樣對不起年輕人,她說自己不是一開始就接受暴力,大家也知道暴力未必能解決問題,但是「唔試下邊個都唔知(不試一下誰也不知道)」。她談起自己參與運動的兒子,笑容背後有無奈和擔心,希望他不要走太前。「聽律師話,果啲被捕嘅細路,一世就冇啦。」(那些被捕的孩子一輩子都完了)

清潔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問她接下來的安排。她有些羞澀:「如果冇需要我嘅地方,就踩車翻屋企買菜煮飯啦」——如果沒啥需要,就回家買菜做飯了。支持抗爭與日常生活的家庭瑣事,如此微妙地被並列在一起。

在這些時刻,我不斷地回憶起父母在電話中的擔心:「為什麼學校裏那麼多黑衣人?」「抗爭為什麼要放火燒車?」「為什麼都穿黑衣服?」「出門千萬不要說普通話,小心被打。」「你待在宿舍學習就好了,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對他們而言,「黑衣人」的形象看不見面容,破壞校園設施、縱火、打人,宛如激進的恐怖分子。對於不少不識粵語、不敢走到「佔領區」的非本地生而言,同樣如此。但當真的走在校園內,真的嘗試接觸時,一切都複雜得多、鮮活得多。我為校園「佔領」中展現出的活力與逐步建立的奇妙秩序感而感到驚訝與佩服,又為前線示威者犧牲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未來感到心酸、難過與無奈,難以判斷這些犧牲是否值得、是否有效,卻又不忍苛責。

而這一切,要怎麼在微信和電話裏向父母傳達呢?

沒辦法說,不知怎麼說,也不敢說。

2019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
2019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攝:林振東/端傳媒

升級的運動

必須承認,對於運動中雙方對立日趨緊張、策略激進暴力化,我難以毫無保留地支持。

一方面,回溯香港近年來的社會脈絡,我十分理解人們內心中因和理非策略失效、參與選舉等制度化政治途徑受阻而產生的無力感,以及近年港府及中央日益收緊的管控所製造出的普遍恐懼與憤怒。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向敵對與暴力,似乎是無可避免。更深的體會來自於現場。當催淚煙瀰漫大街小巷,藍色的水柱讓人痛得休克,對那些保護自我與同伴的本能下做出的防守與暴力反擊作價值判斷也變得毫無意義。一部分輿論為校園受到破壞而表達「心痛」並譴責示威者,這似乎無視與忽略了行動激進化的發展脈絡。而僅僅聲討示威者行為,而不去譴責警察暴力、獨立調查缺失等制度化暴力,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但另一方面,我始終懷疑對於暴力對抗的效果與後果。對制度暴力的失望、憤怒與恐懼導致了暴力抗爭,但暴力抗爭又在多大程度上激化了雙方的情緒與矛盾、將一切推向最終那個大家不敢想像的暴力鎮壓與清場?在自始至終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日漸升級的暴力是否真的能夠為這場運動帶來一個好的結局?所謂的「攬炒」,會不會只是入了當權者的「甕」,「攬炒」了示威者自己?一批又一批的示威者因衝突被捕、被控暴動罪,坐牢十年,甚至丟失性命,這些犧牲真的是值得的嗎?

再者,社會邊緣與弱勢社群,可能最容易因運動激進化受到傷害。比如,吐露港公路的路障,使居住在周邊村屋的長者出行不便,連維繫日常生活需要也成為問題;比如,布滿磚陣的路面,使輪椅使用者難以通行;又比如,基層工作人員或許也會因地鐵與商店屢屢被「裝修」而面臨失業的風險。

「無大台」的運動也造成了種種問題。「反送中」運動得以持續半年,超出很多人預料,這當然與「無大台」緊密相關。然而,缺乏清晰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機制,使運動內部的協商與溝通面臨困難,難以達成一致。留守期間,我曾在夏鼎基運動場旁聽了示威者們的一場前線大會,整個運動場的觀眾席上坐滿了人。那夜的提案是應否開放吐露港公路的一條行車道,釋放善意。儘管大家輪流發言,十分有序,卻很難產生有效的討論與協商後一致的意見。最終,一名前線示威者跑入場內,大喊「九肚山有狗」,大會因此戛然而止。當日凌晨,便發生了三名示威者在二橋召開記者會的事件。這直接帶來的另一個困難,在於缺乏具備合法性的代表與外界及官方溝通,沒有人敢、更無人有資格代表群體做出任何決策,運動光譜是如此廣泛,而且企圖代表他人也很可能傷害「手足」之情、引發內部矛盾。當然,連校長在試圖與警方談判後也吃了催淚彈,示威者對當局的不信任與反感更是攀上頂峰,與官方協商的選項自然被死守和暴力反擊替代。

此外,抗爭的激化也日漸難以容下異見。儘管「不割席」是「反送中」的一大堅持,但我亦目睹了朋友因在社交媒體上質疑對「內地生」群體的刻板印象而遭到輿論攻擊,目睹「和理非」因為走得不夠前而被譴責,看見一些市民因與示威者發生爭執而被暴力對待,更看到「內地生」群體在運動最初,在還沒來得及表達意見的時候,便已經被割了席、被預設為「他者」甚至「敵人」。

還有,在暴力泛化的情境下,到底哪一些是必要的暴力手段,哪一些完全只是情緒的宣洩?比如,那幾日中大校園內被塗黑的路牌、被砍倒的樹木、被破壞的公共設施,真的是必要的防禦手段嗎?

總之,我希望同理並支持抗爭者,但又對運動中的部分策略與暴露的問題有所保留。因而,在校園職能部門停擺的情況下,儘綿薄之力維繫校園日常秩序的運轉,讓留守者們有盡可能好的生活質量,亦減輕之後重建校園時的清潔負擔,是我所能找到的、與自我所認同的價值與立場相對一致的位置。

留守的困境

作為留下來的內地生,我常常感覺自己是不可見的。一方面,為了降低自身的風險,我得隱藏自己的內地生身份,在運動現場假裝是本地人。另一方面,在撤離風波下,內地生往往被預設為早已離開校園的。即使是我們的老師與行政人員都未預想到會有內地生會留守在校園內。在如此不可見的情況下,我自身、以及我們的需求可能是被遺忘的。我尤其擔心,因為被預設已離開校園,因此未必能及時收到危險預警信號,保證自己的安全。

我亦糾結「離開校園」後應該去哪裏。對於住校的內地生而言,在香港的「家」便是中大。而「離開」,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短時間內都不可能回來了。學校已官方宣布停sem,父母早已通過國內媒體知曉這一消息,我要如何找藉口說服父母,在一切尚未平靜前回到這所「暴徒大學」?而如果離開了這裏,彷彿也意味着與我所認同的價值「割席」,增深我的愧疚感。

此外,「內地生」身份帶來的困境也是難以言說的。在部分香港示威者的眼裏,「內地生」仍帶着許多污名。在中港矛盾如此尖鋭的當下,我對於示威者對「內地生」的提防與戒備也並非不能理解。但我確實擔心:一旦透露自身是內地生,自己將會喪失來自香港人的信任,並且遭到排斥。為了盡可能地「融入」,我盡量避免使用普通話交談。但當陪同不會粵語的朋友走在「佔領區」時,使用普通話不可避免,這讓我們感到緊張與不安。還記得某日走在校園步行道上,用普通話與朋友交談,身後走着的兩位示威者或許是覺得我們步速太慢,繞過我們從行車道往前走。從身旁擦肩而過時,其中一位示威者自嘲道:「死暴徒,都係行路面啦!」我無數次回想起那個瞬間,總感到難以言明的心酸與無奈。

而看似矛盾的是,我同時也渴望自身的「內地生」身份能被本地學生看見,打破人們對於「內地生」的刻板印象。為此,我嘗試做出努力與掙扎。比如,我會在清理路面垃圾、清潔洗手間時用普通話和不會使用粵語的同伴溝通,以這種形式小心翼翼地「暴露」自己的身份給香港同學看。同時,我們也曾故意使用簡體字設計文宣,張貼在校園連儂牆上,期待讓本地同學意識到內地生同樣也會關注政治,並且認可民主、人權等價值。

最後,有限的本地社會網絡亦影響着我所能接觸到的資訊及經驗。比如,中大與非中大「手足」的矛盾是「佔領」期間備受關注的焦點,但這一問題對我「留守」生活的影響卻並不那麼顯著。不在前線、也並未參與學生會的我僅能從社交媒體的資訊、教職員透露的信息中嗅到摩擦的火藥味。但這些都不是一手的經驗,並不鮮活,也並不強烈。走在大學校園內,「中大人」與「非中大人」的界限對我而言幾乎是無法判斷的。如果非要說的話,我確實能從校園內日益減少的人數中明顯察覺到衝突的加劇,尤其是在11月15日凌晨二橋發生記者會之後。

在另一層面上,我與前線核心矛盾之間的距離,也因為我自覺沒有一手的前線經驗,沒有能力及資格去做出評判,也並不處於那個需要作出決策的中心位置上。當然,這裏的討論有一個隱藏的假設,那就是前線勇武處於運動核心的位置,而後勤角色是相對邊緣的、服務於前線的。因此,我們才會理所當然地將中大人與非中大人間的衝突、留或守等「戰略問題」需要擺在議事議程中首要的位置,並以此作為一個標杆來去測量我們是否處於運動外圍。但是,在一場社會運動中,中心與邊緣的位置是否也應該是相對且流動的呢?

2019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
2019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重要嗎?

不可否認內地生參與這場運動亦有其正當性,但同樣,你的「留下來」未必被看見,也未必被認為有價值。如何處理自己「留守」生活中的困境以及需求、應否說出自己的需求、尋求幫助,是我一直糾結的問題。

不感到迷茫與掙扎幾乎是不可能的:看着身邊的友人逐一離開、宿舍樓變得空蕩蕩,學校不斷釋放負面信號,父母的催促一日比一日急切,而日常生活所需的食材又一日比一日少,尤其是在逐漸發現自己的「留下」並不可見的時候。但當我決定是否向他人表達自己的需求且求助時,內心卻經歷了一個頗為反復且猶豫的過程。而引發我內心糾結的根由,歸根結底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不重要的,因為自己在運動中參與得不夠多、不夠前,承擔的風險與壓力遠不如香港人。

然而,反思這一想法,似乎更多還是關乎「內地生」是否是這場運動以及香港社會「持份者」的問題。日前刊登在《端》上的一篇港漂「中間派」自述中,作者提到:「香港社會也在這次運動中產生了很大的改變,每個人都參與在其中,但是我們港漂其實沒有機會參與進去……我們不是持份者,因為我們沒有和他們經歷這段事情。」因為我們只是來讀書的學生,我們無法體會香港人的痛苦,無法與香港人共同承擔這場運動的後果;因為我們「內地人」的身份,因此不敢走得太前、參與太多,沒有做好為此犧牲自己和家人的準備,失去的東西沒有本地學生多。但在這場運動裏,作為「內地人」的我們註定是不持份的「外人」嗎?說到底,數月以來一直呼喊的「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之中的「香港人」是誰?如果連試圖融入與參與的我們也抱着這樣的想法,是否也是因為我們內化了我們不斷否定的那些本土主義論述?

我為什麼將自己視為「外人」?這與香港社會對「內地生」群體的標籤化不無相關。在生活中,在校園裏,許多「內地生」無時無刻不感到自己是外人,難以產生對香港、對中大的歸屬感。對於一部分對運動保有同情卻不會粵語的「內地生」而言,即便想要更多地理解這座城市、這場運動,也面臨種種障礙。聽不懂相關的粵語講座和分享會,害怕因普通話招致異樣的眼光而不敢上街,而許多本地學生也只選擇與本地朋友分享自己的痛苦與掙扎。

隨着中央權力與抗爭者的對抗升級,「本地」與「非本地」的二元分立愈演愈烈。運動持續半年至今,我時常感覺推動這場運動繼續往前的動力早已不再是訴求、而是香港社會共享的情緒。但這些情緒的背後,存在着不少偏見與刻板印象,使陸港之間、內地生與香港人之間只能以對立的姿態相見。

僅是這半年來對「內地生」加劇的標籤化便可見一斑。此前在中大校園內發生的內地女生在宿舍懸掛國旗並因此被騷擾的事件中,我最為無法理解的一點在於:為什麼在發現懸掛國旗的事件後,沒有人首先嘗試與當事人溝通,而是直接採取了各種形式的騷擾?對於「內地生」,尤其是對於表示不理解運動的「內地生」,溝通被預設為無效的。但是,倘若將一切預設為對立,將當權者視作鐵板一塊的、黑暗專制的存在,我們似乎將失去許多從內部瓦解權力、改造結構的可能性;倘若僅僅將「內地生」視為無法理解「反送中」的盲目愛國主義者,而不嘗試去理解是怎樣的結構與生活經驗塑造了他們的想法與行為,運動也將失去一大批可能團結的潛在同盟,失去溝通陸港民眾的橋梁。如果不正面審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與偏見,它或許終有一日會成為抑制運動活力與生命力的存在。

面對親近的香港朋友「來自內地的你們不是不能走那麼前,只是不敢走那麼前」的質疑,我必須承認自己頗為受傷。不可否認,其中確實有自己過於膽怯、不敢冒險的成分。但這種「膽怯」是否也應被視為結構限制之下的結果?數月以來,內地不乏因對「反送中」表達同情、支持的人士被舉報、被約談甚至被「失蹤」,在一個很大程度上是「黑箱操作」的政治體制之中,對政治言論的審查紅線及可能導致的風險完全是無法預測的。尤其是當自己的家人、重要的朋友都生活在其中的時候,我確實不敢冒險。

面對「你們不是香港人」的假設,「內地生」或許最終真的只是這座城市的「過客」,但此刻的我在這裏生活、讀書、建立屬於自己的社交網絡和生活空間。這座城市的命運如何將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與人生。再推一步說,內地與香港很大程度上亦在同一個龐大結構之下,同樣是命運共同體。「內地人」在「內地」如何述說香港、以及如何為建設內地的公民社會努力,也將影響香港的前程;同時,香港問題的最終走向也必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內地的政治局勢。

面對「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很多痛苦無法跟你們說」的想法,我更是感到困惑與難過。是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就不能理解這場運動帶來的苦痛經驗?而我的困境,既不敢與local朋友說、給他們增加負擔,也不敢與不確定政治立場的內地朋友分享——那麼,我們的歸屬之地在哪裏?作為「內地人」,我亦曾目睹從事社運的朋友受傷、被騷擾甚至被捕,更是有朋友因記錄、同情、支持「反送中」被約談甚至拘留,因此我深感痛苦與愧疚。我們同是制度暴力之下的受害者,這種痛苦感為何不能成為我們與local共情的基礎?

我不確定自己能否真正理解與共情,但至少我想要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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