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詩人淮遠：敘事詩和即時詩最適合這個時代

見到香港詩人淮遠，是在今年的台北詩歌節。他的詩利得像短匕，人瘦得像隻筆。倚在咖啡店窗邊，淮遠半個身子消消溶進午後的光線，淡色襯衫配上清淡五官，教人不知該怎麼想像，那麼多異怪與暴烈便是從這樣的人物體內湧出，妥貼收服了數十載文藝青年。然而， 淮遠自己也未嘗不擁有一顆文青之心，他有嚴重的收藏癖，年少時偷書出了名，後來自己出了詩集，僅印不到兩百本便絕跡；他的語言像刀，情緒又似火，火中熊熊燒煉著一顆光燦燦金心，迄今普照著這世間光怪，紅塵陸離。

偷書人的江湖法則

195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在初長成人的過程必定躲避不了1960年代起湧入香港的西方思潮：反越戰與嬉皮（Hippie）成為關鍵詞，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擊出時代節奏，左翼思想擄獲青年之心。而一名出生於1950年代初的香港叛逆少年，浸身於六八學運的浪頭，親見過六七暴動的現場，這些沒有讓少年成為一名典型的左青，也許性情太孤傲，也許心智太敏感，正值高中生年紀的少年淮遠所揣懷捧讀的，並非《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而是一本本薄薄的詩選集。

「中學時，我喜歡讀台灣詩人張默、洛夫、瘂弦編選的詩，像《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等等。我讀書是比較雜亂的，東看西看，當年香港的國文課上，老師教我們讀的都是舊文學，想要接觸現代文學的話，九成都得去書店找書。」步入書店，淮遠從此置身於一個新鮮的大千世界，「1970年代時，香港還有很多小本經營的樓上書店，主要出售中文書，我都看台灣出版的書，到了高中就愛上看國外的攝影集跟畫冊，而這一類的書只在辰衝書店（註：香港老牌英文書店）這種連鎖書店才有，想要但沒錢買呀，所以我高中就開始偷起書來。」

自言偷書頗具專業水準，偷的原則卻頗有幾分俠氣：他從不偷小書店，只偷大書店，「跟現在比起來，以前香港到處都是窮孩子，我雖然喜歡看書，卻真買不起，余光中、夏菁的詩集還可以從圖書館借，但我想要擁有更多的書，想要，就開始偷。」淮遠正經地分析，偷書有實際的理由，也有不實際的原因，「實際的話就是需要書來讀，不實際的原因則是偷書有一種麻癢的刺激感。」讀培正中學時，被寄宿生活給悶壞了的淮遠，隨同學偷溜出校園，跑進百貨公司偷進口罐頭，回到宿舍互相炫耀自家戰果，「壞習慣大概就是那時候養成的。」淮遠笑笑。

換個角度想：少年偷書，其心必愛書，說起當年最常翻的書，除了詩集和小說，淮遠樂樂地指出，在學校宿舍裡，最常晚上不睡覺蒙著棉被偷偷翻閲的則是「小黃書」，其源頗有傳統，是學長留給學弟、一代傳一代而得來。但淮遠推薦年輕讀者必讀者，則是魯迅，「從文學水平和思想高度來看，不論是以前英屬殖民地的香港，還是現在處於動盪時期的香港，魯迅的作品在任何時代都適合年輕人閲讀。我個人比較偏愛《阿Q正傳》，」淮遠指指鼻子，「因為我覺得自己就很阿Q。」

那麼，偷書的癖好是因何喊停的？「大學畢業、進入社會之後，我發現香港的法令規定對於偷竊行為越來越不利，小孩子偷東西頂多會被罵一頓，但成年之後還偷竊就危險了，可能會被抓去關，加上我也開始工作賺錢，所以之後就自己買書，不再偷了。」偷書數載，這名雅賊是否曾失手過？或者，他心中有沒有始終沒得手的夢幻逸品？淮遠很快地答──沒有，「我是有收藏癖的人，玩具、陶瓷、襪子都是收藏品，書只是其中一種，只要我想，就偷得到，就算那本書又厚又重，也從未失手過。在高峰期，我家的藏書超過上千本，現在卻不多於一個書櫃，因為現在買書、讀完了，就轉手送給朋友。以前我一晚上可以讀完一整本書，最近幾年記性越來越不好，一本書今晚看幾頁，明晚看幾頁，結果前一天看的內容都忘光了，一直不斷重新看起，所以覺得自己已經不需要那麼多書了。」詩人此言，頗有斷捨離的意味。

用筆磨刀鋒

詩人瘂弦有言，肥胖是詩人的恥辱。而淮遠必定是遠遠地避免了這項羞恥的，他身材極瘦，瘦得像一隻筆一把匕首，也像他的詩，像磨鋭的刀鋒鑠鑠地亮著利光，人與詩竟是出奇地一致，好比他在1987年自費出版的傳奇性詩集《跳蝨》中，這首同名短詩：

我看見一群跳蝨攀附著風
風說我不想帶著塵埃旅行。

風說得對
事實上跳蝨和塵埃一樣
但牠們說：

我們想你吹掉
我們身上的塵埃。

〈跳蝨〉

又例如〈蝦〉：

做一架鏟泥車
不要做一隻蝦
鏟泥車是坦白的
蝦卻不能捉摸。
一個人有權知道
別人張開雙臂
是要來擁抱他
還是加以兜捕。

事實上，淮遠早年屢獲編輯賞識的作品主要是長詩，從人云頗有超現實主義意味的長詩，趨向《跳蝨》中短刃般一筆見血的短詩，風格由魔魅轉向極簡。這樣的轉折，常有人說他是受1970、1980年代活躍的劇作家邱剛健影響；但更精確地說，是受到邱剛健的翻譯語言影響，而非直承邱詩。「有人說過我寫短詩是因為被邱剛健影響，但其實不太對，1970年代中期，我與邱剛健都翻譯了一些東歐的詩歌，東歐的詩作比較短，風格、語言比較簡潔，當時我把自己翻譯的詩與邱剛健的譯本做比較，發現邱剛健翻得更好，這引導我開始去想像短詩的力量──如果一首詩用很短的字數可以寫就、所表達的力量、意義與一首長詩相等，我們為何不寫短詩？」

淮遠說，詩是精鍊的語言，他相信越精鍊的文字可以表達越豐滿的意義，不過對他而言，長與短之間並無隔閡，「我寫長詩與短詩是同時進行的，我還是強調詩裡的敘事元素，有些詩必須要完整地包含整個故事，這是短詩表達不來的。1990年代我移民去加拿大生活，寫過一首〈拾鹿〉，全詩差不多一百行，可見得我還是有在寫長詩的，只是用的語言比較直白些。」

張愛玲曾說，成名要趁早，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從這段話來看，淮遠確實地符合了張愛玲的高標準──他從中三開始寫詩，作品早早地發表在《蕉風》、《當代文藝》上；從《學生週報》開始啟用淮遠之名；中五時就成為當年頗具代表性的地下刊物《70年代雙週刊》編輯。淮遠的文學之路開始得非常早熟而響亮，「以前有人說我的長詩是超現實主義，但我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是超現實主義？年輕時我讀余光中、夏菁，我相信這兩位詩人對年輕寫作者有一定的啟蒙作用，後來我喜歡洛夫與商禽，他們也是超現實主義的代表。」 淮遠還透露，寫長詩還有一項相當實際的考量，「我也考慮到稿費呀，當年《學生週報》的稿費是一行行地計算，寫越長稿費越多，再來，一首長詩可以佔據報紙的全版，好威風的！」

詩成為即戰力的時代

成長於社會運動精神強烈的1960年代，中三時曾親見六七暴動的現場，中五時出任《70年代雙週刊》最年輕的編輯，年少時所生活的香港對淮遠來說，猶如一座巨大的遊戲場，少年於其中漫遊放歌，在高樓叢林間尋找自我的落錨點。「六七暴動給我唯一的感覺是危險，街上到處都是土製炸彈，但又覺得有趣，放學後去彌敦道看警察拆炸彈，年輕時不知道嚴重性，對與錯的價值觀還沒建立起來，倒是加入《70年代雙週刊》之後，思想、身體都有某種長大成熟的感覺。當時美國文化相當風行，我不喜歡上課，想法又偏激，可以說是個憤怒青年，這代表我也是反建制派的，直到《70年代雙週刊》讓我開始接觸無政府主義、反共思想等等，很接近我本來的想法。」

懷遠回憶道，少年時所經驗過的社會抗爭主要有兩項：1970年代在香港發生的中文運動與保釣運動，但當年的運動性質與如今的黃雨傘革命、反送中抗爭有相當的差異，「為什麼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參加抗爭便視死如歸？我認為最大的分別是切身感。爭取保釣，比較像心懷浪漫的革命者，所爭取的目標與實際切身利益是有距離的。但現在的香港年輕人覺得自己一無所有了，香港的經濟也看不見未來，已經買不起房子了，若連自由和民主也失去的話，那就真正是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反送中運動，淮遠的詩產量陡然暴漲，包括在抗爭剛展開的六月所寫下的〈記你老母頌（聞六一二大遊行記者被警察推搡辱罵）〉、〈遲八日的悼詩——悼跳樓的黃袍抗爭者〉，記抗爭百日的〈百日哭〉，以及淮遠個人臉書上，幾乎以每日一首的頻率，為抗爭群眾寫詩，但早在1970年代，年輕的淮遠便寫下〈沒有體育精神的人〉：

公證人叫預備
我們靜待哨子的聲言
我看見下面的海洋
被分為兩截
一左一右
我們將落在中間
⋯⋯

公證人一聲哨子
我們躍下去
我看見每一層的窗
都敞開著
裏面的人
都擱下了工作
⋯⋯

但這時候我忽然想到
我不該繼續下去。
這並不是我認為
調劑一下緊張的都市生活
有甚麼不對
⋯⋯

而是
即使我一馬當先降落到終點
勝利的也不會是我
勝利將只屬於主辦人
和觀眾
連同那個
對我微笑的
女郎
⋯⋯

這首篇幅頗長的詩作中，詩人設計了一場荒誕的跳樓比賽，藉此指涉香港人的生存困局，以及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路可去（只能從高樓躍下）與無理可喻，「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產量很少的詩人，但因為反送中運動，我在網路（臉書）上產量爆發，寫了很多以敘事為主軸的詩，在現今這個時代，大家在臉書寫作或者即時發文，都有紀錄社會現實的作用，我覺得這樣的形式恰好可以記錄每個人的所見所聞和所經歷的事件，把被社會遺落的細節呈現出來，所以敘事詩和即時詩最是適合這個時代，力量甚至大過於抒情詩。」

淮遠說，這一代的香港寫作者能發揮的社會作用很有限，因為讀者太少，文學場子太冷，「我想可能台灣的情況比較好些，香港的文學讀者很少的，以魯迅來說，不要談甚麼承繼魯迅精神，現在的創作者連學到魯迅的一半也很困難了，魯迅是超越時代的文人，可以影響好幾世代的讀者，但現在的寫作者要影響當代都是個大難題。我們放眼中港台三地，香港對文學相對地最不重視，中國大陸則有審查機制，文學的社會作用也是有限的，我認為台灣反而是最能發揮文學的社會影響力的地方。」

淮遠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形容眼前香港所面臨的現實，一樣可以套用到寫作者身上，「我想大家主要該寫好各自的作品，努力地大膽地去發展自己，只要夠勇敢、願意發聲，一定有人能夠聽到你的聲音，但同時不該太在乎有多少人響應或按讚，總之，寫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