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金馬2019

《陽光普照》編劇張耀升:當世界全面呼喊正能量但把你解釋成黑暗

全面滲透的威權結構不斷製造對立,將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轉換成資源爭奪的遊戲。


編劇張耀升。  攝:李昆翰/端傳媒
編劇張耀升。 攝:李昆翰/端傳媒

訪問是日,萬里無雲,攝影師請張耀升踱到馬路彼岸,立於因反射對棟鏡面大樓而有光影浮動的矮牆前。張耀升聞言,二話不說橫越車流,視一旁交警、斑馬線於無物。只沒料到有人(即是記者我)如影隨行,他頭也不回地撒下這句:「嘿,我一個人犯案就夠了,沒必要拉妳一起吧。」

這個違規穿越馬路的現行犯,也就是電影《陽光普照》的編劇之一——另一編劇則是該片導演鍾孟宏。《陽光普照》獲本屆金馬獎11項提名,也包括「最佳原著劇本」。電影片頭,青少年阿和找了兄弟菜頭一起,去嚇嚇欺負自己的黑輪。那一夜颳起颱風,大雨傾盆,兩人在機車上說笑。

張耀升雖出言勸退,我仍尾隨其後,不知是否片頭閃回,下意識還應了一句:「有人一起當共犯,比較安心。」他無有再應,靜默中,我想起片頭二人風雨同舟後,湯鍋裡冒煙的黑輪斷掌,及此後劇情與友情的急轉直下。或許正同步自問:有人一起當共犯,真的比較安心嗎?

電影《陽光普照》。
電影《陽光普照》。圖:網上圖片

全程難安的觀影經驗

鍾孟宏導演的第五部劇情長片《陽光普照》(以下簡稱《陽光》)月初在台上映,全片聚焦一個乍看平凡的中產階級家庭,講述小兒子阿和犯案關進輔育院後的一系列事情。觀影者,曝曬在一路難測的劇情與人心走向下,全程難安。平凡又突梯的人生和對白,時而若在身側,時而驟然抽離。

而這莫衷一是的效果,也漫溢到了片外。上映十多天來,論者圍繞此片人物角色與對白是否寫實、結構是否零散,核心為何等方面反覆爭辯,擁護者與質疑者皆出聲,試圖找到定音。 事實上,這種反覆論證無休在編劇階段就已開始。最初是鍾孟宏找來張耀升共上「賊車」,兩人費時一年琢磨劇本。張耀升說,「共同編劇的過程,我們習慣做很長很久的辯證。我加入之後主要在做的,是幫忙某個想法的綿延,讓它在不同時間點復現,拉長途中辯證的時程。」

其實,早在近十年前,鍾導第三部長片《失魂》的編劇階段,就已經找張合作,但因細故失之交臂。然而二人緣份未了,2017年,張耀升自編自導的短片《回魂》反身過來,請鍾導提點。後來陸續有未能如願完成的合作,直到2019年《陽光》殺青,編劇的「共犯」關係始宣告成立。

電影《陽光普照》。

電影《陽光普照》。圖:網上圖片

最親民好懂的電影?

「這部片確實不好寫,我們不斷辯證到雙方都能對片中角色同理。」張耀升如此聲稱。或許是共同辯證的作法奏效,片中大部分角色的選擇,都是多數觀者能同理的。或因如此,有許多評論紛紛指出,《陽光》是鍾導有史以來最親民、好懂的電影。

有意思的是,在《陽光》的對外文案裡,都可見再三強調本片事關一個平凡家庭的「說法」。可見他們試圖以最大眾的「家」為題材,率先做出叩合主流的表態。不僅如此,更因張耀升實為「鏡文學」現任編劇統籌,加以這部片鏡文學亦有投資,引入傳媒所精擅的田野調查資源與專業也是自然,他們更頻繁地借媒體之口宣告:「這是鍾導有史以來田調做最久、最全面的一部電影。」

「我們進入彰化輔育院考察,顛覆原先以為如《監獄風雲》犯人惡鬥的設定。」訪問過程中,張耀升像背台詞般地點數片中細節,「上庭受審、接見監聽、報號點餐、輔育院證婚、送行唱歌等情節場景,都是真的,甚至多數演員本來就是輔育院的人。」他更進一步追加,「包括琴姐這個角色,也是參照服務酒家小姐的美髮業者,所以才做出母親見過世面,遇事不亂,隻身扛事的設定。」

除了題材與人物的寫實度,在《陽光》150多分鐘的片長中做出劇烈轉折,也明顯不同於鍾導歷來反高潮與起承轉合的前作。二位共同編劇在片中安排家中長子阿豪的自殺,更讓此變故引渡到後半父親與次子和解,前後展現保護家人的意念。

換言之,這部片試圖演繹角色經歷巨變後蛻變的結構,做出類似好萊塢劇情常見的煽情效果,讓部分論者做出如下斷言:「這是鍾導最溫暖的電影」。更有評論界定該片屬於慣見的「三幕劇結構」,甚至有人對導演做出如下判決:「鍾孟宏開始往商業片靠攏」。

編劇張耀升。

編劇張耀升。 攝:李昆翰/端傳媒

他絕沒有要討好的意思

詭異的是,「好懂」、「溫暖」與「感動」等說法陸續出籠之際,也湧現一波與之對峙的負評聲浪:有的論者認為部分評論實為過譽,提出傳媒「帶風向」的陰謀論;有的指控片中女性人物扁平,甚至貼上「仇女」標籤;更多的人提到演員表現如記誦台詞,最大的問題是講話;亦出現結構支離,編劇根本不懂電影,是全片最大敗筆之說。

影片創作者強調電影角色費時田調,標榜寫實,更因此片入圍多項金馬演員獎項。可費解的是,於此同時,演員也頻頻被議論為表現突兀,演出極不自然。這樣的分野與對立,割裂與擺盪,幾成一樁玄之又玄的案外案。

關於這點,我們或能以編劇二人對違常人事物著迷,作為解釋。張耀升提供相關例證,坦承他們的參照對象並非平均值,而是有選擇特例或異數的傾向:「在田調少年犯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幾個孩子不太一樣,他們不吹牛,不當老大。其中一個行事冷靜,知道母親因為自己憂鬱還是躁鬱症,在院中自修國高中學業。」

鍾、張二人很可能便是以這位特立獨行的孩子作為阿和的原型,張亦提及劇情後段「阿和不見菜頭」也是一個違常的選擇,「很少避不見面的。不管怎樣基於人情義理都會去看一下,完全避不見面就是展示了某個態度,要做出切割。」

這種突兀的斷開、切割更可見於全片的結構。不同於一般轉折安排在情節中後段,這部片卻被阿豪之死腰斬成上下二段,此舉導致電影常被拆分為兩半討論,亦誘使觀眾主動或被動地做出更喜歡哪個段落的表態。

因此,這部片掐拿的比重與位置之玄妙,讓人狐疑它是否只是穿著三幕劇、家庭劇的表皮。「如果說大家覺得親近,那是因為這些事情就發生在周身,有些人好像曾出現在我們生命裡。」張耀升沒打算直白地揭穿謎底,卻以鄭重的澄清作為線索,「但是,鍾導絕對沒有討好的意思。」

電影《陽光普照》。

電影《陽光普照》。圖:網上圖片

讓權力結構顯影

編劇二人皆是經驗豐富,也非常清楚編劇結構如何操作人心,共同創作也能交相辯證和彼此把關,但即便如此,為何還是做出了許多可能被視為「敗筆」的、詭異的人物與情節設定?

訪問中途,張耀升曾這麼談片中人物,「事實上,他們都不夠圓滑世故,所以會做出不夠周全的選擇。但也正因不世故,你會看見他們的真心所在。」而這或許說明了為何這部片不抹除讓人感覺不順暢的裂隙,讓人藉此洞察藏在內裡的、真正的故事核心。

除了人物在片中為了扮演某種道貌岸然的「樣子」,看來寫實又不寫實的機械化演出,尤其像是阿文說教與不自然的講演狀態。更激進的手段,是通過整體的結構來達成,設若我們單看貌似可獨立成作的上下半場,可能便不會覺察父親在阿豪與阿和、阿和與菜頭二對「兄弟」當中,資源分配的移轉。

換言之,正是《陽光》奇特的二分設定,讓隱藏的權力結構顯影。我們必須坦然接受這個結構的突梯,始知片中想談的,並非父愛,而是父愛與父權兩者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並非「家」作為一風雨同舟的避風港,而是這些人際之間的關係組成,同時也很可能是讓所謂「自己人」與「外人」相愛相殺的共犯結構。

是以當我們談到阿和與阿豪時,張耀升說,「他們在補習班與輔育院的畫面做的是交叉剪輯,其實他們兩個人的處境是一樣的。」確實如此,他們同樣都被父親安排去「乖乖受教」。而父親自己,則置身背後漆有「把握時間,掌握方向」中華民國美學字樣,採機械化教育的駕訓班場景。

因此,當我們窺見背後的權力結構,再回頭思考張耀升所說的「某個想法」及其復現時,便不難推得他們所指涉的,便是某種威權結構的潛在,或者,無所不在。

故事的破口

《陽光》片中示現的,是比之《返校》更全面滲透的威權結構。這個結構不斷製造對立,撕裂彼此,將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轉換成資源爭奪的遊戲。誠如片中父親阿文合理化自己種種作為,包括對受害者家屬冷漠、跟監兒子、撞死菜頭的「說法」。然而,更恐怖的,是我們多數人卻都能對其同理,甚至為之感動。而這恰恰說明了,威權和暴力的存在,常是以「愛」之名。

但鍾、張二人刻意在滴水不漏的封閉結構中,讓長子阿豪出了岔子的自殺情節,成為故事的破口。「他沒有給任何理由就離開了,我們也想過各式各樣的理由,但都不對,就是沒理由。」張耀升說,「我們就想,如果要找一個稍微接近可以懂的人,那應該找誰?我就想到了袁哲生,他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作家。」

片中阿豪對小貞傾訴,以謝文明詭異畫風再現的司馬光故事,便是出自袁哲生1999年的短篇小說集《寂寞的遊戲》,那時他因此集冊備受文壇注目。2004年,袁卻被發現在山區以童軍繩自縊身亡。「我見過他幾次,發現他總是設法對這世界所有人都很好,不斷散發溫暖。可是他因此定型後,卻沒有任何裂縫可以顯露自己陰暗或沉重的一面。」

「袁哲生的《寂寞的遊戲》是一本非常誠懇的小說,我覺得他當初出版的時候應該沒有料到,你把內心世界這麼赤裸裸呈現在這個世界上,對你來講其實是個傷害。」張耀升說,「在讀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個人非常希望自己可以完美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希望可以躲起來。」

這些暗面即使塞藏到文學的紙頁裡,也未必能帶來救贖。自高校時期,張耀升就以探索荒謬存在的小說於文壇嶄露頭角,2003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合集《縫》,也以鬼魅風格呈現人際間各種霸凌、傾軋等暴力關係。

「當直接表述感受到的這個世界運行的方式,卻被全面呼喊正能量的世界解釋為黑暗,顯得自己很不堪,那就變成一種不能夠承受的傷害。」張耀升說,「後來我才明白,是很多人想假裝這些暗面不存在。」

編劇張耀升。

編劇張耀升。 攝:李昆翰/端傳媒

光暗同存敞開的活路

「片中的阿豪雖然也處在升學制度底下,但在我們的設定中,他並不是一個會被升學制度壓迫的人。」張耀升說,「他就是個濫好人沒錯,即使死後都是好鬼,還要讓父親與弟弟和解,不想給任何人壓力。」

阿豪因存在於過曝的注目和期待、無處可躲的世界而痛苦,亦不願落入資源爭奪、彼此傾軋的遊戲邏輯裡,於是他砸開故事的破口,消失於自己與他人的生命裡,悄然無聲地。

「《縫》出版後,有個網路上的書評這麼寫:他說他有憂鬱症,大家都跟他說這本書很黑暗,不要看,但他偷看後卻覺得自己被理解了,他知道有些人因為某些微小但沉重的傷痛,努力地活著。」張耀升說,「如果當時也有人跟袁哲生說這句話,他可能也會記很久、很久。」

《陽光》要提示我們的,或許就是正視權力結構的存在,不要裝出世界沒有暗面的「樣子」。就像片尾陽光自樹葉縫隙灑落,那個光暗同存,不再塑造對立的世界。被光影庇蔭包納的每一個個體,才能生動地展開共生關係,敞開不受威權與教條拘束的,自在自由的活路。

後記

鍾導先前曾這麼說,「跟張耀升一起編劇,像在看心理醫生。」訪問到了最後,張耀升偷偷跟我們說他開出的「診斷」:「鍾導是很認真的人,認真的人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很不安的。別看他外表像個霸道的大導演,其實他心裡住著個小男孩。」

這麼看來,鍾孟宏邀請張耀升加入一同辯證,讓權力結構顯影的共犯集團,走到最後,也悄聲無息地演變成一場撬開破口,洞察真心,發現彼此的雙載遊戲。

所以,有人一起當共犯,真的比較安心嗎?既是,也非。就像片中琴姐說的,不安感恆常都在,只是風險難測的一路上,至少「有人一起不放心」。

感謝林姵菁協助逐字整理、參與本文的辯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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