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端X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重讀訪談紀錄,對照當下時局,深深感到學校處境之難,比起雨傘運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題目,原來歷久常新。


2019年9月19日,一名女生在沙田城門河的中學聯校人鏈活動中,用貼紙貼在自己右眼上。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9月19日,一名女生在沙田城門河的中學聯校人鏈活動中,用貼紙貼在自己右眼上。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按】: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教育」常常成為港府及中央的批評對象,大中小學生關注甚至參與社會運動,也成為一些家長擔心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段崇智與學生的幾次對話及其後發表的校長信,在本港固然受到歡迎,但也引來了內地官媒《人民日報》的抨擊,校園、校長、學生——為人師表者及學習者,總是要經受關於「政治化」的質問和考驗。

「政治」的本質、「教育」的本質究竟為何——這些問題或許要多回到幾本書中去找尋答案,但是當我們把目光從理念轉回到實際的教育過程、校園生活中時,則能更細緻地發現其中的張力。學校真的沒有做夠嗎?學生沒有顧及學校嗎?學生沒有自己的思考嗎?老師及校長沒有秉持中立嗎?如此多的疑問,被淹沒在一句「教育有問題」的籠統指責下,實在可惜。本文是香港傳播學者朱順慈基於雨傘運動之後做的研究改寫而成,回應今日,仍有餘音。

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獨家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將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請關注。

九月開學以來,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學生有增無減。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計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滿18歲。禁蒙面法實施後首個周末,被捕百餘人,六成在學。如何理解現況?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問題」解說,至於具體哪裡出問題,就各有各的說法。首任特首董建華當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後直認通識教育失敗;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認為錯不在通識,反而社交媒體影響更大;現任教育局長楊潤雄說,家長和社會的角色同樣重要,未來會加強家長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舉凡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總有人提出加強某方面的教育來解決。未婚懷孕個案多了?我們需要與時並進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觀念薄弱?是時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輕人要學習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識。語文水平下降?資訊科技追不上?幾乎所有問題都關學校事,都應該開一科,只要加人手、撥資源,問題便迎刃而解。到問題解決不了,怪罪起來,學校又首當其衝。每次聽人批評學校諸多不濟,我都不確定大家責備「學校」時,腦裡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長、老師和學生,還是盤根錯節的架構和層級。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罵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無視體制內各種利害和張力。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是否應更公道些,先別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蘭學術休假,每天醒著的時間都在網上追新聞。10月,黃之鋒登上《時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聲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為專題,內文提及「青年震盪」(Youthquake),這比喻固然生動貼切,我卻隨即想到,佔領現場雖不缺中學生身影,但學校依然是最多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要說這是一場震盪,在漫長的七十九天,學校裡頭出現過什麼樣的震盪,他們如何面對?當時我一直留意為數不少的中學政改關注組,他們組織各種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大至罷課,小至派發黃絲帶,抗議行動不時見報,報道重點往往落在校方和學生的「衝突」。我搜集相關報道,整理了一個學校名單,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間中學同意,讓我分別訪問他們的校長和該校的政改關注組負責學生,嘗試還原「衝突」背後的故事,了解本來的規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結果於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發表。(註1)

五年過去。重讀訪談紀錄,對照當下時局,深深感到學校處境之難,比起雨傘運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題目,原來歷久常新。

2014年10月25日,大學的畢業生於雨傘運動金鐘佔領區合影。

2014年10月25日,大學的畢業生於雨傘運動金鐘佔領區合影。攝:Sam Tsa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政治介入校園」

例如,「政治不應介入校園」。

如果可以選擇,我相信絕大多數校長老師都不希望把政治爭議帶進學校。這心態非香港獨有,曾有美國學者訪問任教社會科(Social Studies)的老師,請他們列出「安全」和「禁忌」題目,結果發現,雖然不少教育改革者建議在課堂引入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身在最前線的老師卻最為避忌,對於那些會牽動強烈情緒的社會事件和涉及學生背景的討論,尤其步步為營。(註2)

官方制訂課程時往往另有考量。以公民教育為例,早在1953年,香港中學已有「公民科」(Civics),不過,正如本地學者莫禮時和陳嘉琪指出(註3),在1945年至1965年間,因為香港學校大多「不提政治」 (apolitical),公民科內容平鋪直敘。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1985年當局發出「公民教育指引」,1987年新開了「政府與公共事務」(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1996年,回歸前一年,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出爐,明言在政治過渡期,公民應發展新的國民身分,積極參與和貢獻香港。學者阮衛華等就公民教育的興衰寫過不少文章,單單爬梳文獻,也感受到風向不定,從「去政治化」、「政治化」到「再去政治化」,回歸後, 公民教育與德育和國民教育並置,原本定位相當清晰的公民教育如入泥潭。(註4)

教育當局有他們的盤算,但一般人顧名思義,公民教育首重培育良好公民。至於何謂良好公民,不同社會文化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而言,我們會覺得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總好過漠不關心,例如多讀報關心時事,通過不同途徑表達意見,行使公民權利,同時盡己所能貢獻社會等等。1986年,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公益廣告就鼓勵大家關心社會,坐言起行。。但知道是一回事,實行是另一回事,不必說到投身社運,要在學校實踐相關理念亦不容易。研究公民教育的謝均才分析,學校身負監護人之責,加上各種規章和機構文化,學校難免帶有「威權」色彩,要帶頭推行民主教育實屬「不可能的任務」。(註5)

長篇大論講公民教育的前世今生,無非想提醒大家,政治不政治,學校其實很被動。我甚至懷疑,歷史使然,香港大多數學校寧可置身政事之外。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天下太平時, 即使課程文件訂好目標,每間學校有自己達成的路徑,尚有自主空間,不過當爭議臨門,文件上那些令人嚮往的理念,有學生付諸實行,立刻成了學校要嚴肅回應的教育問題。

2019年9月2日,旺角警局外集結一群示威者。

2019年9月2日,旺角警局外集結一群示威者。攝:陳焯煇/端傳媒

「煽動無知學生」

例如,為了表達政治訴求,有學生發動全校罷課。

2015年1月,雨傘運動剛結束,我訪問了四所中學的政改關注組的主要成員。A和B校的關注組人數較多,但也不超過十人,C和D校的關注組,分別只有兩三人。他們開學後已開始宣傳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發起的中學生罷課,校內反應冷淡。在臉書成立了專頁,讚好的多是畢了業的校友和記者,同校同學很少,亦不會回應帖文。關注組認為這是因為中學生每天上學就會碰面,不需要在社交媒體接收關於校內活動的訊息,於是他們改用其他較「傳統」的方法,印傳單,貼海報,製作貼紙和橫幅,派發黃絲帶。費盡氣力動員同學參加罷課,效果不彰,事後回想仍會為同學的冷漠氣餒。9月28日,警方在金鐘施放87枚催淚彈後,情勢卻忽然逆轉。A 校學生領袖說: 「928後整件事不同了,我不再需要做宣傳,原來要搞到這麼大,大家才會關注。」

這裡並沒有低估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的意思,但太強調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社群的作用,會忽略了不同媒體在特定環境中的功能和限制。在相對封閉的學校,適宜直接溝通,互相說服,C校同學當時讀中三,他發現與其直接跟人辯論有傷和氣,還不如輕輕鬆鬆說個笑話:「想人聽自己的觀點,面對面說,好過在網上自說自話。」同理,校長跟學生商量行動,唯有閉門面談方能坦然說出顧慮,陳述各種利害,爭取學生認同他們心目中更合適的做法。成人認定年輕人都喜歡上網,以為在社交媒體開戶口設專頁可以拉近距離,其實真正有效的對話,不見得必須直播和廣傳天下。

話雖如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確實大大衝擊學校教育。B校同學說,他本來不知道佔領運動的背景,直至坊間熱烈討論,他上網搜尋相關新聞後,覺得應該好好讀一讀基本法,結果找來認真看了。對年輕人來說,互聯網是超大型圖書館和記憶倉庫,除非你真的什麼也不感興趣,不然你總找到門路學習,從中建立自己的看法。這些關注組同學在臉書上有很多朋友,當中不乏政治和社運人物,比起其他同學,他們不但有更多接收資訊的渠道,亦會聽到看到不同的意見,陳智達研究反國教運動中學生領袖在社交媒體上的連結模式,社交媒體擴闊年輕人視野,可說是一種另類公民教育。(註6)當眼界開了,想要坐言起行,有些同學選擇從自己的學校開始。

2014年10月23,在金鐘佔領區的學生吃晚餐並在學習區與老師聊天。

2014年10月23,在金鐘佔領區的學生吃晚餐並在學習區與老師聊天。攝: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程序/政治中立/教育專業」

雨傘運動期間,有些行動被「推上報」,焦點有時是「校方打壓」,有時是「校方縱容」,視乎報道的是哪個媒體。單看文字,會以為彼時學校如戰場,雙方對立,關係緊張,訪談後我發現兩方角力是有的,但大多和氣收場。為保密受訪者身份,本文不會交代具體細節,四個個案的共通點是學生發起了抗議行動,校方處理手法引起外間爭論。 我分別訪問校長和相關學生,請他們重述事件經過。兩方面敘述的事實重點相同,過程中的考慮和感受卻有不同演繹。對校長來說,傳媒訪問,可免則免,D校長明言最怕媒體斷章取義。A校長認為「越低調越做到事」,校名一旦出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不但不同立場的校友和家長有意見,辦學團體、教育當局、其他團體,以至社區坊眾,都會加倍留意學校的動態。

訪談中,校長們說得最多的就是「程序」、「政治中立」和「教育專業」。除了C校,其他校長一知道學生發起行動,都立即約學生面談。C校關注組只有兩人,發起人電郵校長,查詢罷課會否被罰,校長從來沒有回覆。我問校長為什麼不回應同學,他說關注組的成立不符合學生組織的程序,既然違反民主原則在先,他認為無需理會。

學校本來就有很多「既定程序」,譬如事事要有家長同意,所以學生罷課要呈上家長信。平日使用壁報板都要事先申請,更不用說掛直幡橫額、派發具象徵意義的黃絲帶黑絲帶、印上政治訴求的傳單了。有學生代表說,不是沒有想過不與校方協商,直接行動,但想到校長並非針對對象,一來不想令他們或老師難做,二來也會顧慮行動帶來的後果,最終還是願意先面談商議。

商談中,有校長指出,根據教育規例,學校不得派發含政治訊息的宣傳品,建議同學在校門外派,或者索性不要派,由同學決定是否取閱。校長強調政治中立,主動派發有推動的意味,任人索取就沒有問題。有學生想在校內掛上直幡,上書「我要真普選」,校長認為這是直接的宣示,不中立,最終說服同學改用提問的方式,結果同學寫了一句用問號終結的問句。另一間中學,學生想在班房外貼上爭取普選的標語,校長說,不同班級可能有不同觀點,標語可以貼在室內,卻不能貼在班房門外或走廊上。同理,學校位處社區,要顧及不同政見的人的看法,不宜在外人看到的地方展示任何立場。

校長們小心翼翼,力求在政治風暴中為學校保持中立的形象。有學生形容這是校長的心計,通過程序和討論令他們的行動趨向溫和。從校長的角度,他們在實踐教育專業,秉承教育原則,既要真誠聆聽學生的心聲,亦要把握教與學的機會,在關鍵時刻讓學生學習如何理解正反觀點、表達意見、與人協商。

忽爾五年

五年前,連登還未面世,臉書仍然流行,直播風潮未成,自媒體早已出現,但來到今天,數目更多,影響更廣,與此同時,傳統媒體公信力繼續受挑戰,而網絡流言和假消息不絕。年輕人在接收資訊和連結其他社群的途徑和能力隨之改變,不論是線上線下,關心社會、坐言起行的學生所領受的「公民教育」何止一種?

五年前,87枚催淚彈叫本來反應冷淡的學生參與罷課,如今,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水砲車變得「平常」,而投訴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聲音響徹雲霄,凡此種種,對莘莘學子造成怎樣的心理衝擊甚或傷害?

五年前訪問的學生,有人已經大學畢業,校長相信亦屆退休之齡了。現在回想,非常感謝他們在那個仍然不安的時刻跟我細說雨傘期間的掙扎,讓我有機會反思許多關於教育的假設,包括公民教育的理想和現實,社交媒體的威力,代際矛盾和衝突,而直到這一刻,我仍然記得我訪問過的校長和老師,不論個人政見,總顧念學生在大時代的安危,寄望他們在困難的處境下仍會好好學習。

五年前,我以為這是所有關心下一代的人合該有的共同信念。今天,程序和制度崩壞,學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要守住教育專業,更需要把問題好好細說,更不能任人借一句「教育出了問題」便搪塞過去。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1、Chu, D. (2018). Media Use and Protest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Umbrella Movement Within Hong Kong Schools. Social Media + Society, January – March, 2018: 1-11.
2、Evans, R., Avery, P., & Pederson, P. (2000). Taboo Topics: Cultural Restraint on Teaching Social Issues. The Clearing House,73(5), 295-302.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30189601
3、Morris, P., & Chan, K.K. (1997). The Hong Kong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oliticisation, contextualization and symbolic ac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332, 247-264.
4、Yuen, T.W.W. (2016). Civic education Stuck in a Quagmi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iv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Citizenship, Social and Economics Education, Vol. 15 (2), 69-82.
5、Tse, T.K.C. (2000). Mission impossible: A reconsideration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school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eory, 22, 39-55.
6、 Chan, C. (2013). Young activists and the anti-patriotic education movement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Some insights from Twitter. Citizenship, Social and Economics Education, 12, 14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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