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书展2019现场:人类世、右翼极端主义,欧洲当下两大思想关键词

而我们或许早已习惯一边内疚,一边目睹世界继续以原来的方式运行。
2019年法兰克福书展。
出版 风物

“无论灾难到来与否,我们大概都要为人类的未来文明建立 prototype(原型)了。”

这是德国心理社会学家、《气候战争》(Climate wars : why people will be kille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的作者Harald Welzer,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只有西欧讲者的讲座《人类世:文化凌驾自然了吗》上所说的话。201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如约十月举行,这个齐集104国家、7450参展商的国际最大型书展,既是资本流动的交易场,也是世界文化思考趋势的风向标。笔者现场参加了一系列活动,也走在展场内外,深刻感受到的,是西方和国际文化社会如何正处在异托邦想像的惶恐之中,而这异托邦背后,指向两个关键词:人类世和右翼极端主义。

Harald Welzer 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环顾现场,观众也只有我一个亚洲人。今年的多场讲座都以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为题,环境学家、人类及考古学家、地理学者、政客、记者、文学作者相互交换看法。讲座都坐满了人,反应比其他大部分题目要好,然而多只以德语进行,只有小部分即时传译至英语和法语。纵然座谈果不其然朝“大家还是立即行动吧!”的结论结束,但一如所料,放眼四周,还是可见倾颓的塑料杯碟,一次性布景板,和数日间变成垃圾的大量纸制出版物。而我们或许早已习惯一边内疚,一边目睹世界继续以原来的方式运行。

人类世:当“保护环境”成为最俗套的口号

“人类世”是近年欧美西方政经、科学、人文历史、当代文化艺术以至民众间的普及词,是一个被热烈讨论、展演的概念。这词于2000年由荷兰大气化学家 Paul Crutzen 提出。曾因发现一氧化氮对臭氧层的破坏而获颁诺贝尔化学奖的他,当时并非是从学术严谨的地质学出发,以“人类世”替代“全新世”(Holocene)这个概念,而是近乎意气用事的冲口而出(见吴易叡文章《人类世:跨学科的爱恨情仇》),希望所有人来正视人类对环境的侵害和威胁。

2019年10月15日,一位艺术家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
2019年10月15日,一位艺术家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

时至今日,“保护环境”近乎是这时代最俗套的口号。然而“人类世”却远不只是环保的警示——它既是末日的想像,也是一种人类对自处、感受外界物事的崭新目光,是对自身和外界存在物的时间感、以至是一种对政经发展、生灵和非生灵间的连系、以及创作模式的探索。“人类世”意指最新近的地质年代,虽然它仍未得到地质学界的充分共识。但这词还是如一枚炸弹,抛掷到不同的知识体系里。它泛指人类开始根本性地改变生态系统的地球发展时期(主要说法为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滥觞始,也有学者定义自17世纪新旧大陆之间的人类接触、二氧化碳急降的时期)。

事隔两个世纪,我们最终对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多年来的反常天气、每天150至200个物种的灭绝、减不掉的垃圾;而不久前根据美国《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的报告指出,越南南部、曼谷和孟买等地在三十年内有可能行将沉没。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愈来愈“近”、“急”、“多”。随著16岁气候运动分子Greta Thunberg 的言论在网络爆发,反破坏环境的经济开发模式的大型示威横扫欧洲。大家认为自己都有责任,但人们依旧未能做到对人的生活和发展模式有结构性的改变,也因此尚未能逆转地球物种和人类极速衰亡的命运。

后末日小说大潮:我们内心有多明白?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十多年前已开展其生态危机小说《疯狂亚当》(MaddAddam)三部曲,她在今届书展上呼喊,“我全力支持反全球物种灭绝运动人士。我看著这个议题和意识,在这数十年间慢慢展开。我很高兴见到年轻人都出来了。在我之前整个人生当中,你们都去了哪里啊?”文学和书写也在变。大家投进希望、畏惧、自省、寻找出口与微光⋯⋯有愈来愈多相关的、令人深思的启示录式写作。除了阿特伍德,气候变迁小说(cli-fi, Climate Fiction)这类型也愈见流行,如美国作家 Kim Stanley Robinson 的 《Science in the Capital》三部曲,以及他两年前出版的《New York 2140》、英国 Ian McEwan的《Solar》等,而刚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奥尔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的生态惊栗小说《犁过死者的骨头》(Drive Your Plow Over the Bones of the Dead)则拍成了国际瞩目的电影《神秘猎杀》(又译“糜骨之壤”,Spoor)。2016年拿下曼布克国际奖的小说《素食者》(Vegetarian),乃是韩国作家韩江写一个关于家庭主妇夜夜做著关于杀戮和鲜血的噩梦,而突然停止吃肉的故事。

今年书展的主题国挪威,正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灾难目击者之一。挪威有三分之一土地位处北极圈,这个国家与冰川同活,跟鱼熊进退。挪威人与大自然关系紧密,但现时同时是石油的开采者。作者们对自然的敏锐感受和反省化成不同类型的书写。到书展来分享的作家包括集探险家、攀山家、摄影师于一身的自然书写者,也有童书小说作者、漫画家等。影响国内多代人的作家 Gert Nygårdshaug,在1989年便写下在挪威家喻户晓的《Mengele Zoo》。主角少年 Mino,在南美热带雨林中长大,父亲教他猎捕蝴蝶。一天Mino 村子蒙受灾难被灭,只有他能幸存。Mino 为保护雨林对破坏者展开反击,大家都说主角 Mino 是恐怖分子。主持问 Nygårdshaug,小说里如是激进,也有人说独裁者才能快速改变现状是吗?作家沉思一会儿后开腔,“Mino 认为把资本主义链上的人逐一杀掉、才能把根源消灭。但我相信,当今的现实中,还是要改变政客,改变政策,改变任何制度性的破坏和污染。”

“书写”本身为这议题注入何种新的力量?近年文学都进入更多跨议题、跨知识体系的思考和探索。“客观上我们都知道情况有多糟。但我们的内心没有真的明白。文学或许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另一挪威作家玛雅·伦黛(Maja Lunde)说道。作为气候三部曲的首部,她的小说《蜜蜂的历史》)The History of Bees)平地一声雷,迄今翻译成35种语言,其德语版为全德销售之冠,超越丹·布朗(Dan Brown)等著名畅销作者。《蜜蜂的历史》横跨三个时期(1852、2007、2098)、三地(英国、美国西部、中国)的养蜂人家庭。以大崩塌(The Collapse )前后为界,著墨甚多家庭代际之间的张力,以昭示人和环境被彻㡳改变的关系,及所谓的“未来”——一如许多气候小说的后末日(post-Apocalyse)构想;书中当下现实被毁坏以后重新建立系统,无所希望或还带有希望。这些作品心中感知,呼唤行动,不止道德上内疚或同情,也不只是珍爱其他物种。而是从根本彻底改变人和非人关系的世界观,由人类中心的视角走出来。

2019年法兰克福书展。
2019年法兰克福书展。

道德责任已令人厌倦

英国哲学家提摩西·莫顿(Timothy Morton)说,或许我们正正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道德焦虑之中。在倾倒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dumping mode)下,我们认知这个危机,因而认为有责任要为气候暖化做点什么,却同时又认为一己之力完全无助于改变眼前。万般苦恼,却无助于行动和感受。而世界的终结不是将会、而是经已来临:那不是一桩比喻或警告。他说,实实在在的,世界再没有全然的自然、和工业革命前的生态。他提出“超物件”(hyperobject)的概念,重新了解世界的组成。我们的生活早已被自己制造、或不由我们制造的超物件渗透到生活最幽微的时空,而我们还自以为能以人和可掌握之物去区隔自身和外界。那些超物件甚至可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除了山河,还有气候暖化、塑胶袋、核弹、生命演化⋯⋯有些超物件抽象或庞然至无法掌握形状轮廓和大小,有些超物件停留在地球的时间幅度,我们根本无从看见甚或想像它的诞生和衰亡。他们巨大遥远而不可触,却又如此真实而接近。那是一种崭新的体会——我们面对的再不只被如机器、工厂,或是由那些工厂制造出来的产品,我们制造的“污染物”不再是轻易可握或去除,它们,以至我们自己,已是地球、“自然”的一部分。

近年艺术家以在当代艺术界流行的“沉浸式体验”(immersive experience)来介入关于生态的主题,启动观众多重感官和被无远弗届的“外界物”包围的感受。冰岛艺术家Olafur Eliasson 持续在博物馆模拟或戏仿各种极端气候状态、法国Pierre Huyghe制造了有泥土、水、植物、昆虫、人工智能装置的生态及科技圈,他们自行演化造就了“作品”。“超物件”中心概念之一是反省以至瓦解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那既跟亚洲宗教观佛教有相通之处,而同时也提出人类某程度也是非人,由化学物质组成的赛伯格(Cyborg)。真正不分阶级的、平等的生命,人和其他生命以及非生命随机和必然的“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才是真正的“生态”。那和过往以我道德感召唤跟其他生灵的平等观和同情并不一样。

提摩西·莫顿指出这主体更易的崭新体会,以感受非人物件的物料振动频率形成的陌生感同时又是“共鸣感”(attunement)所造就的——这或许才是玛雅·伦黛所说的、我们要从心去感受的——那是生物性的、感官的,而不是概括的,不是纯粹从思维、象征意义影响内在感受。玛雅·伦黛在《蜜蜂的历史》对养峰人工序的细腻描绘,物种学式的对不同蜂类如何筑巢的的描说,“我令到不少读者从此观察昆虫。看见了它们。”台湾馆今年以“海洋写作”为主题,邀请了夏曼‧蓝波安 (台湾馆应是唯一回应自然主题的亚洲馆)也描划不同鱼种在波涛间跃动的姿态,他是每天在太阳㡳下,自己造船、自己捕鱼、身体体验所结晶的作品。他的身体就是海洋文学。这些作者以文字把体验推至“沉浸”式的极致,然而,却也可能并未走出以人为主体的描绘视角,和已建立的文化象征连结——这可能是文字为主体的创作的限制,又或是生态文学仍有待发展更多元,更前卫地、彻底地省思的模式。

用另一种目光重思右翼极端主义

Twitter正在广传一段视频:书展开放予公众的首天,一个书摊负责人向现场一名记者多番出言侮辱,用手遮挡镜头;警察到来调停。该书摊负责人 Goetz Kubitschek 是德国极右领军人物,自2017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摆摊,每年皆和反右运动者在展场出现冲突,登上新闻头条。他的出版社曾出版畅销书《Finis Germania》(The End of Germany)),《明镜》称该书为“激进右翼,反犹太”。

左右分裂对垒已是欧洲的日常。欧洲经济衰退、大量的移民和难民等原因引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反欧洲”、反移民的情绪高涨。德国作家协会VS在2012年德国新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制造的多宗中欧移民枪杀案后,组织了一些以文学和艺术传扬反极右信息、名为“Votes against Law”的活动计划。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几个德国作家谈自身的移民背景,和阐述德国创作者和平民从来皆源自多民族的历史,而不是欧洲右派所指控的、欧洲近年突然被“回教化”。

201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如约十月举行,这个齐集104国家、7450参展商的国际最大型书展,既是资本流动的交易场,也是世界文化思考趋势的风向标。
201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如约十月举行,这个齐集104国家、7450参展商的国际最大型书展,既是资本流动的交易场,也是世界文化思考趋势的风向标。

在欧洲大陆,极右和反极右的声音同样强烈。但问题是,除了反右,以人文关怀、人性为由反对极端主义,而不去检视极端主义的生成及其他社会因素的结构性关联,它只会是继续以自己的轨迹壮大。书展上一位记者出身的挪威作家Åsne Seierstad也如是说。她的作品尝试走入权力的阴影,暴力的源头,令世界以另一面目呈现。她到过伊拉克、塞尔维亚、阿富汗、切尔诺贝尔,亲身走入灾难、冲突和战争。她反思以欧美为中心、及现代发展主义的社会观、敌我观的世界。她最著名的作品《Bookseller of Kabul》,乃是她在911后不久到阿富汗平民区一个报贩生活三个月,以小说的笔触记录这个因没交出拉登、而美国大举入侵的国家的日常。其中,她观察到社会西化和传统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如何为俄国、塔利班和民主联盟统治这复杂的近代史埋下种子。

我们必须直面那个残暴的源头

“我写屠杀的生还者时语调是温热的,写杀手的经历时不期然变得冰冷。但写书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在编辑的过程中整理温度的落差。”忆起自己的争议作《One of Us:The Story of a Massacre in Norway — And Its Aftermath》,Åsne Seierstad如是说。

2011年,挪威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屠杀事件:乌托亚岛上工党办的夏令营“工人青年团”,69名少年男女及导师被装扮为警察的“反马克思共产主义者”枪杀。而枪杀前两小时这名罪犯在奥斯陆市中心政府大楼发动了汽车炸弹袭击,8人死亡。在这个恐怖小说般的桥段面前,Seierstad决定侦查在这个多年来以低罪案率闻名的和平国度,何以突然出现如此血腥的杀戮——她出席为期一年的每场法庭审讯,搜集所有凶手写过的文字、说过的话、他亲朋的复述。基于所有证词、实据,Seierstad重写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政府当局的制度漏洞、写被害者的生命碎片、幸存者的梦魇;写这个凶手父母的爱情、凶手的成长,和其极右思维的形成。

2019年法兰克福书展。
2019年法兰克福书展。

此书引发甚多争议。它不像其他人文关怀的著作那样,没有陈述、游说反极右的观点,或放大被害者的悲歌。有批评指作者把焦点放在凶手的人生,写其悲剧的童年是为他开脱和过于同情;相比起来,受难者面目模糊。然而,Seierstad询问的是,新纳粹的诞生不正是源于欧洲白人中产社会虚伪的多元文化、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暴力吗?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社会结果孕育出一个个极度孤立的生命。西方所谓自由和实现自我的价值观在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传统的阴影下,演化成被牵制在网络游戏和各种沉溺成瘾的虚拟自我实现里,压抑或愤怒转译出各种独裁思想。所以她要以最接近易地而处的、异常“亲密”的目光重构事件最细微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人生,以图打破对立的、简化、定型他者的现实社会,揭露所谓突然的暴力背后埋藏已久的伏线。当凶手离开爆炸案现场,畅通无阻地前往于特岛进行第二轮杀戮,“他内心得意的冷笑,那些警察一定以为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做的。”

在展场上,我们会见到欧洲小说家们尝试打开结构内的所谓既得利益阶层因挫败而吞噬弱势的缺口,“我们都可以变成他”、“我们都可能是死难者”,这些都不是口号,而可以是事实。尼日利亚作家 Lesley Nneka Arimah 的异托邦短篇《What It Means When a Man Falls From the Sky》把生态危机和难民问题连结到一起。另一位作家 Rowi Hage 的《Cockcroach》则把所有政治正确重新洗牌,移民者深受剥削但也因此将自己的惨痛经历自我异色化(exoticised),而也有当地人在虚伪、所谓优渥的社会中,同样无法立足。Seierstad 向讲座上三百名读者说,她将赴美国,开笔写校园枪击案行凶者和死者。她说,我们从未真正自省、反复走入身处的社会,聆听社会中的他人,了解其思维逻辑。“这大概是今天最急切要做的事情。”

读者评论 1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1. 报道一下本港书商首次出展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