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十九屆四中全會，通向極權主義的治理「現代化」

十月的最後四天，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九屆四中全會）。距離上次三中全會已經二十個月，黨內外、國內外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甚至危機；而距離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只剩三年，政治局常委更迭在即，卻因為派系政治的式微而撲簌迷離。

即便會議召開前夕，無法不讓人想起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夕、「大躍進」失敗後的情勢，「習躍進」在過去二十個月裏遭遇的挫折更引發會前的種種傳聞，但是會議最終卻在閉門四天之後若無其事地結束了，生出一份空洞宂長卻令人瞠目結舌的決議公報。

雖然可能的人事變動，最早需要待明年三月「兩會」期間才會有消息；雖然會後第二天中國司法部就發文要求禁止限制外資企業匯出資金、顯示市場開放立場，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也行將結束。但是基本上，會議結果和會議公報都肯定了習近平過去七年的執政路線，並且全面概括為所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等於確立了習近平個人堪與毛、鄧比肩、各領三十年的歷史地位，奠定了後三十年的基本路線。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轉變呢？其歷史意義和政治意圖，或許形同4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卻代表着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四十年前，鄧小平繼續以周恩來1975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為改革開放的動員目標，而同時，魏京生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即朝向民主的政治現代化。而習近平今天綱領化的所謂治理現代化，不僅以第五現代化之名巧妙地取代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而且完全否定了雖然早被封殺卻始終被知識分子視為希望方向的政治現代化。

在這意義上，以2018年初修憲所代表的「習躍進」可能才剛剛開始。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通過中國特色的集體化和工業化道路來區別於蘇聯模式，那一年的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也修正了兩年前中共八大關於社會主義先進生產關係和落後生產力的基本矛盾總路線，和反對個人崇拜的主張。而十九屆四中全會，似乎通過否定改開路線和確立一個治理現代化體系，同樣否定了十九大上才確立的關於人民美好生活追求和發展不平衡的基本矛盾總路線。

甚而，這種否定，如果追溯到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宣布建國的時刻，那一時刻，若從稍早政治協商會議產生新共和的形式上，不無馬基雅維利時刻的意義，即「共和政體」所謂形成或繼承的時刻，當然也包含劍橋學派波考克（J.G.A. Pocock）所說的這一時刻所帶有的不確定性和引發歷史危機的另一面。這或許才是所謂中國革命所具有的如同美國獨立的某種普世正當性，也曾被共產黨人和進步主義者所信奉。但是，七十年後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卻彷彿一個反馬基雅維利時刻，而更像是一個「司馬光時刻」。

因為，紅色中國政權的維繫也是毛主義的精髓，即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國所指，籍由毛澤東對《資治通鑑》多達據說十七遍的反覆閲讀而代換了。作為毛氏案頭書的《資治通鑑》，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王朝政治當中帝王術的經典，其核心恰是宋神宗所題之「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的「治道」。

只是，在毛時代，所謂治道被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氏「不斷革命」的極權主義運動所掩蓋。相對的，毛後的鄧小平基本不讀書、提倡「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陳雲則主張「不唯上、不唯書」，他們的改革開放路線以儒家的實用主義理性推動了市場威權主義導向的統治方式變化。

而習近平則重新將《資治通鑑》擺上案頭、反覆研讀，隸屬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西苑出版社徑自出版曾經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播出的《姜鵬品讀資治通鑑：帝王教科書》。或許正是憑藉這本並非隱秘的帝王教材，習近平和毛一樣汲取了傳統政治智慧，贏得了黨內鬥爭勝利，並且將「治道」轉為所謂強調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治理現代化，作為從過去七十年的革命-發展到未來三十年治理的基本路線。

以黨的主權取代人民主權，以堅持完善取代改革開放，以治理現代化取代政治現代化，即制度封閉和全面的社會控制取代政治進步，包括代表制度和公民參與。

相對於「馬基雅維利時刻」意義上武裝公民的共同體即共和主義的到來，這或許就是中國的「司馬光時刻」：以帝王術為本，以黨的主權取代人民主權，以堅持完善取代改革開放，以治理現代化取代政治現代化，即制度封閉和全面的社會控制取代政治進步，包括代表制度和公民參與。

其治理，只有人民的名義，而無公民的權利和公民共同體，公民只剩下參與「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並且從屬於國家安全體系的一部分，避免任何福利國家概念而代之以「普惠性、基礎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建設」等等。

理論上，如果我們把政治等同民主，這種取消政治的治理主義自然意味着反民主。 它所處處維護的，是所謂國家安全，代替了此前胡温任內的應急性維穩政策。而這一秩序，也被稱作公安秩序，屬於福柯意義上「治理的藝術」。本來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理論，但是卻被中共拿來充作意識形態和國家政策的中心，也是駭人聽聞。

赤裸裸的國家暴力被精緻化、「藝術化」、科學化，原本生鐵鑄造的現代化「鐵籠」被改造為細密、精緻甚至包覆天鵝絨的「金絲籠」。它的本質，按福柯的解釋，「就是一種個人集合的行為捲入的方式，越來越明顯地，有利於主權的實施。」

這一種始於16世紀末、17世紀上半葉的「統治的藝術」，原本是以所謂塔西陀主義興起並且影響人文主義的方式進入現代，一種與馬基雅維利主義有別的新的治理國家知識，比如霍布斯所說的「國家的理由」。在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誌的政治均衡術發展的同時，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也要求治理的發展強化其內部的暴力統治，比如福柯強調的魁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將經濟或家政引入政治實踐和國家管理，對合理化歐洲國家17世紀以來威懾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國家暴力形態有着歷史性貢獻。

而19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對治理的改造——即如何通過市場、每日誡律及公共教育使人們成為自我約束的代理人——對治理的發展影響至今。

福柯發現，在19世紀邊沁、布萊特等自由主義社會改革家的努力之下，通過引誘個人發展，治理將權力施行建立在「志願」的個人發展目標與政府發展目標的一致基礎上，以此區別於前現代主權下威權加諸個人的情形。 換言之，在治理的意義上，沒有國家與社會的二元論區分；一方面政府不是相對於個人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個人也不是社會之外的主體。同時，治理強調國家、市場、人口等社會領域是異質空間，由權力、控制網絡和抵制戰略構成。政府則是行為操引者，其主權等同於控制技術，即決定性或威權性的權力表達。

在中國，治理主義的興起，當然可將政治學系紛紛轉向治理研究、放棄民主理論為標誌，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顏色革命、新疆與西藏的民族問題、和香港危機的挑戰下，習近平提出的避免蘇聯式崩潰論。

可是，他的應對，是提出防止出現黨內戈爾巴喬夫，以政權崩潰論凝聚黨內共識、集中個人權力；政策層面則繼承胡錦濤和周永康，將公民社會視為潛在威脅，將胡-周的鎮壓政策制度化，全面整肅大學、媒體、NGO、互聯網等領域和知識分子、人權律師、NGO活動分子等公民社會群體；治理層面則全面推行網格化工程，落實登記包括上訪者、精神病患者、吸毒者、刑事前科人員、復轉軍人等不穩定人群在內的數據庫，推廣天網工程為代表的社會監視系統建設，強化線上線下各種聯動機制等等。

在治理現代化的框架下，這些產生於「維穩時代」的應急措施和技術措施被正名，且被系統化，擴展為包括環境、反腐、黨建等領域在內的全面治理，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變化的凝固化或封閉化。

而且，在治理現代化的框架下，這些產生於「維穩時代」的應急措施和技術措施被正名，且被系統化，擴展為包括環境、反腐、黨建等領域在內的全面治理。一如拉克勞所說的霸權的「混凝土」機制，凝結任何社會機體，也就是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變化的凝固化或封閉化。

它所封閉的，是社會，所剷除的，是所有社會中間團體，介於個人和國家之間的第三領域。它所追求的，如法國社會學家雅克·朗西埃的解釋，治理就是去政治化，就是「國內築壘化」，即「無條件要求所有事物回到常態」（一種新常態）。每個人被固定、被分隔其分工和職業、認同和身份、階級與地域的常態化，即分區的制度化和精細化，並伴隨着警察國家或者警察權的擴充。

換言之，最終，葛蘭西意義上政治和文化的霸權都以警察權和警察暴力的形式體現出來，通過直接和間接的、街頭和後台的各種方式干預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同時取消或者限制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可能，也就是社會的封閉或者築壘化，如同我們在新疆或香港所看到的。

在這意義上，完全無法排除過去四個多月香港因為警察暴力氾濫和政治暴力猖獗造成的局勢惡化，系因四中全會上確立治理路線的需要使然。儘管林鄭月娥堅定執行的、也是中央的治理主義路線卻遭遇挫折，卻不妨礙中央政府正在把香港當作反顏色革命的試驗區。在四中全會公報中，無論香港問題還是社會基層治理，國家安全第一的政治目標都浮現其中，顯示中央政權的被顛覆焦慮。

然而，這一切，居然都是以對暴力的精巧使用和掩飾、以福柯的批判性理論為指導，並且堂而皇之寫入黨的中委會決議，無法不令人乍舌。這種敵視公民社會、反社會的治理主義路線的目標顯然在於根本消滅社會，和福柯從他的批判理論出發而呼籲的「保衞社會」完全背道而馳。

因為更重要的，它的政治目標還在於消滅轉型的可能路徑，即其對戈爾巴喬夫和公民社會的雙重警惕所宣示的，從黨內和黨外、從高層和基層、從香港和內地同時消滅可能誘發或者推動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的政治異見力量。

這當然意味着鄧小平以來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大轉型的時代結束。代之以的，是一個朝向極權主義控制和極權主義政治的路徑。

簡單說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體現着主權和政治主體，而且這一主體正是其霸權運作的中介；而人民的主體性，無論怎麼被強調為人民服務都是被虛置的，只留下人民在個體、即公民的意義上被要求按照新版公民道德教育實施綱要一般，被要求遵守服從性的所謂道德，以及體現在領袖身上的人民，作為最高權力象徵；而社會主義法治只是官僚體系和治理暴力的代名詞，無涉權利保障、憲政實施、或者獨立司法、透明程序等等。

若比照天主教或東正教，三者關係中，黨的領導的絕對性自我賦予了聖父地位，人民-領袖則以聖子面目出現，法治-國家擔當聖靈歸屬，三位一體地構成中國的民族主義政黨宗教。這在國慶七十週年慶祝典禮上毛鄧習等畫像儼然以聖像出遊方式抬出遊行，或許算是提前為這一世俗宗教或者政治宗教的詮釋做了預演。

剩下來的問題，當轉型的道路被凍結、當社會和改革被封閉、當社會築壘化日益加強，似乎倒可能出現類似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後的短暫緩和：美蘇兩大陣營內都急切地需要以國際對抗的緩和為條件，在內部加緊實行社會築壘化，鎮壓各自陣營內部的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

也就是在這個時刻，蘇聯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在他1976年出版的《論國家與世界》一書中批評說，因為黨和政府在一切領域的全部壟斷和國家化，蘇聯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應該簡潔地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社會」。

今天，特別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所確立的治理主義路線，也就是治理現代化所指向的，卻是一個基於中產階級政治激進化的右派極權主義國家，酷似德國在1930年代的社會動員和政治激進化。

這大概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社會性質。只是，相較於毛時代無產階級政治的激進化所趨向的左派極權主義運動而言，經過鄧小平時代的威權主義發展，今天特別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所確立的治理主義路線，也就是治理現代化所指向的，卻是一個基於中產階級政治激進化的右派極權主義國家，酷似德國在1930年代的社會動員和政治激進化。

納粹德國被後人批評為意識形態的匱乏，海德格爾在其中竟然算是多少還有一些意思的。而中國今天的意識形態基礎，例如上述三位一體理論，同樣是蒼白的，充滿了司馬光時代的帝王術思想，與不少文人嚮往的哲人王也相去甚遠。

其治理的核心在於，個人如何順從地和諧於國家的目標，而個人的自我局限並非全球化的普遍模式。如同中國的世界工廠模式一般，而不是古希臘以來通過精英個人與社會彼此通過抱負聯繫起來的民主政治。而且這樣的邏輯甚至排斥伊斯蘭社會的宗教學者所扮演的治理中介模式，或者民主社會通過民主參與所實現的多層治理，如何可能與普遍主義的人權觀念相抗衡，遑論與世界主義的例如「傷害一人就是傷害所有人」的簡單邏輯相競爭？

換言之，中共的治理現代化不僅難以接管全球治理體系，更難以在拒絕和封閉轉型道路後避免自身革命的危險，那就是再政治化——由過度警察暴力引發的公民與國家的對峙景觀，隨時可能引發各種抗議運動，直接挑戰警察國家體制和政權的正當性，如同香港在過去四個多月裏進行的抗議運動所展現的。這一抗議運動的興起，實則是治理主義路線的結果，而非其產生的原因。

（白信，時政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