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第30屆金曲獎頒獎典禮之後，氣氛更加緊張。入圍的中國音樂人幾乎全數缺席了6月29日的頒獎典禮，典禮上部分得獎者令中方不喜的言論也更直接了。8月7日，中國國家電影局正式宣布暫停中國電影及電影人參加金馬獎。除金馬獎外，兩年一度的海峽兩岸暨香港導演研討會也宣布取消。研討會由中港台三地的電影導演會聯合主辦，輪流在三地舉行，曾一度是業內交流的重要活動。

與中國市場聯繫緊密的香港電影公司及電影人也不得不放棄參加這些活動，只有少數脫離大發行商的獨立製作報名金馬。撞期金雞獎之後，金馬執委會公布評審團主席由香港導演杜琪峯擔任，杜琪峯也在九月中旬請辭，主辦方改為請王童導演救火。10月1日提名名單公布，除了台灣電影之外，名單中還可以看到香港出品的《叔·叔》《金都》，新加坡出品的《熱帶雨》和馬來西亞出品的《夕霧花園》（註）。

本屆金馬獎經執委會統計，海外出品的入圍電影有：
香港：叔·叔、金都、戲棚（紀錄片）、老人與狗（短片）、紅棗薏米花生（短片）
新加坡：熱帶雨(新加坡/台灣)、幻土(新加坡/法國/荷蘭)
馬來西亞：夕霧花園、蒼天少年藍（短片）
澳門：燈塔
法國：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
台灣/日本：亡命之途
英國/台灣：可愛

兩岸三地在九十年代中期逐漸開放交流，媒體轉播卻一直小心翼翼。即便直播技術越來越成熟，通常買下金馬及金曲獎播放權的中國媒體平台也會採用延時直播的方式，審查並剪輯中方不樂見的現場情況。太陽花運動及雨傘運動之後，剪輯的情形越來越多。2016年買下香港電影金像獎播放權的騰訊最終取消了直播。《島嶼天光》在金曲獎片段，《樹大招風》在金像獎的片段都從直播中消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獎時，中國的播放平台即時暫停了播送。

截止11月20日核准各方傳媒記者証時，未見到中國傳媒有進一步的接觸，金馬獎官方則從未統計過前來參與的中國媒體數量。2007年，鳳凰衛視中文台首次直播金馬獎，但當時在中國很多地區還無法收到該頻道，新浪網則獲得網絡播報授權，不過相比直播延時兩小時。2009年中國搜狐娛樂面向大陸全網直播，成績亮眼，整台頒獎禮收視衝上當時搜狐娛樂直播史第三的位置。

金馬獎是最早寄望打破地域藩籬的文化活動之一，主辦方也從行政院新聞局到教育部文化局，如今交由民間電影基金會主辦，不斷淡化早年冷戰期間所透露的政治意涵。主辦方在1993年曾嘗試設立「大陸影人特別獎」，三年之後放寬報名資格，不限出品國，資金結構與演職員國籍。1997年，台灣新聞局更將金馬獎定位為全球華語影片競賽。2007年，電影跨國趨勢愈強，導演加上半數主創為華人即可報名金馬，不再受限於對白語言。它也啟發了金曲獎，後者於1998年同樣徹底放寬國籍限制，促成了新世紀初兩岸三地流行文化蓬勃的交流態勢。

1995年，新澤西州立大學的學生白睿文申請到了去台灣的獎學金。他在留學台灣期間知道了金馬獎，於是一邊各個大學和書店等場所追聽柏楊，李敖，張大春的講座，一邊經由金馬獎的提名名單大量觀看華語電影。「後來我在研究院做研究時買了很多金馬場刊和出版物，」他的研究獲得肯定，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學位，期間也譯介了大量中文小說。2010年和2018年他兩度獲邀擔任金馬獎評審，也是少數擔任評審的外籍學者之一。

「金馬獎之所以很重要，就在於它很開放。中國大陸的影展通常更聚焦大陸製作的影片，相對來說金馬獎在過去的十餘年裡變得越來越開放。」今年中國電影對金馬的抵制在他看來是一種「倒車」，「希望那只是一時的停滯吧。」

白睿文參與的兩屆金馬獎分別由侯孝賢和李安擔任金馬主席，但日常運作在執行長聞天祥的操持下很統一，在他眼裡，金馬影展一直採用嚴謹，透明和民主的程序讓評審選出大家心目中的優勝者。評審團經由充分的觀影和討論，確保結果公平，公正，公開。

「共事的評審們都是令我仰慕已久的電影人。陳博文在去看片的巴士上告訴我很多剪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故事，和張元寧浩午餐的時候聊大家不認同的作品，讓我五歲的女兒在FaceTime和鞏俐打招呼，」評選期間發生了好多令他難忘的回憶，「沒倒過來時差的時候一口氣要看所有入圍作品也真的精疲力竭！」

2018年時，白睿文在UCLA做賈樟柯回顧展，日程和金馬獎有所重疊。他飛來台灣看了四五天入圍作品，又飛回洛杉磯做了一週放映，再回到台灣補看了剩下的入圍電影，最多的時候一天要看六部片，而每一位評審在決選前的兩週內必須看完所有入圍作品，即便此前看過，執委會也會要求評審在台北集體觀看一次，確保他們對入圍作品有鮮活的印象。「那麼短時間看完四十多部片真是挑戰。」

近十年來，報名金馬獎的電影數量成倍增長。2010年第47屆金馬獎一共收到133部影片（截止報名），到2018年55屆時，報名總量已經增加到667部。執委會於是將評選過程設定為初選，複選和決選三個階段。劇情片初選由七位左右的初選評審將報名作品全部看過，再選出45-46部值得關注的優秀影片，交由陣容不重合的復選評審確定入圍名單。

香港影評人陳志華和台灣影評人鄭秉泓都擔任過金馬獎初選評審。陳志華第一次做初選評審是2014年，又在2017年擔任複選和決選的評審。2014年一共有138部劇情長片報名，已經上映的作品由主辦單位速遞到香港給陳志華參考，還沒上映的就必須在執委會的辦公室看片。在初選評審會召開前一星期，陳志華飛去台北密集地看了七天片。沒上映的電影報名這在金馬非常普遍，「2014年的長片當中最少有三四十部是這個情況，甚至有的電影交的是初剪，這些都不方便郵寄，所有初選評審一定要到辦公室進行評審工作。」

執委會充分相信評審的專業判斷，只是給出一些簡單的指引。初選階段評審不會評析具體獎項，他們只是從報名名單中選出45部電影進入複選，複選名單也不會向公眾公開。「不過初選看的版本只是DVD，如果通過初選，主辦方會聯絡相應的電影公司，希望他們提供DCP在大銀幕放映給複選的評審看，因為很多技術獎項需要用更好的版本判斷。」主辦方希望初選評審能夠從各方面考量電影表現，「會提醒我們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完美，若有作品瑕疵明顯但一兩個單項特別出色，也應該予以考慮。」

鄭秉泓2018年第二次擔任初選評審時，報名金馬的劇情長片數量達到驚人的228部。報名數量增多，評審們必須要分成兩組，各組先各自剔除完全沒有可能通過初選的片，再交換看片，看完約一個時間大家坐下來討論。從七月初到八月中，鄭秉泓花了一個半月才看完報名的劇情長片。初選討論的時間也變長，2014年的138部花了四小時討論，2018年翻倍之後討論也延長到八小時。

45部左右的劇情長片，加上短片組，紀錄片組和動畫短片組及長片組，複選評審要在9月初到台北的放映室開始看片。每一部電影放映兩到三輪，主辦方排出日程，為方便海外評審，儘量把第一次放映安排在上半月，第二次放到下半月。

電影學者郭力昕擔任複選和決選時，金馬還沒有自己的放映室。評審們會在金馬影展和觀眾一起看片，「但主辦方會要求我們不要參加映後談，也希望我們不要單獨接觸入圍的電影人聊作品，對待入圍作品要公平。」這是評審不能私下透露身份，必須在限期內看完入圍作品之外的另一要求。2010年時最佳劇情片放在壓軸討論，李安擔任主席後，建議把最大獎放在最開始討論，再逐漸由個人獎項去向技術獎。入圍記者會訂在下午四點，複選評審在早上八九點鐘開始開會討論，確定結果之後，立刻由一位工作人員趕車去記者會公布。

決選則在頒獎日當天早上舉行。「在前一晚，評審們會進行一次模擬投票。」陳志華介紹說，這一次模擬投票不記名，但在第二天正式開會之前評審們電話被收掉以後，工作人員會宣布模擬結果，「知道昨晚的投票意向之後，大家就知道哪些是熱門，然後可以拉票，發表自己的意見。」評審團主席主持討論的風格因人而異，主要責任是引導討論氣氛，控制討論時間。有的主席比較有說服力，他的闡述也許會影響到一些游離票，「但大家還是會堅持專業判斷，並不是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主席和其他評審一樣，手中有一票，「主席有時候會說自己想投哪一位候選，但說服不了其他人，主席也會輸的。」除非直接宣之於口，評審不會知道其他人的投票意向，電腦統計完成之後，超過半數的勝出者便直接出現在大屏幕上。無人超過半數就淘汰最低票數得主再進行投票，直到有候選超過9票為止。

除了細節上的微調一直在進行，在台灣電影學者和觀眾的角度，金馬獎的變化有目共睹。「早期的金馬獎有一些中華民國主旋律的氣質。」鄭秉泓重視金馬獎，但不會討論影片藝術成就時參考早期的賽果。當主辦方從官辦轉為民間團體之後，金馬獎邀請不同的資深電影人擔任主席，他們的創作態度和價值觀幫助獎項轉變中慢慢建立了公信力，制度也逐漸完善。

從2009年侯孝賢導演擔任執委會主席時，邀請聞天祥擔任執行長（註）。評選的機制，評審的數量，入圍名單的確定，金馬獎如今的面貌，很多操作事項和細節都在其後建立。金馬獎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也逐漸從幾十年前的主旋律氣質，明星聚會朝向電影藝術評選的方向轉變。郭力昕認為金馬獎近十幾年的改革，利於評審們忠於自己對電影美學的判斷，最後得出的賽果雖然不見得能從工業角度幫到得獎者，卻能肯定他們作品的藝術成就。

執行長一職由侯孝賢導演要求設立，此前金馬執委會設秘書長，2007年焦雄屏擔任執委會主席時，秘書長為胡幼鳳。

「香港似乎錯過了時機。」陳志華認為香港如今很難創辦出像金馬這樣以藝術成就為衡量標準又受到如此矚目及肯定的華語電影獎，「金馬獎經過這麼多年慢慢改進和吸收，過去那五十多年不是白過的。如果香港要辦，需要一定的資源，視野，社會氣氛也有影響。現在金馬獎遇到的情況很可惜，希望兩岸三地可以恢復以前的自由交流，否則，我在未來也看不到有其他獎項可以取代它。比如中國導演畢贛和張大磊都是通過金馬獎的肯定，而有了不一樣的發展。兩岸三地之外的電影也得到肯定。」

1988年，焦雄屏通過中時晚報曾創立過中時晚報電影獎。當年也邀請影評人和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從藝術考量去選出得獎電影，獎項面對的作品和審美標準與金馬獎項似。「中時電影獎當年像是金馬獎的一個平行或補充，很多沒拿到金馬獎大獎的作品在中時電影獎獲得了肯定，比如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中時晚報電影獎即是現在台北電影獎的前身。陳志華也參與過中國南方都市報舉辦的華語電影傳媒大獎，後者同樣從審美和評論角度去品評電影，「但還是金馬獎的包容度更大一些。」陳志華看重各地評審相聚時的討論，「比如一部講文革的電影，香港和台灣的評審可能需要在那個語境中的評審或電影人解說，才可以看出其中的細節和問題，而香港或者馬來西亞的電影，當地的電影工作者相對也更有話語權一些。這些交流比什麼都重要。」

「金馬獎的厲害之處是，它很難猜。」鄭秉泓被稱為「雜食」的影評人，但長期集中地關注台灣電影，「金馬獎不太會隨著世界潮流起舞，但它又有它的堅持。」《春光乍洩》揚威國際，在金馬的成績並非那樣耀眼，入圍六項最後只取得最佳攝影。《灼人秘密》引人注目，最後入圍也不多。「在華語電影兩岸三地加東南亞及海外華人這個大華語架構下，金馬獎以台灣美學平盤標準為主導線——畢竟金馬獎是台灣在辦，但金馬並沒有獨厚台灣，在前幾年形成了不錯的交流氛圍。」鄭秉泓希望金馬獎度過目前的冷遇之後，還能繼續抱有開放的態度，迎接對岸的電影作品。

很多與中國大陸市場聯繫緊密的香港電影公司及電影人未報名，今年香港製作卻並未缺席金馬獎。高先電影有三部香港獨立製作報名。電影《金都》的導演黃綺琳說自己單純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希望作品可以去金馬獎交流，並沒有其他層面的考量。高先電影的銷售及採購經理曾憲玟從2012年起參與金馬獎：「通常高先發行的電影，不管製作規模我們都會儘量建議報名金馬獎。所以在香港業內，常常看到大家在7月都忙瘋了，因為都在趕金馬獎的報名時間。」電影的上映檔期也會相應金馬獎做調整，如果對贏得金馬獎有信心，通常會配合金馬獎的頒獎日期，不會在獎項公布之前就上映。電影在香港的宣傳也可以跟著金馬獎的一些報導推出。

未上映的香港電影獲得金馬獎對之後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表現也很有幫助。「比如前幾年的《一念無明》，先去了金馬獎拿到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女配角，令這部戲回到香港之後有很好的宣傳點，觀眾也對電影品質有了信心。」曾憲玟也遇到有電影先在金像獎拿獎再去金馬獎，但那樣就錯過了上映的高峰期，對宣傳和發行來說相對比較吃虧。而主攻台灣市場又符合金馬風向的劇情片，都將島內的上映日期選在金馬前後。今年的入圍作品中《陽光普照》在11月1日上映，叫好又叫座；《大餓》《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均在11月15日上映；《夕霧花園》則將公映日期定在11月29日。

在金馬獎揭曉前的最後一週，執委會進入衝刺階段。在活動現場，執委會行銷部宣傳統籌呂彤暄反覆向記者抱歉，解釋為何無法接受訪問。「我們太忙了，雖然我們簡單聊一聊不會花太多時間，」她擺擺手說，「但是我不能只是講我，或者單一個部門，我希望可以讓不同崗位的人在一起大家坐下來，好好地聊一聊。」她說只有這樣，才可以好好聊清楚金馬獎的脈絡。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幾年還要辦奇幻影展，要辦經典影展呢？」她說藉由這些安排，台灣可以為電影活動保持一個活躍的場景，而在這些大大小小活動中的夥伴們，可以因此維繫起來，「我想讓你看到這些人的熱情。」

錄音整理：劉鈺怡，辛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