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年有餘，香港深陷於一個惡性循環：特區政府依賴建制與工商界組成的管治聯盟，這管治聯盟輕易向中央伸手討要惠港政策，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缺少改革誘因，自然安於現狀；而特區政府多年來由公務員把持，缺少政治及戰略眼光、因循守舊得過且過，貽誤不少改革良機。香港政經發展多年來停滯不前，產業單一和社會不公的情況毫無改進，大眾日積月累的怨氣在政治改革和普選問題上集中爆發。奈何能夠左右輿論的資本只欲保留政治特權、延續經濟利益，蓄意引導錯誤方向、拖慢改革進程，由是今日香港陷入困局、危機頻現。
房價高企、生意難做，推波助瀾的利益集團昭然若揭；能在提名委員或功能組別中對特區決策有重要影響的，坐穩位置的工商界無可推卻； 雖然工商界及建制派坐擁政治特權；但香港的社會民怨爆發，都總會被北京當局歸咎外國勢力策動、混淆「本土」與「港獨」，甚至推塘教育問題來模糊社會不安實況，致使對港部門信息混亂、錯判局勢，試問取信於北京的本地工商界和建制派真能置身事外嗎？
當前局面總有終結之時，關鍵真不是當下如何盡快「制暴」，而是應當要準確理解當前局面不只是由用肢體抗爭的青年造成，而是有著上百萬的跨階層的香港市民默許和容忍的；一批已經不再寄望政府諮詢制度、議會及政黨、及遊行靜坐可以帶來改變希望的香港市民，他們不一定支持暴力，但明顯都盼望改革來臨。如果對港部門誤判以為「時間站在我們一方」，妄求拖字訣換來「治安」，則絕非根治香港管治問題的長治久安之計。此時此刻，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分岔口上，要破的不僅是當下危機，更應是沉疴已久的政經結構。
工商染指政治決策？
是次修例風波中，往日慣例「保皇」的工商界卻支吾以對、左閃右避；即使表態，也模棱兩可、雨露均霑。在筆者看來，不能指其變心，只是顯露了資本家的本質。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政治取態的兩面討好正是「不忘初心」、趨利避害的表現。無獨有偶，回歸以來但凡觸及工商界根本利益的政策不是無疾而終，便是難以落實到位。董建華的「八萬五」、梁振英的「港人港地」乃至現屆的「明日大嶼」無不觸瞧；唯大興十大基建、取消遺產稅、停止賣地的曾蔭權在任內安然無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