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法蘭克福書展2019現場:人類世、右翼極端主義,歐洲當下兩大思想關鍵詞

而我們或許早已習慣一邊內疚,一邊目睹世界繼續以原來的方式運行。


2019年法蘭克福書展。 圖:Peter Hirth
2019年法蘭克福書展。 圖:Peter Hirth

「無論災難到來與否,我們大概都要為人類的未來文明建立 prototype(原型)了。」

這是德國心理社會學家、《氣候戰爭》(Climate wars : why people will be kille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Harald Welzer,在今年法蘭克福書展的一個只有西歐講者的講座《人類世:文化凌駕自然了嗎》上所說的話。201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如約十月舉行,這個齊集104國家、7450參展商的國際最大型書展,既是資本流動的交易場,也是世界文化思考趨勢的風向標。筆者現場參加了一系列活動,也走在展場內外,深刻感受到的,是西方和國際文化社會如何正處在異托邦想像的惶恐之中,而這異托邦背後,指向兩個關鍵詞:人類世和右翼極端主義。

Harald Welzer 說出那句話的時候,環顧現場,觀眾也只有我一個亞洲人。今年的多場講座都以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為題,環境學家、人類及考古學家、地理學者、政客、記者、文學作者相互交換看法。講座都坐滿了人,反應比其他大部分題目要好,然而多只以德語進行,只有小部分即時傳譯至英語和法語。縱然座談果不其然朝「大家還是立即行動吧!」的結論結束,但一如所料,放眼四周,還是可見傾頹的塑料杯碟,一次性布景板,和數日間變成垃圾的大量紙製出版物。而我們或許早已習慣一邊內疚,一邊目睹世界繼續以原來的方式運行。

人類世:當「保護環境」成為最俗套的口號

「人類世」是近年歐美西方政經、科學、人文歷史、當代文化藝術以至民眾間的普及詞,是一個被熱烈討論、展演的概念。這詞於2000年由荷蘭大氣化學家 Paul Crutzen 提出。曾因發現一氧化氮對臭氧層的破壞而獲頒諾貝爾化學獎的他,當時並非是從學術嚴謹的地質學出發,以「人類世」替代「全新世」(Holocene)這個概念,而是近乎意氣用事的衝口而出(見吳易叡文章《人類世:跨學科的愛恨情仇》),希望所有人來正視人類對環境的侵害和威脅。

2019年10月15日,一位藝術家在法蘭克福書展現場。

2019年10月15日,一位藝術家在法蘭克福書展現場。攝:Thomas Lohnes/Getty Images

時至今日,「保護環境」近乎是這時代最俗套的口號。然而「人類世」卻遠不只是環保的警示——它既是末日的想像,也是一種人類對自處、感受外界物事的嶄新目光,是對自身和外界存在物的時間感、以至是一種對政經發展、生靈和非生靈間的連繫、以及創作模式的探索。「人類世」意指最新近的地質年代,雖然它仍未得到地質學界的充分共識。但這詞還是如一枚炸彈,拋擲到不同的知識體系裡。它泛指人類開始根本性地改變生態系統的地球發展時期(主要說法為自18世紀的工業革命濫觴始,也有學者定義自17世紀新舊大陸之間的人類接觸、二氧化碳急降的時期)。

事隔兩個世紀,我們最終對一切都再清楚不過。多年來的反常天氣、每天150至200個物種的滅絕、減不掉的垃圾;而不久前根據美國《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發表的報告指出,越南南部、曼谷和孟買等地在三十年內有可能行將沉沒。人類對自然的破壞,愈來愈「近」、「急」、「多」。隨著16歲氣候運動分子Greta Thunberg 的言論在網絡爆發,反破壞環境的經濟開發模式的大型示威橫掃歐洲。大家認為自己都有責任,但人們依舊未能做到對人的生活和發展模式有結構性的改變,也因此尚未能逆轉地球物種和人類極速衰亡的命運。

後末日小說大潮:我們內心有多明白?

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十多年前已開展其生態危機小說《瘋狂亞當》(MaddAddam)三部曲,她在今屆書展上呼喊,「我全力支持反全球物種滅絕運動人士。我看著這個議題和意識,在這數十年間慢慢展開。我很高興見到年輕人都出來了。在我之前整個人生當中,你們都去了哪裡啊?」文學和書寫也在變。大家投進希望、畏懼、自省、尋找出口與微光⋯⋯有愈來愈多相關的、令人深思的啟示錄式寫作。除了阿特伍德,氣候變遷小說(cli-fi, Climate Fiction)這類型也愈見流行,如美國作家 Kim Stanley Robinson 的 《Science in the Capital》三部曲,以及他兩年前出版的《New York 2140》、英國 Ian McEwan的《Solar》等,而剛得諾貝爾文學奬的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的生態驚慄小說《犁過死者的骨頭》(Drive Your Plow Over the Bones of the Dead)則拍成了國際矚目的電影《神秘獵殺》(又譯「糜骨之壤」,Spoor)。2016年拿下曼布克國際奬的小說《素食者》(Vegetarian),乃是韓國作家韓江寫一個關於家庭主婦夜夜做著關於殺戮和鮮血的噩夢,而突然停止吃肉的故事。

今年書展的主題國挪威,正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態災難目擊者之一。挪威有三分之一土地位處北極圈,這個國家與冰川同活,跟魚熊進退。挪威人與大自然關係緊密,但現時同時是石油的開採者。作者們對自然的敏銳感受和反省化成不同類型的書寫。到書展來分享的作家包括集探險家、攀山家、攝影師於一身的自然書寫者,也有童書小說作者、漫畫家等。影響國內多代人的作家 Gert Nygårdshaug,在1989年便寫下在挪威家喻戶曉的《Mengele Zoo》。主角少年 Mino,在南美熱帶雨林中長大,父親教他獵捕蝴蝶。一天Mino 村子蒙受災難被滅,只有他能倖存。Mino 為保護雨林對破壞者展開反擊,大家都說主角 Mino 是恐怖分子。主持問 Nygårdshaug,小說裡如是激進,也有人說獨裁者才能快速改變現狀是嗎?作家沉思一會兒後開腔,「Mino 認為把資本主義鏈上的人逐一殺掉、才能把根源消滅。但我相信,當今的現實中,還是要改變政客,改變政策,改變任何制度性的破壞和污染。」

「書寫」本身為這議題注入何種新的力量?近年文學都進入更多跨議題、跨知識體系的思考和探索。「客觀上我們都知道情況有多糟。但我們的內心沒有真的明白。文學或許可以進入我們的內心。」另一挪威作家瑪雅·倫黛(Maja Lunde)說道。作為氣候三部曲的首部,她的小說《蜜蜂的歷史》)The History of Bees)平地一聲雷,迄今翻譯成35種語言,其德語版為全德銷售之冠,超越丹·布朗(Dan Brown)等著名暢銷作者。《蜜蜂的歷史》橫跨三個時期(1852、2007、2098)、三地(英國、美國西部、中國)的養蜂人家庭。以大崩塌(The Collapse )前後為界,著墨甚多家庭代際之間的張力,以昭示人和環境被徹㡳改變的關係,及所謂的「未來」——一如許多氣候小說的後末日(post-Apocalyse)構想;書中當下現實被毁壞以後重新建立系統,無所希望或還帶有希望。這些作品心中感知,呼喚行動,不止道德上內疚或同情,也不只是珍愛其他物種。而是從根本徹底改變人和非人關係的世界觀,由人類中心的視角走出來。

2019年法蘭克福書展。

2019年法蘭克福書展。圖:Marc Jacquemi

道德責任已令人厭倦

英國哲學家提摩西·莫頓(Timothy Morton)說,或許我們正正處於一種自相矛盾的道德焦慮之中。在傾倒的資訊模式(information dumping mode)下,我們認知這個危機,因而認為有責任要為氣候暖化做點什麼,卻同時又認為一己之力完全無助於改變眼前。萬般苦惱,卻無助於行動和感受。而世界的終結不是將會、而是經已來臨:那不是一樁比喻或警告。他說,實實在在的,世界再沒有全然的自然、和工業革命前的生態。他提出「超物件」(hyperobject)的概念,重新了解世界的組成。我們的生活早已被自己製造、或不由我們製造的超物件滲透到生活最幽微的時空,而我們還自以為能以人和可掌握之物去區隔自身和外界。那些超物件甚至可以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物。除了山河,還有氣候暖化、塑膠袋、核彈、生命演化⋯⋯有些超物件抽象或龐然至無法掌握形狀輪廓和大小,有些超物件停留在地球的時間幅度,我們根本無從看見甚或想像它的誕生和衰亡。他們巨大遙遠而不可觸,卻又如此真實而接近。那是一種嶄新的體會——我們面對的再不只被如機器、工廠,或是由那些工廠製造出來的產品,我們製造的「污染物」不再是輕易可握或去除,它們,以至我們自己,已是地球、「自然」的一部分。

近年藝術家以在當代藝術界流行的「沉浸式體驗」(immersive experience)來介入關於生態的主題,啟動觀眾多重感官和被無遠弗屆的「外界物」包圍的感受。冰島藝術家Olafur Eliasson 持續在博物館模擬或戲仿各種極端氣候狀態、法國Pierre Huyghe製造了有泥土、水、植物、昆蟲、人工智能裝置的生態及科技圈,他們自行演化造就了「作品」。「超物件」中心概念之一是反省以至瓦解人類為中心的世界觀,那既跟亞洲宗教觀佛教有相通之處,而同時也提出人類某程度也是非人,由化學物質組成的賽伯格(Cyborg)。真正不分階級的、平等的生命,人和其他生命以及非生命隨機和必然的「互相依賴」(interdependence)才是真正的「生態」。那和過往以我道德感召喚跟其他生靈的平等觀和同情並不一樣。

提摩西·莫頓指出這主體更易的嶄新體會,以感受非人物件的物料振動頻率形成的陌生感同時又是「共鳴感」(attunement)所造就的——這或許才是瑪雅·倫黛所說的、我們要從心去感受的——那是生物性的、感官的,而不是概括的,不是純粹從思維、象徵意義影響內在感受。瑪雅·倫黛在《蜜蜂的歷史》對養峰人工序的細膩描繪,物種學式的對不同蜂類如何築巢的的描說,「我令到不少讀者從此觀察昆蟲。看見了它們。」台灣館今年以「海洋寫作」為主題,邀請了夏曼‧藍波安 (台灣館應是唯一回應自然主題的亞洲館)也描劃不同魚種在波濤間躍動的姿態,他是每天在太陽㡳下,自己造船、自己捕魚、身體體驗所結晶的作品。他的身體就是海洋文學。這些作者以文字把體驗推至「沉浸」式的極致,然而,卻也可能並未走出以人為主體的描繪視角,和已建立的文化象徵連結——這可能是文字為主體的創作的限制,又或是生態文學仍有待發展更多元,更前衛地、徹底地省思的模式。

用另一種目光重思右翼極端主義

Twitter正在廣傳一段視頻:書展開放予公眾的首天,一個書攤負責人向現場一名記者多番出言侮辱,用手遮擋鏡頭;警察到來調停。該書攤負責人 Goetz Kubitschek 是德國極右領軍人物,自2017年在法蘭克福書展擺攤,每年皆和反右運動者在展場出現衝突,登上新聞頭條。他的出版社曾出版暢銷書《Finis Germania》(The End of Germany)),《明鏡》稱該書為「激進右翼,反猶太」。

左右分裂對壘已是歐洲的日常。歐洲經濟衰退、大量的移民和難民等原因引發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反歐洲」、反移民的情緒高漲。德國作家協會VS在2012年德國新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地下組織」製造的多宗中歐移民槍殺案後,組織了一些以文學和藝術傳揚反極右信息、名為「Votes against Law」的活動計劃。在今年法蘭克福書展上,幾個德國作家談自身的移民背景,和闡述德國創作者和平民從來皆源自多民族的歷史,而不是歐洲右派所指控的、歐洲近年突然被「回教化」。

201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如約十月舉行,這個齊集104國家、7450參展商的國際最大型書展,既是資本流動的交易場,也是世界文化思考趨勢的風向標。

201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如約十月舉行,這個齊集104國家、7450參展商的國際最大型書展,既是資本流動的交易場,也是世界文化思考趨勢的風向標。 攝:Thomas Lohnes/Getty Images

在歐洲大陸,極右和反極右的聲音同樣強烈。但問題是,除了反右,以人文關懷、人性為由反對極端主義,而不去檢視極端主義的生成及其他社會因素的結構性關聯,它只會是繼續以自己的軌跡壯大。書展上一位記者出身的挪威作家Åsne Seierstad也如是說。她的作品嘗試走入權力的陰影,暴力的源頭,令世界以另一面目呈現。她到過伊拉克、塞爾維亞、阿富汗、切爾諾貝爾,親身走入災難、衝突和戰爭。她反思以歐美為中心、及現代發展主義的社會觀、敵我觀的世界。她最著名的作品《Bookseller of Kabul》,乃是她在911後不久到阿富汗平民區一個報販生活三個月,以小說的筆觸記錄這個因沒交出拉登、而美國大舉入侵的國家的日常。其中,她觀察到社會西化和傳統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如何為俄國、塔利班和民主聯盟統治這複雜的近代史埋下種子。

我們必須直面那個殘暴的源頭

「我寫屠殺的生還者時語調是温熱的,寫殺手的經歷時不期然變得冰冷。但寫書有一個好處,就是讓我在編輯的過程中整理温度的落差。」憶起自己的爭議作《One of Us:The Story of a Massacre in Norway -- And Its Aftermath》,Åsne Seierstad如是說。

2011年,挪威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屠殺事件:烏托亞島上工黨辦的夏令營「工人青年團」,69名少年男女及導師被裝扮為警察的「反馬克思共產主義者」槍殺。而槍殺前兩小時這名罪犯在奧斯陸市中心政府大樓發動了汽車炸彈襲擊,8人死亡。在這個恐怖小說般的橋段面前,Seierstad決定偵查在這個多年來以低罪案率聞名的和平國度,何以突然出現如此血腥的殺戮——她出席為期一年的每場法庭審訊,蒐集所有凶手寫過的文字、說過的話、他親朋的復述。基於所有證詞、實據,Seierstad重寫事件的來龍去脈,寫政府當局的制度漏洞、寫被害者的生命碎片、倖存者的夢魘;寫這個凶手父母的愛情、凶手的成長,和其極右思維的形成。

2019年法蘭克福書展。

2019年法蘭克福書展。攝:Daniel Roland/AFP via Getty Images

此書引發甚多爭議。它不像其他人文關懷的著作那樣,沒有陳述、游說反極右的觀點,或放大被害者的悲歌。有批評指作者把焦點放在凶手的人生,寫其悲劇的童年是為他開脫和過於同情;相比起來,受難者面目模糊。然而,Seierstad詢問的是,新納粹的誕生不正是源於歐洲白人中產社會虛偽的多元文化、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暴力嗎?以家庭為核心單位的社會結果孕育出一個個極度孤立的生命。西方所謂自由和實現自我的價值觀在基督教和帝國主義的傳統的陰影下,演化成被牽制在網絡游戲和各種沉溺成癮的虛擬自我實現裡,壓抑或憤怒轉譯出各種獨裁思想。所以她要以最接近易地而處的、異常「親密」的目光重構事件最細微處、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人生,以圖打破對立的、簡化、定型他者的現實社會,揭露所謂突然的暴力背後埋藏已久的伏線。當凶手離開爆炸案現場,暢通無阻地前往于特島進行第二輪殺戮,「他內心得意的冷笑,那些警察一定以為是伊斯蘭恐怖分子做的。」

在展場上,我們會見到歐洲小說家們嘗試打開結構內的所謂既得利益階層因挫敗而吞噬弱勢的缺口,「我們都可以變成他」、「我們都可能是死難者」,這些都不是口號,而可以是事實。尼日利亞作家 Lesley Nneka Arimah 的異托邦短篇《What It Means When a Man Falls From the Sky》把生態危機和難民問題連結到一起。另一位作家 Rowi Hage 的《Cockcroach》則把所有政治正確重新洗牌,移民者深受剝削但也因此將自己的慘痛經歷自我異色化(exoticised),而也有當地人在虛偽、所謂優渥的社會中,同樣無法立足。Seierstad 向講座上三百名讀者說,她將赴美國,開筆寫校園槍擊案行凶者和死者。她說,我們從未真正自省、反覆走入身處的社會,聆聽社會中的他人,了解其思維邏輯。「這大概是今天最急切要做的事情。」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